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學金融的人,讀哲學、讀文學會更有出息

索羅斯說:凡是一個學金融的人,如果能夠讀哲學、讀文學,肯定比純粹學金融的學者更有出息。

先講兩個故事。第一個,索羅斯30年前就注意到了北京空氣不好。那是他第一次來北京——是1986年10月。中信集團董事長榮毅仁請他吃飯,交換名片時索羅斯震驚了——榮毅仁的名片上就三個字:榮毅仁。

榮說自己名字是紅色資本家的代稱,然後又低聲說,“其實我就是不想別人打電話影響我休息”。兩個人聊了很多對全球經濟的看法,榮毅仁的助手向索羅斯問了很多國際金融的問題。事後索羅斯評價:“這位助手是難得的人才”。助手叫秦曉。

後來他們一起登上當時北京最高建築的樓頂,索羅斯嫌空氣不好,問榮毅仁有什麼辦法解決北京的空氣汙染問題。榮毅仁說,得靠國家制定相關政策才能治理。

第二個故事,是馬雲對索羅斯的評價。2009年6月,索羅斯在復旦大學作了一場解讀金融危機的演講,隨後,索羅斯“空降”杭州,參觀了阿里巴巴總部。

在杭州江南會,馬雲真情告白——“為什麼今天我要請索羅斯來杭州?很多時候,他是一個被誤讀的人。我跟他比較熟,很多年前就是朋友。3月份,在紐約我們又聊了幾個小時,我覺得他思考的方式蠻獨到的,很吸引我。有時候外界對一個人評價如何,只有你和他交流,才會感受到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如何成為索羅斯的朋友

梁恆:我覺得可能有幾件事情讓他很有感觸。

有一次他們夫婦請我們夫婦去看芭蕾舞,看完以後肚子餓了吃飯。吃飯聊天的時候,帳單遞過來了,我就很本能拿出我口袋裡的錢說我付錢。結果這個動作讓他的太太發了脾氣,我的太太更有脾氣。說,梁,你和他吃飯,你怎麼付錢呢?你很愚蠢的,你是窮作家,你不能付錢。

但是索羅斯微笑著說,你知道嗎,在華爾街從來沒有任何人請我吃飯,梁請我吃飯,我高興,讓他付錢。

所以,我就覺得索羅斯感覺到我把他當做一個普通人,我沒有把他當做一個很有錢的人。這是一件事。

還有一次,我和他談完小事以後,他說,梁你不要怕,我有的是錢,你離婚以後我給你錢。我說我不要,他就怔住了。

我說,我可以跟你坐私人飛機,我可以和你住五星級酒店,我也可以和你一起和全世界的有錢人吃飯,但是我也可以在我的小屋子裡讀文學讀詩歌,我也可以吃揚州炒飯,我不要你的錢。

索羅斯想交誠實、真誠、無功利觀和金錢沒有關係的人,而我彌補了他的這種需要。

香港那次打完,索羅斯爽不爽呢?

梁恆:沒有什麼。當然他的所作所為不是想雞蛋碰石頭,見好就收,這是他一貫的風格。

我的書中專門談到過他和朱總理的會見,最後朱總理說,我很需要你的經驗。所以,在香港那一局,大家看到的都覺得索羅斯打不過人家,但其實不是那麼回事。他對中國的金融體制還是比較瞭解的,因為那些東南亞國家都是和美金直接掛鉤的,因此一旦國際市場有什麼風吹草動,會自然受到影響,而中國金融體制不和美金直接掛鉤,這樣一個比較封閉的金融體制。

所以,我的書裡面寫的,索羅斯實際上是看到了中國金融體制的深層結構的東西,所以,他自己就收手了。他和朱鎔基總理有很好的私人關係,兩個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你看朱鎔基總理的對話錄也是有記錄的。

大戰前的索羅斯會在辦公室通宵達旦嗎?

