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银行“一带一路”五年盘点与启示

李炫榆 | 兴业银行博士后，央行观察特约作者

“ 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汉唐时期，驼铃声声、往来如梭的丝路盛景仿佛尽在昨日。如今，随着2013年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正式提出，复兴丝路之旅展开征程，“ 一带一路 ” 蓝图已跃然纸上。

五年来，异国风土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身影，“ 一带一路 ”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大愿景”正逐步开花结果。资金融通是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重要支撑，五年来，沿线金融大动脉加快构建，中资银行业结出累累硕果，机构布局加紧完善、金融支持日益全面、监管合作逐步深化，“ 一带一路 ” 为中国银行业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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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说”中资银行沿线机构布局

（一）“ 一带一路 ” 沿线覆盖显著提升

“ 一带一路 ” 倡议提出五年，中资银行在沿线国家的机构数增长显著，覆盖网络日渐完善。2013年末，有9家中资银行在沿线20个国家设立45家分支机构，截至2017年末，共有10家中资银行在沿线26个国家设立67家分支机构，机构数量增长49%，沿线国家覆盖率增长10%。“ 一带一路 ” 沿线已成为近年中资银行海外扩张的布局重点。

表1 中资银行 “ 一带一路 ” 沿线机构数变化

（二）各类型中资银行布局风格迥异

1、五大行：“ 机构先行 ” ，是沿线布局的主力军

五大行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的布局沿袭了 “ 机构先行 ” 的全球化扩张战略，机构数量最多，增长最快，类型最丰富。从机构数量来看（表1、表2），截至2017年末，五大行在沿线共设置59家分支机构，占中资银行布局总数的88%，较2013年增加48%，是中资金融机构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扩张的主力军。其中，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是沿线扩张的领军者，中行在沿线设置24家分支机构，覆盖23个国家，工行在沿线设置21家分支机构，覆盖20个国家。从机构类型来看，五大行在沿线布局的分支机构形式多样、运营灵活，共设有36家分行，15家子行，6家代表处。

身为境外扩张的主力军，五大行仍在铺设完善 “ 一带一路 ” 布局网络，向空白地带延伸，并深耕区域中心。例如，建行提出计划海路陆路两线并举，陆上逐步实现从中亚到东欧、再到西欧的布局，海上完善东南亚布局，近期正在筹划设立波兰、哈萨克斯坦机构。中行则在新加坡新设了亚洲债券承分销中心，拓展亚太地区债务资本市场，成为中资银行在新加坡设立的首家区域性债券承分销中心。

2、开发性、政策性银行：“ 项目主导 ” ，以少量代表处辐射沿线地区

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充分发挥政策优势，担纲 “ 一带一路 ” 金融支持的 “ 先锋 ” 职责。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 “ 项目建设 ” 为导向，沿线机构设置很少，机构层次不高，仅在俄罗斯、老挝、埃及3个国家设置4个代表处，以点成网，广泛辐射中亚、东南亚、西亚和北非等地。

3、股份行：“ 起步追随 ” ，以新加坡启动全球化布局

股份行的国际化之路起步迟，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布局还处于试水阶段，机构很少，类型单一。截至2017年末，12家股份行中仅有中信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在沿线设置4家机构，其中3家均为新加坡分行。股份行在新加坡的布局设点是出于 “ 以亚太为中心 ” 的全球化布局战略，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是继香港之后的出海首选。早在2010年，中信银行通过旗下中信银行（国际）在新加坡开设分行，建立了东盟地区的策略性据点，成为首个进入新加坡的股份行。此后，招行、浦发分别于2013年、2017年在新加坡落子，民生新加坡分行在2014年即获得境内监管的审批，但至今尚未设立。

“ 一带一路 ” 倡议提出后，中信银行启动股份行发力 “ 一带一路 ” 的标志性事件，率先进军中亚市场。2017年，中信银行完成收购哈萨克斯坦人民银行全资子行 Altyn 银行60%股权，迈出其海外收购的坚实一步，中信自此一路领跑股份行国际化扩张及 “ 一带一路 ” 金融合作之路。

