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聖范蠡六大成功法則，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看！

作為集儒、道、兵、商各家思想之大成者，商聖范蠡是春秋時代一位“思通道化，策謀奇妙”傳人。他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史記》稱其“三徙成名於天下也”，是與張良同類的謀略家，後人多以其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而譽之，尤其是其獨具一格的經濟謀略，使他被後人稱譽為中華儒商之聖，堪稱治國之良臣、兵家之奇才、商界之聖人。

雖然范蠡所處的是距今兩千多年的時代，社會環境、經濟環境，甚至是價值取向和當今社會都不盡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質與精闢獨到的思想，還是值得我們今天人學習的。下面我們就一起走近范蠡，瞭解一代“商聖”范蠡的傳奇人生與其行於道而高於技的六大成功法則。

一、重視農耕，主張農商俱利

農者乃天下之大本，重農耕，是國家穩定、建設、發展的根本。在當時作為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范蠡，其經濟思想中自然將農耕地位置於首要之處。范蠡認為:“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因此，他特別提出要遵循農時，注重農業生產的“四生”“四死”，即遵循一年四季之運行規律來安排農事。

范蠡說：“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春種八谷，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敷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知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

范蠡認為，只有重視農耕生產，並大量儲備糧食，才能保證國家的富強與勢力的拓展，這從戰略意義上揭示了糧食生產與儲備的重要性。據《越絕書》記載，勾踐回到越國後，時刻不忘復仇，召謀臣計然、范蠡問策，范蠡提出:“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谷。故民眾則主安，谷多則兵強。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十年生聚”的事實證明範蠡重視農耕的經濟思想的確富有遠見卓識。

然而，范蠡的高明之處還在於重農而不輕商，他提出的“三八”價格、農商俱利的觀點是睿智的。他說: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范蠡的意思很清楚，農民與商人的利益要平衡，都不能受到損害，否則，就會對國家的財政收入產生極大的影響。最好的辦法就是由政府把糧食價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間，使農民和商人同時獲利，這反映了范蠡強調重農而不輕商的治世理政思想，體現了范蠡睿智的眼光，在當時具有先進性。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主張農、工、商、虞並駕齊驅，各致其用。范蠡注重實行“善平糶”的政策，認識到保證糧食價格平穩與社會安定、國家富強的重大關係，同時也說明當時重視農耕而農商俱利是治國安民的頭等大事。

二、天地圜道，把握經濟循環週期運動規律

《呂氏春秋》說:“日夜一週，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所謂“圜道”，即天道，即宇宙自然運行之常道;《圜道篇》中所說的時間中的日夜、寒暑、四時有其自然的循環，這就是圜道。其實，早在春秋時代范蠡就已通過對天時、節氣隨“陰”“陽”運動而變化的觀察，認識到商業活動的興衰也有其週而復始的循環規律。“度如環無有端，週迴如循環，未始有極。”范蠡明於陰陽五行，認為凡世間之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原於陰陽”。

《史記·貨殖列傳》雲: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太陰即木星，每十二年繞天空運行一週，木星運行至酉是歲在金，為“穰”，即大豐收年;再運行六年至卯，是歲在木，為“飢”，即饑荒年;運行至子，是歲在水，為“毀”，即大荒年;再經過六年至午，是歲在火，又為旱年:這就是所謂六年一穰、六年一旱、十二年一大飢的循環。

儘管這種以天文學為基礎的農業經濟循環理論並非十分符合科學規律，但范蠡能把社會經濟現象作為一個整體去把握，承認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規律可循，卻為我們認識、掌握這一規律提供了依據。如范蠡對物之貴賤的觀點——“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精闢地揭示了商品價格與市場需求之間的平衡關係，商品價格上漲，生產者們就會將資源集中到這裡，供給自然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供大於求，價格則會大跌，反之亦如此。

