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政王載灃生於1883年，1951年去世。歷經大清、民國、共和國，但其最風光，也是最難受的時間段只在清末那幾年，尤其是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後直至清朝終結那三年。
載灃生長於王府大院，其智慧、能力不可能超過其兄長光緒帝。但是，也必須承認，載灃確實為晚清第一個出洋遊歷的宗室要員，這個特殊經歷擴大了他的視野，也是他在清最後十年脫穎而出的關鍵。當然，也必須注意，載灃的見解也會反過來影響他的哥哥，以及慈禧太后。
載灃真正步入政治舞臺，在歐遊幾年後，在憲政改革過程中。憲政改革是滿洲政治統治現代化的關鍵，也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重構的重要節點。憲政的實現意味著滿洲人的“私天下”必然變為“公天下”，滿洲人怎樣才能在公天下背景下利益不受損，中國怎樣才能避免憲政改革引發政治危機，是那幾年中國政治的焦點。載灃等一批滿洲青年才俊在這個時候相繼加入政治改革進程，應該說合乎歷史發展大勢，是勢之必然。
假如載灃在軍機大臣位置上能有更多歷練，相信隨著年齡增長，經驗積累，性格也會有很大改變，更隨和，更沉穩。歷史沒有辦法假設，歷史更沒有辦法按照人們的願望發展。載灃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不過兩年，轉正軍機不過幾個月，中國歷史發生了巨大變化：光緒帝、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日、15日前後不到二十四個小時相繼去世，載灃匆忙中成為大清帝國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監國攝政王。
載灃出任監國攝政王的時候，滿打滿算二十九歲。他的搭檔隆裕太后四十歲，小皇帝宣統三歲。其權力組合，很像1861年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慈安太后與恭親王奕訢配對的“叔嫂組合”。那一年，恭親王奕訢也是二十九歲，慈禧太后二十六歲，慈安太后二十四歲，小皇帝同治五歲。隆裕太后的年齡比慈禧太后、慈安太后當年年長十幾歲，而且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光緒帝身邊見習了二十年。
攝政王與隆裕太后的組合，是一個並不太壞的權力組合，在那時的政治格局下，也是一個大致無可挑剔的組合，畢竟是愛新覺羅的家天下，咸豐-同治-光緒-宣統，這是保證皇權萬世一系的唯一辦法了。
可惜的是，攝政王載灃接手之後，情形有變。按照帝國王朝政治的一般規律，一朝天子一朝臣，權力重組天經地義，勢之必然，一批老臣、重臣諸如端方、岑春煊、袁世凱相繼退出政壇。如果不帶偏見去理解，這實際上是為年齡尚輕的攝政王掃除組建新班底的障礙。
真正讓攝政王陷入萬劫不復政治深淵的還是一年後的國會請願運動。
對於國會請願運動，攝政王還是給了一些善意回應，作出巨大讓步，但是不久，當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發佈，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出臺，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治就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已經沒有辦法控制、約束了。攝政王如果在這兩個問題上繼續讓步，比如及時解散第一屆責任內閣，及時廢除鐵路幹線國有政策，或許可以平息各地的動盪，但是這種處理方式，也一定對政治統治構成極大的信譽危機。
局勢相激相蕩終於因武昌新軍譁變而破局。攝政王在各方壓力下，一方面宣佈接受加快憲政改革步伐，宣佈《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改組內閣，授權袁世凱組閣；另一方面見機行事，宣佈辭去監國攝政王職務，以便袁世凱協助隆裕太后從頭來收拾舊河山。
載灃最大的功績，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國家的再次內戰，以一個王朝的退出換來了勉強的五族共和。後人多嘆惜於載灃的平和，甚至平庸，其實這完全是內戰思維的反應。載灃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識和國家觀念，沒有在最終關頭，強硬地領導王公貴族們負隅頑抗。誰又能說這不是最優秀的政治品質，誰又能說這不是對國家民族負責任的表現。中國幾十年的內戰，已經使得人們習慣了征伐，甚至宣揚著崇拜著渴望著暴力美學，這恰恰是一種引向民族悲劇的思維。
據說，清朝宣佈宣統退位後，身為攝政王的載灃最大的心願就是終於能夠回家抱孩子了，也許在思想較為西化的載灃眼中，國家就是屬於人民的，清朝統治的終結終於實現了他的心願。後來，孫中山到北京後，專門拜訪了這位退位的攝政王，對載灃顧全大局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親王與國民兩者之間，載灃選擇了作為一名國民，也許這是這位親王最為真實、最明智的選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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