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记载看，北宋君主召见臣僚的地点至少还包括如下几处：其一、后苑，其地位于宫城西北角，本为君主闲暇游玩之所，但君主有时也在此召对臣僚。如《国老谈苑》载，太祖曾于暑月在后苑纳凉，召窦仪前来商议处分边事。后苑侧近有迎阳门，也是君主用以召对臣僚的地点。仁宗时，就曾在此召知制诰、待制、谏官、御史等，令其条上“朝政得失、兵农要务、边防备豫、将帅能否、财赋利害、钱法是非、与夫谗人害政、奸盗乱俗及所以防微杜渐之策”。
其二、天章等诸阁，其位置处于宫城西南偏北，接近东西大街。其设置初衷是收藏诸帝的御书，但也会临时被君主用于延访臣僚。庆历新政之前，仁宗曾开天章阁，令范仲淹等条陈时政及改革措施，此为治史者所熟知。神宗时，沈括在出使辽国进行划界交涉之前，“阅案牍，得契丹顷岁始议地畔书，指古长城为分，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表论之。是日百司皆出沐，上开天章阁门，召对资政殿。喜愕，谓括曰：‘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则天章阁门也可成为臣僚出入禁中的一个通道。
其三、福宁殿，位置在垂拱殿后，是皇帝的寝殿。正常情况下，皇帝是不会在此与臣僚讨论政务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在此召见宰辅等近臣。如钦宗初年，为商议应对金人之策，就在进膳之后，召对李纲于福宁殿。此外，滋福殿、承明殿（即延和殿）等，也会成为召对的地点。从具体的位置上看，这些殿、阁，与内东门小殿是不同的，但就整体而言，这些地点与内东门小殿一样，都不是正式的礼仪、朝会场合，而带有君主的“私人”色彩。可以说，出于皇帝与臣僚进行交流沟通的需要，北宋宫廷中的天子私人空间，也承担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功能。
就臣僚一方而言，内廷中的常规视朝活动，固然是其与皇帝进行政治交流的最主要方式，但有的时候，臣僚亦会采用前往内东门请对的非常规方式。《长编》载“荣王元俨宫火，自三鼓至翊日亭午乃止。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是日，上为信都郡王德彛制服发哀。群臣进名奉慰，不及成礼。王旦等请对于内东门之便殿。”真宗遂在此殿与王旦商议了应对火灾之策。当时一方面处于宗室丧礼期间，另一方面又面临宫中火灾的严峻问题，若按常规程序，经由閤门入内见皇帝，既于礼制不尽相符，又颇显迂回，故王旦等选择了赴内东门请对这一特殊而便捷的方式。
臣僚赴内东门请对，并不总是能取得成功。仁宗明道二年（1033）“（吕）夷简将废后，奏请敕有司无得受台谏章奏。十二月乙卯，称皇后请入道，赐号净妃，居别宫。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孔道辅，怪閤门不受章奏，遣吏诇之，始知其事，未降诏书，丙辰，与范仲淹帅诸台谏，诣閤门请对。閤门不为奏。道辅欲自宣祐门入趋内东门。宣祐监门宦者阖扉拒之。道辅拊门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我曹入谏！’宦者奏之。须臾，有旨令台谏欲有所言，宜诣中书附奏。”即是一例。
孔道辅等人，在得知郭后被废的消息后，首先诣閤门请对，这是作为“在京百司”的台谏官员按制度所应有的通进权力。但这种制度性的权力，并不十分可靠，特别是当皇帝和宰相已经作出决策，不希望其它人员参与时，完全能够令閤门不为奏请，从而阻断这一常规的通进渠道。此时，对于孔道辅等人而言，要想将自己的意见入奏，就只能另寻其它渠道。往内东门请对，便是选择之一。而且，内东门距离皇帝的正寝殿福宁殿并不遥远，此处若有动静，皇帝在内廷也是很容易知晓的。
因此，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若能成功到达内东门，即便不能立即得到召对，亦可通过诸如“拊门环大呼”或“论辩喧哗”等方式对皇帝直接施加压力，激使其接受自己的奏陈。当然，对于外廷官员而言，前往内东门的途径中，亦非全无障碍，如前文所言，入内东门，往往必经宣祐门，能否通过这道关口，是能否顺利到达内东门的关键。仁宗正是通过关闭宣祐门，阻挡了台谏官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使自己处于直接面对“伏阙请对”的不利境地。可以看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皇帝、宰辅、台谏三方，围绕着不同的通进渠道，进行了一次博弈，而这次博弈，又与整个宫廷的建筑布局和不同宫门的位置，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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