梁恆:沒有。他真正有事的時候,喜歡打網球,而且是打雙打。當他的網球打得很糟糕的時候,他會很不好意思,他會說,今天我的球打的太爛了,走神了。這個時候是他在思考問題的時候,有事的時候,他會賠禮道歉,這個時候是他在討論大事的時候。

舉個例子,打英鎊。

索羅斯在他的公司中只和幾個最高的主管有關係,他不認識任何人,他也不想認識任何人,因為他想和所有人保持距離,即便是和工作中的高管同事他也是和他們保持距離,不讓私人的感情放進去。

做重大決策的時候,他基本有兩個人,一個是操盤的基金經理,比如說打英鎊。索羅斯這個人就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給權利給你,他不會干涉的。

像打英鎊的時候,這個直接操盤的基金經理來向索羅斯彙報。他說他認為英國政府一定會讓英鎊貶值,因此他建議放空,放到20億美金。

索羅斯說,你既然相信你自己是正確的,你怎麼就放那麼一點錢呢?這句話成為了華爾街的經典。這個基金經理後來回憶這個事的時候,他覺得無地自容,覺得是在罵他。但是索羅斯後面沒有說話,這個基金經理很聰明,他馬上追加了5倍,在放一半的時候,他已經做到最大了,100億。

所以,這並沒有像說的通宵達旦的開會,煙燻著,沒有這些事。

索羅斯的事就是看準人,你把槍給我架好,什麼時候開槍是我的事,扣扳機。他覺得狀況不好的時候,他會立刻斬倉,立刻出來。

索羅斯玩內幕消息嗎?

梁恆:這個不能說有什麼內幕消息,他就是很多時間在打電話,和很多央行行長、財政部長,和政治經濟界的一些很重要的人物說話。

你知道在華爾街的基金經理行業中,資訊的掌握,評估分析,建倉和下注,一般優秀的經理都可以做得很好。但是,索羅斯唯一和人家不同的就在於他是哲學金融家。他去那裡並不是要獲得小道消息,他的金融理念是建立在他的哲學理念上,所以他對盛衰論是非常堅定不移的。

因此他常常說,這種政治生態的氣候變化是一個最大的投資分析因素,因此各國政府對市場的一些看法,他就好好聽人家說。

索羅斯說話不像我這麼羅嗦,他聽人家說話,總是不做聲的在聽,所以他打電話總是在聽。他對這些資訊的掌握自然會有他自己的一套評判和評估。

索羅斯這麼多年刻意把自己的社交圈建立在工作之外,他從來不會使基金經理、做交易的這些人成為他的私人朋友。

他家裡的聚會不斷,但是他請的都是政治家、哲學家、作家、詩人、藝術家、全世界有名的芭蕾舞星。他每個週末有不同的朋友。他有意地把各個不同國家的文化精英放在一塊,有前蘇聯來的,有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精英,大家在一起交流,這和掙錢沒有任何的關係。

教兒子必須學會輸

梁恆:但是也有很多地方,我覺得索羅斯有很多缺點。他對人的那種冷漠,這麼多年來都是我們難以接受的。

他的鄰居也是一個富豪,是一個敗家子,把所有的錢賠光了,準備要自殺。但是自殺的前天晚上,和他聊天。第二天索羅斯和我說,那個人死了。

我說你沒有幫他嗎?他說,他自己的事,他自己要去承擔,要讓他自己了斷。我聽了這個話特別不舒服。

他很少有時間和小兒子在一起,所以每次有機會的時候,他們就在一起下棋。下棋的時候索羅斯從來都是很認真,小兒子問爸爸,你能不能讓我贏一次啊?眼淚都要流出來了。但是索羅斯說,不行,你必須要學會輸。小兒子就氣得眼淚流下來了。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呢?你能對他好一點嗎?他說,你知道嗎?很多富人的小孩長大以後,賺錢不幸福,賠錢不痛苦,有了成功沒有自豪的感覺,有了失敗一蹶不振。所以,我必須要讓他學會輸。老梁,你有空的時候還要帶他們去黑人的貧民窟去看看,把你年輕時的經歷給他們講講,讓他們知道還有很多人很窮很窮。

