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屬於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皇帝，但他們創建帝業方式、施政風格，卻有極大的差別。通過比較這兩位皇帝，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不同的領導風格、決策方式，對國家造成的巨大影響。
唐太宗：權力分散，平衡牽制
唐太宗的大業，依靠的是三支力量:
一支是關隴集團：關隴集團以北魏鮮卑貴族為首，代北武川系軍事貴族是其主體，也包括一些胡化的漢人和西域的胡人。他們握有兵權，多以軍功緻位通顯，世代承襲封爵、勳階，與皇室、關中郡姓通過聯姻等方式相結合，成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治核心力量，雖經改朝換代，仍然勢力不墜，正所謂“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
一支是山東集團：山東集團包括山東士族和山東豪傑兩部分。山東士族具有悠久的歷史、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強大的宗族鄉里基礎，並由此產生出巨大的政治能量。他們進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鄉土，當南朝高門走向衰亡之際，山東士族卻仍有生命力。山東豪傑是在隋朝末年大動盪中，力量迅速膨脹的地方豪強。所謂山東豪傑，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治地位的。
另一支則是江南文士：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統一之前，南朝以文學見長的世家大族，他們一方面參與政治制度、典章則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區繼續發揮影響。
這三支力量，對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國力的恢復與壯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為了平衡各派政治勢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東舊士族。他能夠利用上述政治集團的長處，從中調控，保持平衡，不讓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駕於其他集團之上。他重用魏徵，一個重要原因是魏徽早年與所謂“山東豪傑”有密切關係。魏徵為李世民所用，能夠“接洽山東豪傑監視山東貴族及關隴集團，以供分合操縱諸政治社會勢力之妙用”。
從政府的組織形式來看，唐太宗同樣重視在制度上保證分權制衡。這種制衡不僅僅針對各個官僚集團，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唐朝在中央繼續實行三省六部制。三省為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
中書省的正副長官是中書令和侍郎，下設中書舍人，負責起草詔制。
門下省的正副長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設給事中，負責審核中書省起草的詔旨，駁正違失，並審批尚書省的奏事。
尚書省的正副長官是尚書令和左右僕射，下設左右丞;該省統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貫徹執行中央擬定的政令。唐初，三省的最高長宮都是宰相。當時在門下省還設政事堂，是三省宰相共議軍國大事的場所。
中央的監察機構是御史臺，以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為長官，主要掌糾察百官和監督府庫出納，可以說是“天子耳目”。御史大夫下分設臺院、殿院和察院。臺院置侍御史，掌彈劾中央的百官;殿院置殿中侍御史，掌糾察朝儀、朝會、郊祀及巡視京師，以維護皇帝的尊嚴;察院置監察御史，掌監察地方官吏。
中央的司法機構有三家:分別為大理寺，這是最高的審判機構;刑部，是司法行政機構;御史臺，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會同刑部尚書和御史中丞共同審理，稱“三司推事”。
很明顯，唐太宗不是把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權力分散到各個相關的職能部門去，這些部門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牽制，這就能較好地處理各種政務。
唐太宗本人很愛惜人才，能禮賢下士。他接受隋亡的教訓，懾於農民起義的餘威，與群臣“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國家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史稱貞觀之治。
當時的政績主要表現:任用房玄齡、杜如晦等賢相，知人善任，進忠賢，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夠虛懷納諫，以魏徽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諍，這就避免和糾正了不少錯誤；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輕代重，君臣執法能不避權貴；太宗還重視吏治，慎擇刺史，嚴懲貪官汙吏，實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以恢復經濟，發展生產。他本人節儉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唐朝二十年間風俗淳樸。通過上述政策和措施，貞觀時期形成了連年豐收、谷價低廉、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的狀況。
明太祖：心懷猜忌，集權一身
明太祖的作風與唐太宗差異極大。他主要是靠兩支力量開創帝業的：