三、反向投資，待機而動

基於“天地圜道”的哲學思想，范蠡生髮出了反向投資的經濟學理論。他認為世間萬物運動不出陰陽兩極，由陰陽兩種屬性的因素集合，共同主導作用事物運動變化。

在商業上，商品的價值是由其供給和需求來決定的，社會的供求關係也屬於“陰”“陽”關係，“陰”“陽”的力量對比及其綜合作用，總是處於變化之中，所謂“一貴一賤，極而復反”，即是供求關係變化的規律。投資則需要視供求關係的消漲變化待機而動，即所謂“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貨物“無敢居貴”，意思是說物價貴到極限就要象糞土一樣拋出，而對低到極限的要象珍珠一樣買進，而資本要像水一樣流動，貨物不能處貴不售。這就決定了范蠡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的經營策略。

其實，范蠡的經營策略源於其師計然的觀念: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

世間萬物由於各有其互相供養、依賴的關係，只有各得其所，才能得到平衡、轉化、再平衡、再轉化，從而也形成了興衰生滅的週期。商業投資亦如此。不同的行業與不同類型的市場，都有不同的發展週期，綜合利用這種發展、變化的週期，就可以平衡局部單一市場週期的風險，從而實現利潤源源不絕的經濟效益。范蠡不僅在當時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反向投資、待機而動的理論的正確性，當代許多成功的商業經營者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其高明的經濟智慧。

四、講究天人合一，注重選擇優良環境

“天人合一”本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根本觀念之一，“天”代表自然，“天人合一”即為天人一致，天人相通。要達到天人合一，必須順其自然，注重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自我的利害關係。

就商業而言，充分發揮自然環境的優勢，以求最好的經濟效益，也是一種經濟智慧的體現。范蠡離開越國後，之所以選擇齊地，與齊地的地理環境是分不開的。《史記·貨殖列傳》稱:“齊地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采布帛魚鹽。”齊地具有良好的從事生產的條件，范蠡帶領全家人，“耕於海畔，苦身戮力”，多種經營，“父子治產，居無幾何，治產數十萬”。就在他發家致富後，“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

范蠡的人生如日中天，此也正是危險潛伏的所在，即《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謂也。迫於政治上的考量，同時也對所處社會環境進行考量，范蠡又一身布衣，舉家遷徙至山東定陶。定陶也是經商的極佳之地。此處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是商品交易極為便利之地，范蠡“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經過幾年的經營，積資甚巨，又成為有名的富商。

《國語·越語下》記載有范蠡與越王勾踐的一段對話: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地，節事者與人。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

“持盈”“定傾”“節事”是處理好國家大事的三原則。“持盈”，是運用於形勢大好時的原則，保持“持盈”狀態而不至於走向衰敗;“定傾”，是運用於形勢處於危機狀態的原則，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也;“節事”，是運用於轉危為安、轉敗為勝的原則，運用於積蓄實力，以待將來。

范蠡將此三點與天、地、人結合而論，“不溢”“不驕”“不矜”，顯然是針對越王想要進攻吳國而給以告誡。越王勾踐當時沒有聽從范蠡之言，結果伐吳不勝而悔過，最後聽從范蠡之言，在天時、地利、人事都已齊備後，一舉滅吳，事實使勾踐不得不折服於范蠡的智慧:“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

范蠡後又將政治上的成功經驗轉為經商之道，於齊和陶，均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功，成為注重天人合一，充分利用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自我的關係而獲得良好經濟效益的範例。

五、善於積蓄，“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

范蠡和計然輔佐勾踐，並向他講打仗與經商的道理:要打仗，就要從各方面做好準備，知道貨物何時需用，才懂得貨物的價值。只有把“時間”和“運用”關係搞清楚並且準確掌握關節點，那麼各種貨物的供需情況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要合理地貯存商品，加速資金週轉，保證貨物質量。於是“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從治國、治軍、治家諸方面成功總結出積蓄理論:

——論治國: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

——論治軍:興師者，必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

——論治家: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

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是戰爭還是生產，都離不開應有的積蓄儲備。當然，積蓄是建立在生產基礎之上的，沒有生產，積蓄便是無本之木，無水之源。這個生產，不是要“君自耕，夫人自織”那樣去親身操作，竭於用力，而是要通悉財貨的源流，任賢使能，這樣千里外的財貨也可招致;也不是要做暴發戶，希求一夜之間獲得暴利，而是注重“逐什一之利”的漸進過程。范蠡居於陶時，“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資累鉅萬，天下獨陶朱公”，故范蠡的觀點是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矣。

六、主張富而好德，融儒道思想於一體

范蠡一生為避名利而三次遷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追隨他，這其中的辯證哲學值得我們深思。他曾與文種戮力輔佐越王勾踐，終成滅吳興越之功，然後辭官不做，只帶少量珠寶，乘舟遠行，一去不返，這可謂“一聚一散”;到齊國，更名改姓，耕於海畔，沒有幾年又成鉅富而受齊人仰慕，並受齊王之聘為相，可謂大富大貴者也，但他卻從富貴榮華中看到了潛伏的危機，慨然歸還相印，將家財散給鄉鄰，再次隱去，這可謂“二聚二散”;在定陶，自稱“陶朱公”，根據時機進行物品貿易，時間不長，又成鉅富，因次子殺人被囚禁在楚國，遂不惜捨棄錢財而為之施救，是為“三聚三散”。

“三聚三散”得到了世人極高的讚譽。世人謂其富而好德，司馬遷在《史記》中就盛讚其一生三次遷徙，“三聚三散”，而後成名於天下。范蠡一生中兩次官至極品，三次成為鉅富，但每次成為鉅富之後又施濟天下，直至晚年，家資富可敵國，高壽而終。范蠡富而好德，是因為他意識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

《老子》有云:“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范蠡從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的道理中意識到久受尊名而有不祥的道理，可以說與老子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

范蠡“三聚三散”的行為同時也契合了儒家的仁者愛人經濟倫理思想。儒家把“仁”當作最高道德原則，其主旨是“愛人”，即愛護他人、同情他人、關心和幫助他人，“仁者莫大於愛人”。

范蠡準確把握儒家“經濟”即為“經世濟民”的思想，從“仁愛”出發，“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體現出儒家“義為上”“見利思義”“義然後取”的價值理念。財自道生，利緣義取，在取得財富以後，儒家強調要“克己行義”“仁義為己任”，范蠡是儒家價值理念忠實的踐行者，在他的身上閃耀著儒商仁義經商思想的光輝，對戰國時代另一位有“商祖”之譽的白圭有著直接的影響。

綜觀范蠡的經濟謀略，他智能應變，仁能取予，從來不存在單純的經濟觀念。他總是把經濟置於社會、自然、人生的總體存在、變化之中來認識其規律，無論是重視農耕，注重農商俱利的觀念，還是從“天地圜道”現象來把握經濟循環週期運動規律，或是反向投資、待機而動的投資理念，或是對天時、地利、人和的權衡思量，或是富而好德的經商準則，都是從政治、軍事、地理、文化，甚至包括民風民情等因素綜合來考慮的。

范蠡認識到上述各種因素形成一個互相作用的動態系統，這個系統又受著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因此它的最終狀態也呈現出不確定性。如同自然界中氣候決定了陸地上植物的榮枯盛衰，反過來，大面積的繁茂植物也會影響自然界氣候的穩定一樣，這就是他的整體思維經濟思想。

在這種整體思維經濟思想的指導下，范蠡抓住機遇，敏於事理，行動果決，表現出超越常人的膽識與睿智。這也是同樣有“商聖”之譽的清末紅頂商人胡雪巖不可企及的:胡雪巖家產曾近3000萬兩白銀，富可敵國，可最後商號倒閉，並遭革職查抄，其人亦於貧困中抑鬱而終。兩者相較，一成一敗，關鍵就在於范蠡具有整體而辯證的經濟思想。

唐代詩人汪遵《五湖》詩讚范蠡雲:“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揚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豈只戰國之時，後世亦罕有其匹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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