表2 中资银行 “一带一路” 沿线机构布局情况（2017年末）

（三）聚焦东盟和波斯湾沿岸，鲜少涉足南亚、中亚、中东欧

从区域分布来看（图1、表3），中资银行在沿线呈带状分布，尚未形成网状覆盖，布局重点集中在东盟地区和波斯湾沿岸地区。中资银行已全面覆盖东盟10国，共设有35家分支机构，占 “ 一带一路 ” 沿线机构的半壁江山；其次集中在西亚发达地区，共设有14家中资银行分支机构，主要分布在波斯湾沿岸经济发达的迪拜、阿联酋、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自古以来，东南亚、波斯湾地区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友好伙伴，沿线多个国家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当前更成为 “ 一带一路 ” 战略布局的 “ 深耕区 ” 。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仍较少中资银行的身影。可见，中资银行在 “ 一带一路 ” 的布局路径秉承 “ 先近后远，先发达后发展 ” 的境外扩张思路，双边经贸往来、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是中资银行沿线布局的首要考虑因素，“ 一带一路 ” 的政策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沿线区域潜力有待挖掘。

图1 中资银行 “一带一路” 沿线布局（2017年末）

表3 中资银行 “一带一路” 沿线覆盖的国家和地区（2017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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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盘点中资银行金融支持成效

（一）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为构建金融大动脉 “ 拓路搭桥 ”

尽管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在沿线布设机构较少，但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优势明显，一直以来是沿线重大项目建设、民生支持的架海金梁。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积极为沿线地区 “ 输血 ”、“ 造血 ”，始终走在大资金、大项目前列，围绕重点领域和国别，推动一大批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改善当地居民福利。

2017年 “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的270多个具体成果中，进出口银行有33项、国开行有30项，占全部成果的23%，位居各类金融机构前列。以国开行为例，截至2017年，国开行已完成22项 “ 一带一路 ” 重大国际规划，在沿线国家新增发放贷款176亿美元，实现人民币专项贷款授信承诺991亿美元，外币贷款余额2617亿美元；通过私募形式发行 “ 一带一路 ” 专项债3.5亿美元；设立了10亿欧元中匈专项贷款项目；设立2500亿元人民币专项贷款支持 “ 一带一路 ” 建设，并拟用3年实践落实专项贷款。参与推进埃及500KV输电线项目、哈萨克斯坦炼油厂改造、阿曼财政部综合授信等大批重大项目实施，大力推进境外产业园建设，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二）五大行各尽其长，支持重点有差异

五大行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加紧 “ 布局织网 ” 的同时，立足各自比较优势，不断拓展金融支持领域。

1、中国银行：推动全方位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银行借助多元牌照优势，为 “ 一带一路 ” 提供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租赁、保险、基金、证券等的全产品链条。截至2017年末，共跟进沿线重大项目超过500个，为沿线国家提供约1000亿美元的授信支持。旗下中银航空租赁为沿线国家航空公司租出的飞机累计超过公司飞机总数的65%；中银国际控股进军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债券发行市场；中银保险全力支持内地大型企业走进 “ 一带一路 ”，在沿线国家安排境外保险项目，近年相关境外保费收入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中行在推进人民币国家化进程中，充分发挥跨境清算、外汇业务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清算体系，推动人民币市场发展，2017年中行沿线机构人民币清算业务量近5万亿元，办理与 “ 一带一路 ” 间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近1900亿元，中行还成为亚投行指定的独家资本金开户行、独家美元清算行，并在沿线各国积极引导当地企业和业务使用人民币，扩大人民币贷款规模。此外，中行积极拓展外汇资金产品和交易，拓展沿线国家多币种即期和远期外汇买卖，全球首发 “ 中银一带一路人民币汇率指数 ”，开展对沿线新兴货币市场货币的外汇买卖业务，外汇买卖货币数量已达61种。

