從文獻記載看，北宋君主召見臣僚的地點至少還包括如下幾處：其一、後苑，其地位於宮城西北角，本為君主閒暇遊玩之所，但君主有時也在此召對臣僚。如《國老談苑》載，太祖曾於暑月在後苑納涼，召竇儀前來商議處分邊事。後苑側近有迎陽門，也是君主用以召對臣僚的地點。仁宗時，就曾在此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史等，令其條上“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豫、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奸盜亂俗及所以防微杜漸之策”。
其二、天章等諸閣，其位置處於宮城西南偏北，接近東西大街。其設置初衷是收藏諸帝的御書，但也會臨時被君主用於延訪臣僚。慶曆新政之前，仁宗曾開天章閣，令范仲淹等條陳時政及改革措施，此為治史者所熟知。神宗時，沈括在出使遼國進行劃界交涉之前，“閱案牘，得契丹頃歲始議地畔書，指古長城為分，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是日百司皆出沐，上開天章閣門，召對資政殿。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則天章閣門也可成為臣僚出入禁中的一個通道。
其三、福寧殿，位置在垂拱殿後，是皇帝的寢殿。正常情況下，皇帝是不會在此與臣僚討論政務的，但在特殊情況下，也會在此召見宰輔等近臣。如欽宗初年，為商議應對金人之策，就在進膳之後，召對李綱於福寧殿。此外，滋福殿、承明殿（即延和殿）等，也會成為召對的地點。從具體的位置上看，這些殿、閣，與內東門小殿是不同的，但就整體而言，這些地點與內東門小殿一樣，都不是正式的禮儀、朝會場合，而帶有君主的“私人”色彩。可以說，出於皇帝與臣僚進行交流溝通的需要，北宋宮廷中的天子私人空間，也承擔著不可忽視的政治功能。
就臣僚一方而言，內廷中的常規視朝活動，固然是其與皇帝進行政治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但有的時候，臣僚亦會採用前往內東門請對的非常規方式。《長編》載“榮王元儼宮火，自三鼓至翊日亭午乃止。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秘閣。是日，上為信都郡王德彛制服發哀。群臣進名奉慰，不及成禮。王旦等請對於內東門之便殿。”真宗遂在此殿與王旦商議了應對火災之策。當時一方面處於宗室喪禮期間，另一方面又面臨宮中火災的嚴峻問題，若按常規程序，經由閤門入內見皇帝，既於禮制不盡相符，又頗顯迂迴，故王旦等選擇了赴內東門請對這一特殊而便捷的方式。
臣僚赴內東門請對，並不總是能取得成功。仁宗明道二年（1033）“（呂）夷簡將廢后，奏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請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怪閤門不受章奏，遣吏詗之，始知其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為奏。道輔欲自宣祐門入趨內東門。宣祐監門宦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令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即是一例。
孔道輔等人，在得知郭後被廢的消息後，首先詣閤門請對，這是作為“在京百司”的臺諫官員按制度所應有的通進權力。但這種制度性的權力，並不十分可靠，特別是當皇帝和宰相已經作出決策，不希望其它人員參與時，完全能夠令閤門不為奏請，從而阻斷這一常規的通進渠道。此時，對於孔道輔等人而言，要想將自己的意見入奏，就只能另尋其它渠道。往內東門請對，便是選擇之一。而且，內東門距離皇帝的正寢殿福寧殿並不遙遠，此處若有動靜，皇帝在內廷也是很容易知曉的。
因此，孔道輔、范仲淹等臺諫若能成功到達內東門，即便不能立即得到召對，亦可通過諸如“拊門環大呼”或“論辯喧譁”等方式對皇帝直接施加壓力，激使其接受自己的奏陳。當然，對於外廷官員而言，前往內東門的途徑中，亦非全無障礙，如前文所言，入內東門，往往必經宣祐門，能否通過這道關口，是能否順利到達內東門的關鍵。仁宗正是通過關閉宣祐門，阻擋了臺諫官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使自己處於直接面對“伏闕請對”的不利境地。可以看出，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皇帝、宰輔、臺諫三方，圍繞著不同的通進渠道，進行了一次博弈，而這次博弈，又與整個宮廷的建築佈局和不同宮門的位置，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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