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1日，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被慈禧以雷霆手段扼杀了。
光绪遭到囚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流亡英伦，梁启超逃亡日本。
表面上看，这场打着理想旗号的妄为就这么悲壮草率地收场了，其实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仇恨是会发酵的。发酵后的仇恨是龇着疯狂獠牙的。
戊戌变法后的满清朝堂上，顽固守旧派就是这样一群龇着疯狂獠牙的家伙，他们不仅撕咬维新派，康梁逃走后，发酵的仇恨更让他们产生了深深地猜忌，他们担心洋人会和康梁裹挟到一起，进而图谋他们那早已朽坏的权柄。
慈禧的仇恨是最重的，因为洋人支持归政光绪，反对她继续垂帘听政，这无疑触碰到了她的底线。
一个嗜权如命的老妇人，被触到底线后会做出什么来？
因为对国际公法一知半解，因为叫嚣的群小时刻围绕在身边，嗜权的老妇人早已没有了理智，只剩下疯狂以及伴随疯狂而来的愚蠢。
1900年的天朝注定无法避免这一场浩劫。
就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怨毒日甚时，民间对洋人的仇恨恰恰也在发酵。
一切只因天津教案以及割让胶州加深了民间百姓对洋人的仇恨。与朝堂上的仇恨不同，民
间的仇恨一经发酵，很容易就会陷入走火入魔的邪境。就这样，乱民蛊惑着良民，愚昧无知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敏锐地看到了利用此事报复洋人的机会，借着“民心”不可违，他们义愤填膺地将义和团引入了京城，进而上演了愚民对抗洋枪的悲惨闹剧。
当一个人彻底愚昧时，杀死一头羊都是困难的，何况是手持洋枪的外国强盗。
于是乎，八国联军汹涌而来。
然而在东南，晚清的实力派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却没有失去理智。就在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慈禧谕令东南各省北上勤王的关键时刻，李鸿章等人却罕见地联手策划了一出不遵命的好戏。
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东南互保”。
天朝政治，抗命是能臣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在天朝，能臣抗命更多地是为了一己私利，对己不利时能高水平地抗下一道君命，往往能保护自己的政治势力不被蚕食。但此次李鸿章等人不遵朝廷宣战诏书，以保东南半壁江山的抗命之举，却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江山社稷。
可叹的是，出自公心但有独立意味的东南互保却给后来的乱世开了一道军阀武装割据的先河——一闹矛盾，就保境安民，就独立。
由此可见，有公心但无魄力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好树结恶果！这是李鸿章这一代所谓中兴名臣的悲哀，他们始终没有再造社稷的勇气和魄力，裱糊匠的修修补补最终只会给后世留下更大的窟窿。
从这个角度讲，晚清无枭雄，这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痛点。
而如果从不强人所难的角度看过去，李鸿章在东南互保时所展现出来的气概和勇气，在其一生中又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为了促成此事，他很有智慧很有魄力地带头宣称，朝廷宣战诏书乃乱命也！
乱命这两个字，既给了当时的东南一个台阶，又给了来日的慈禧一个台阶，而且还保留了与洋人周旋的余地。
据说，在促成此事后，张之洞等人曾有更进一步的密谋——一旦北京不保，太后与皇上死于非命，到时候就公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遗憾的是，历史没能给李鸿章这样的际遇，给予他的只是一生风云中最后的愤懑与屈辱。
面对李鸿章“乱命不可遵”的抗命之举，自身难保的慈禧更多地是默认，而非愤怒。老妇人深知，眼下能收拾京城烂摊子，与洋人周旋的人只有李鸿章了，于是她下了一道上谕，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全权与闯进京城的洋人交涉。
此时的李鸿章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如果他以老迈多病为由拒绝慈禧的任命，想必也是能得到世人谅解的，但李鸿章没有，明知此去必背骂名而且凶险至极，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下了慈禧的任命。