2、建设银行：大力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建行聚焦 “ 一带一路 ” 重点客户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全球授信、贸易融资、跨境并购、国际债券、国际银团等业务。累计为俄罗斯、巴基斯坦、新加坡、阿联酋、沙特等近20个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50多个海外重大项目提供金融支持，签约金额超过90亿美元。其中，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大项目25个，签约金额超过65亿美元。累计储备重大项目200多个，融资需求约合1100亿美元，涉及4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半数以上项目集中在铁路、公路、航运、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3、农业银行：立足农业 “ 走出去 ” 的跨境服务

农业银行积极发挥 “ 服务三农” 的特色和优势，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将支持农业“走出去”作为发展重点和国际化经营重要方向，为涉农 “ 走出去 ” 企业提供跨境金融综合服务，全力支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化粮商。近年来，农行为中粮集团境外收购提供融资支持，并协助其完成海外增资和跨境汇款，为新希望集团等行业龙头收购国际农业项目、建设海外生产基地提供金融支持；大力支持周边友好邻邦发展农业项目，如向塔吉克斯坦金谷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种植推广与产业园区二期项目发放贷款等等。

表4 部分中资银行 “一带一路” 金融支持成果

（三）股份行 “ 轻型 ” 发展，特色服务有亮点

股份行在 “ 一带一路 ” 的布局发展刚刚起步，与五大行相比，股份行的投融资金额、支持模式还有很大差距。股份行对 “ 一带一路 ” 金融支持主要依托境内机构、香港分行、自贸区分行，为 “ 走出去 ” 企业提供服务。一些股份行结合 “ 轻型化 ” 转型方向，为 “ 一带一路 ” 建设创新性推出项目咨询、交易谈判、跨境产业撮合、绿色金融产品、金融科技服务等综合金融服务，在资本市场、投行业务、金融科技服务等方面大放异彩。

1、兴业银行：集团协同补给产业基金、打造绿色丝路，搭建银银平台国际服务

兴业银行利用其现代金融服务集团的多牌照优势，借助在绿色金融、同业金融的丰富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 “ 境内+境外 ”、“ 商行+投行 ” 的综合化融资方案，提供 “ 本外币、离在岸 ” 一体化的全链条金融服务，涵盖跨境结算、融资、供应链、投资、汇率避险、财务顾问等多元跨境金融服务方案。

一是 “ 集团军 ” 支持产业基金。2015年，兴业银行联合集团子公司兴业信托、兴业基金发起设立丝绸之路黄金基金，规模1000亿元，期限5-7年，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丝路专项基金，旨在推动我国对沿线区域国家黄金勘探领域的技术输出和品牌输出，发挥黄金的金融属性，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此外，兴业银行联合旗下子公司，参与设立中国铁路发展基金、广东铁路发展基金，为 “ 一带一路 ” 铁路设施联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二是协同联动积极打造 “ 绿色丝路 ”。

三是拟结合 “ 银银平台 ” 逐步建立国际银团业务分销网络。兴业银行独具匠心的 “ 银银平台 ” 产品，已链接超过1200家境内中小银行，为银行业机构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兴业将进一步完善 “ 银银平台 ” 服务，促进国际银团业务二级流转市场发展，加强境内外金融同业合作，拓展 “ 一带一路 ” 建设资金来源，大力发展FICC业务，完善风险对冲机制，为“一带一路”提供金融支持。

四是 “ 强强 ” 合作构建服务网络。兴业银行积极与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并大力拓展沿线代理行服务网络，在沿线46个国家建立260家代理行机构，弥补境外网点不足的短板。

2、中信银行：加大金融科技输出，主打投行业务

中信银行不仅在沿线机构布局上率先起锚，更在沿线金融服务上打出 “ 组合拳 ”，发挥金融科技、机构业务、投行业务优势，持续丰富产品体系。在金融科技方面，中信提出拟加强同阿尔金银行在当地市场共享支付工具、移动银行、大数据等方面的应用，加大金融科技输出；在跨境并购方面，中信牵头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并购案例，如为中国化工集团、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水安建设集团等龙头企业提供境外收购融资服务、境外工程风险规避咨询、买方信贷服务等；在债券业务方面，为 “ 走出去 ” 企业发行海外债券提供承销服务，并已储备好一大批优质境内企业 “ 出海 ” 发债的重点项目。