所以,從某種角度上說,他還是嚴父。

特別喜歡王陽明

梁恆:索羅斯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投資活動和事業,他都事先要對這個國家和地區有很認真的瞭解。他是通過文學作品來了解的。

比如他當時想了解日本市場,他甚至去學日語,閱讀日本的作家的作品,像川端康成的《雪國》;比如他到俄羅斯去做市以前,他很認真地把俄羅斯的經典文學作品,從托爾斯泰到契科夫全部讀完。當他到南美地區有所作為,他把馬克瑞斯的經典代表作認真讀完。

他來中國之前,我給他上課,講中國的事,用說故事的方式講,也給他準備了一些英文翻譯的中國經典作品。我跟他說,這都是隨緣的書,放在床頭,想讀就讀。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在他進中國之前,我們進行了中國課的學習。當然唐詩宋詞他讀了,找不到感覺。但是我和他說儒家的內聖外王,佛家的慈悲眾生,道家的天人合一,還有王陽明知學的坐而思,起而行,知行合一。

索羅斯特別喜歡王陽明,說他是行動的哲學家。他學莊子老子,說莊子的境界更高。他開玩笑說,也許是認真地說,他說真正讀懂莊子,才可能治大國如烹小鮮。

有一天,我給他講到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重新掌握政權的時候,他說到,天助紅軍,天助毛主席。他對這件事非常有感覺,他說美國文化的核心是科技與金錢,而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歷史、哲學和文學。因此他對中國的歷史和哲學非常喜歡。

索羅斯的書房什麼樣?

梁恆:他的書房是在二樓,和他的臥房隔得不遠,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澡堂。他看很多書,索羅斯喜歡讀的書可能是外界不太知道的。

我發現他書架上擺的書和書桌上的書不一樣,書桌上都是文學作品,都是超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還有詩歌。而他的床頭好多年來擺的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我說你資本家讀這些書?他說這些人改變了人類的進程。我說你讀完了沒有?他說慢慢讀。

他真的是很認真讀書的人。像他在和朱鎔基的會談中,他講了一句很文學的話,他說我希望從事金融活動的人應該有文化底蘊,應該有對社會的關懷,應該有道德價值標準,我希望看到中國應該有這樣新的族群進入金融社會,他們是讀詩的,他們是關心社會的。這個對話在朱鎔基的書中是有的。

2001年他來中國的時候,很想去看看中國的書店是什麼樣的。因為當時會議安全保衛管得很緊,我說行。我們兩個人就從國際俱樂部游泳館後面出去,上了出租車到了西單書城。進去一看很多人,他就特別高興,說中國年輕人有這麼多買書的。結果一看財經類、理財類的人特別多。

他讓我帶他去看看哲學類,一看,裡面只有三四個學生。他就搖搖頭,說現在追求真理的人越來越少了。

他回憶起八十年代來北京的時候,他和季羨林有一次吃飯,兩個人一見如故,惺惺相惜。吃了飯以後兩個人還想聊,在房間裡,一個是東方鉅子,一個是西方鉅子,兩個人交流起來,我在旁邊看著聽著,不由自主產生了莊嚴的感動,好美好美。我就非常感嘆。結果他和季羨林從西方哲學聊到東方哲學,很晚了,我們兩個人送季先生離開酒店。當季羨林先生在深夜夜色消失的時候,他就講,我在中國還有自己的哲學之友。

但是在他站在西單書店樓上一看,只有三四人在看哲學,我看索羅斯靠著書架安靜地看這三四個人。他就告訴我說,凡是一個學金融的人,如果能夠讀哲學、讀文學,肯定比純粹學金融的學者更有出息。所以我就帶著他離開了,很寥落的離開了。

出去以後,我覺得他的心情很沉重,因為那個年代的學術氣氛和他看到的學術氣氛,年輕人都看怎麼掙錢的書,沒有人看哲學的書。(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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