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鄉武將謀臣，號稱“淮西功臣”或“準西勳貴”，其中包括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慣戰的將領，以及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的文士。
另一支則是浙江文臣。以宋濂、劉基等人為代表。在推翻元朝、消滅各路割據力量的過程中，這兩批人都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佔集慶(今南京)後，實行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策略，發展生產，且耕且戰，為軍需奠定了雄厚基礎。這條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昇提出來的。
明太祖奪取了全國政權之後，不是繼續利用這些文官武將的長處，相反，他對創業功臣心懷猜忌。為了保證朱家子孫能坐穩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他借胡惟庸案、藍玉案大肆誅戮功臣。胡惟庸案是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謀反為藉口，大規模誅殺功臣宿將的事件，起於洪武十三年(1379)。胡惟庸是鳳陽府定遠縣人，早年隨朱元璋起兵，很受寵信。
明朝建國後，他任右丞相，位居百官之首。隨著權勢的不斷增大，胡惟庸日益驕橫跋扈，擅自決定官員的生殺升降，在朱元璋之前審閱內外諸司的奏章，凡是對自己不利的奏章，他一律匿不上報。各地喜好鑽營、熱衷仕進之徒與功臣武夫失職之人，爭先奔走其門，饋送金帛、名馬、玩好。這一切引起朱元璋的極大注意。
洪武十三年，有人告發胡惟庸謀反。朱元璋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等罪名，將胡惟庸處死。胡惟庸死後，其謀反“罪狀”繼續被揭發，牽連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延安侯唐勝宗等人。朱元璋借題發揮，為肅清“逆黨”，株連殺戮了三萬多人，前後延續達十年之久。
被列入“胡黨”而受株連至死，或已死而追奪爵位的，有開國功臣李善長、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永嘉侯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胡惟庸被殺後，朱元璋廢除了丞相，罷去中書省，嚴格規定以後的君主不能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重新設立丞相的，一律處以重刑。
丞相廢除後，原來由丞相管理的政務由六部分理，皇帝隨之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加強。
藍玉案是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藉口涼國公藍玉謀反，殺戮功臣宿將的又一政治案件。藍玉是鳳陽府定遠縣人，也屬於淮西勳貴。他有謀略，作戰英勇，屢立戰功。洪武二十年拜大將軍，大敗北元，獲人畜甚多，被封為涼國公。但藍玉居功自傲，日益驕橫跋扈。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告發藍玉謀反，朱元璋利用這個藉口，族誅藍玉等人，並株連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員，被殺的約有兩萬人。朱元璋還手詔佈告天下，並把這起案件的始末編成《逆臣錄》。列名該書的所謂“逆臣”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等重要大臣。
藍玉案與胡惟庸案被合稱為“胡藍之獄”。經過這兩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將差不多被屠戮殆盡。
從政治制度的設計來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權路線。朱元璋在中央廢中書省和丞相，政歸六部，六部尚書直接聽命於皇帝，結束了自秦漢以來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從而加強了皇權。他又改監察機構御史臺為都察院，與大理寺、刑部合稱“三法司”，其職權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廢行中書省，設立布政使司，又設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合稱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財政、刑法、軍事，各自直屬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獨攬地方大權。
為了削弱將領的軍權，朱元璋在廢丞相的同時，又廢統領軍隊的大都督府，分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別管理京師及各地衛所和都指揮使司。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軍籍和軍政，遇有戰事，皇帝親自選官派軍，戰後官歸將印，軍回衛所，以防止大將擁兵自重，危及皇權。為保證統治的穩定，朱元璋制訂了《明律》和《大誥》，還特別設立錦衣衛特務機構，以強化帝王的權威。
比較唐太宗和明太祖，兩位領導人的性格、行事風格不同，對國家的政治風氣形成了極大的影響。他們對後世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唐朝前期的國力強盛以及文化上的開放心態，與唐太宗有很大關係;而朱元璋也給明朝政治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長期出現君主與臣下的緊張關係，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傾向。
閱讀更多 差不多的生活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