（四）中外资银行携手，共奏一带一路 “ 交响曲 ”

“ 一带一路 ” 倡议是开放、包容的倡议，五年来随着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落地并渐出硕果，外资金融机构也积极响应参与，“ 一带一路 ” 史诗由中资机构的 “ 独角戏 ” 变为中外资机构共奏的 “ 交响曲 ”。

渣打银行是最早将“一带一路”作为集团战略重点的外资银行之一，其近70%的全球网点分布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业务网络与沿线市场重合度很高，在多个沿线国家设立专门的 “ 中国企业海外服务处 ” 。2018年，国开行与渣打银行签署备忘录，将共同推进100亿元人民币 “ 一带一路 ” 项目授信贷款，拟在2020年底前为沿线相关项目提供总值不低于20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

花旗银行全球化经营历史悠久，位居一流跨国银行之列。2017年，兴业银行、工商银行与花旗银行、阿联酋国民银行合作，提供总金额14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投放，用于支持巴基斯坦财政支出与国际支出，助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2018年，中国银行、招商银行与花旗银行分别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围绕 “ 一带一路 ” 倡议，发挥各自优势领域，深入探索合作渠道，发展公司融资、金融产品、贸易、代理、信托、资本市场等服务。

（五）“ 融资+融智 ” 并举，扩大金融合作 “ 朋友圈 ”

中资银行在 “ 一带一路 ” 建设中，积极推动完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输出 “ 中国智慧 ”，提供 “ 中国方案 ”，以 “ 融资+融智 ” 并举引领发展，与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机遇，积极扩大金融合作 “ 朋友圈 ”。

一是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开展金融机构多边交流。例如，国开行发起设立上合组织银联体、中国—东盟国家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等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发起成立中国—中东欧银联体，已吸纳中东欧地区14个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加入。又如，工商银行牵头推动建立 “ 一带一路 ” 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目前成员单位已扩展至53家，通过平台互荐项目金额超过25亿美元。

二是主动发挥智库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规划。国开行多年来已有序推进塔吉克斯坦、老挝、科威特等多项双边合作规划、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中越路上基础设施合作等专项规划。其他中资银行也积极参与规划设计沿线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三是开展培训研究，传播中国文化与 “ 一带一路 ” 金融理念。国开行成立开发性金融学院，进出口银行成立 “ 一带一路 ” 金融研究院，中国银行向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家举办多期 “ 一带一路 ” 研修班。中资银行着力打造 “ 一带一路 ” 金融支持智库，开展沿线国家金融理论与实践研究，“ 授人以渔 ” 输出金融知识和金融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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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望银行业监管合作

中资银行在 “ 一带一路 ” 的布局发展，与境内外监管机构的支持力度息息相关。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积极落实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确定的跨境银行监管原则，践行大国担当，深化监管合作。截至2018年6月末，中国已与46个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签署各种形式的监管合作协议，银监会与36个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央行与22个沿线国家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突破27000亿人民币（表5）。总体来看，“ 一带一路 ” 银行业监管合作成效显著，配合推动中资银行的境外布局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监管合作持久。自2005年起，中国银监会就陆续与多个沿线国家签署双边 MOU，与新加坡、俄罗斯等国良好的监管合作关系已维持十数年。“ 一带一路 ” 倡议提出后，监管机构合作深入推进，央行与沿线多国签订的本币互换协议基本实现续签或规模扩大，有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是与东盟十国、阿联酋、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的监管合作密切。上述国家多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地缘优势明显，为双边友好合作提供良好的培育土壤。近年来，在密切友好的监管合作推动下，中资银行亦加速在这些地区安营扎寨，助推“一带一路”布局扩张。

三是监管合作的广度、深度有待提升。从监管合作广度来看，我国与南亚、中东欧的银行业监管合作较为松散。这些地区金融业发展相对缓慢，开展深入合作的时机尚不成熟，在南亚、中东欧的24个国家中，目前我国仅与其中10个国家达成监管合作。从监管合作深度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银行业监管合作尚处在初级阶段，离监管合作的高级阶段——监管协调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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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畅想“兴丝路”未来发展