不管是当时，还是百年后，世人多骂李鸿章卖国、误国，其实他这骂名的背后恰恰是一份值得历史尊重的社稷担当。
但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残酷，只看其表，不究其里；只辱其辱，不尊其苦。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近八十岁的李鸿章是怎么应对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困局的？
在当时，李鸿章有三种选择，也就是后世评说的上中下三策。
上策，在东南互保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拥两广自立，为江山社稷开一新政体，然后北上图谋整个天下。
中策，督兵北上，勤王剿拳，匡正秩序，以谢万国。
下策，受命入京，投身虎口，为顽固派背骂名黑锅，甚至还有可能遭遇凶险不测。
没有非常的学识，非常的气魄，这上策之计是接不住，也不敢接的。如同梁启超说的那样，李鸿章不是有非常学识、非常气魄的人，如果是，早四十年他就破格而击了。
况且眼下，他已是近八十的老朽了。
说到这里必须重叹一句，晚清有枭雄横空出世的历史机遇，但站在历史机遇边缘的尽是庙堂犬儒。
中策其实最适合李鸿章，但清廷对中兴汉臣向来是既用又防，李鸿章虽有此意，但广东却无一兵可用。即便有兵可用，天朝政治向来不缺内斗倾轧，李鸿章如果督兵北上，弄不好就要落下趁危叛乱的罪名，进而骑虎难下。
说到底，上中下三策到了李鸿章手里其实就只剩下了一个下策。
捏着下策的李鸿章很可怜，可怜到只剩下可怜的审时度势。
到了这个份上，还审什么时度什么势呢？
说到这，不由地又得发一声感慨，李鸿章的一生虽有不避危难的担当，但其人却从未像左宗棠那样豪迈过，他之所以会落下骂名跟这个不无关系，事事从未放弃过精致的算计。
因为这个，他始终是个精致的政客，称不上豪气冲天的时代英雄。
李鸿章当时在审时度势，算计什么呢？第一个算计，虽然接下了这个烫手大山芋，但单骑入都的事他绝不会干，也就是说冒险力挽狂澜的事，他不会去做；第二个算计，只要慈禧、光绪还在京城，他也不会进京，因为这两位在，事不好谈，谈不好自己不仅要背骂名，还有可能事后获罪。
总之，近八十的李鸿章依旧是那个精致要命的善后者，跟时代真英雄比，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因为有这样的算计，所以李鸿章北上之路走的是磨磨唧唧，慈禧一再发电报催促也没能把他催离上海。
1900年8月15日，京城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光绪西逃，一切终于满足了李鸿章的算计。
李鸿章动身了。
9月29日抵达天津，10月11日进入京城。
由于心理压力太大，进城之后李鸿章就病倒了，加之在拜会英、德两国公使后返回贤良寺的路上又感染了风寒，李鸿章一病不起。
谈判过程中，李鸿章拿自己的老朽病体又一次和洋人耍弄起了他那擅长的拖延战术。联军似乎上了套，他们担心李鸿章在谈判过程中死掉，清廷再无人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一个意在耗尽清廷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出笼了。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了字。
此字一签，国人声讨声顿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
然而，在议和大纲上签了字后，李鸿章的糊弄算盘却落空了，联军并没有撤兵的迹象，他们要求必须把赔款的数额确定下来。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和联军周旋了，他躺在病榻上做了最后的努力，把赔款数额由原先的10亿两降到了4亿5千万两。
4亿5千万两对应着4亿5千万中国人，李鸿章最终接受了这个侮辱。
签完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回来的路上，李鸿章大口大口地吐紫黑色血块——
但即便如此，俄国人因为先前的《中俄密约》要修改确认，依旧没有放过李鸿章。
辱上加霜！
1901年9月27日，李鸿章终于含恨死在了京城贤良寺。
死前一刻钟，俄使还在催促他签字画押。
这时已无法动弹的李鸿章，未提家事，口中只切齿吐出了一句话，可恨毓贤误国至此！
完了，长吁一声，两宫不肯回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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