“ 一带一路 ” 倡议提出五年来，沿线金融大动脉初现雏形。中资银行既共襄盛举、分享红利，又面临境外扩张经营的风险和挑战。

一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大，考验中资银行差异化经营能力。比如沿线中亚、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是伊斯兰民族占主流的国家，多发展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在许多领域存在区别，伊斯兰金融禁止利息、金融机构只承担管理中的操作风险，很多传统金融工具不适用伊斯兰金融体系。需要根据不同国家调整经营策略、管理体系、风险战略。

二是中资银行沿线机构 “ 扎堆 ” 东南亚，布局有待优化。现有机构呈两极化分布，东盟地区密集布局，中亚、中东欧多地空白，服务覆盖网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一些地区政治经济风险较高，金融市场环境不佳。中东欧、西亚一些地区是地缘政治风险的集中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环境体系薄弱、稳定性差，主权债务风险、货币风险、银行系统风险叠加。

四是境外经营的声誉收益胜过经济收益，经济效益亟待提升。“ 一带一路 ” 项目早期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较多，建设周期长，投资需求大，项目经济效益不明显。

未来中资银行在 “ 一带一路 ” 建设中仍大有可为，要扬长避短，规避风险，把握机遇，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增设沿线网点，优化服务网络。目前 “ 一带一路 ” 沿线仍有约40个国家尚无中资银行机构，与沿线64个国家的分布广度相比，中资银行国家覆盖率仅40%，服务覆盖区域有限。另一方面，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境外银行准入趋严，中资银行 “ 出海 ” 步伐受限整体放缓。在此背景下，中资银行、特别是实力较强的股份行应把握 “ 一带一路 ” 战略契机，跟随国家政策导向，择机加快沿线布局。以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外交、经贸的友好伙伴为切入点，辐射南亚、中亚、中东欧地区；以迪拜、阿布扎比等经济发达、油气资源丰富的重要交通枢纽为立足点，挖掘伊斯兰金融的优势，深耕西亚中东市场。

二是加强中外资银行合作互鉴，拓展多渠道交流合作。大型外资银行国际化经验丰富、海外网点优势明显、市场耕耘时间较长，跨境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跨国风险解决方案健全。例如，渣打银行已形成 “ 一带一路 ” 的一站式金融解决方案，又独辟蹊径看好非洲国家市场，为中资银行助兴丝路提供新视角、新启发。此外，积极吸引各类国际机构参与，扩大投融资参与主体，推动股票和债券等资本市场发展，中外资银行加强合作、业务互补，共享 “ 一带一路 ” 发展红利。

三是强化 “ 本地化 ” 服务，提升业务创新能力。目前中资银行服务仍主要追随中资 “ 出海 ” 企业的需求，对当地客户服务较少，难以融入本地市场。下一步，中资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强与多边金融开发机构、政策性银行、当地政府及金融机构、跨国企业等的合作，拓展金融服务方式；探索以参股或并购方式进入沿线国家市场，依托当地机构和团队，结合中资银行在金融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推动金融服务创新，拓展市场份额；推动投融资产品和制度创新，探索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可持续投融资方式。

四是培育服务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国际化专才队伍。应加快储备会小语种、懂跨境金融的复合型人才，加大力度培养国际化经营的管理人才、风控人才。另一方面应平衡好国际化人才队伍结构，探索外派人员和本地化人员的构成比例，引入国际化经营专家，形成 “ 本行外派+当地人才+国际专家 ” 的人才队伍。

五是推进深化沿线金融监管合作。健全完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推进国内监管体制改革，提升金融监管效率；推进与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把握合作时机，拓展多种合作协议形式；加强对沿线国家金融业发展的研究和关注，利用好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交流对接平台，与沿线国家深入开展包括交流研讨、合作论坛等多种形式的非正式交流。

表5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与我国的金融监管合作情况

（点击可查看大图）

资料来源：根据银监会、央行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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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由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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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echEco研究院联席院长：付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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