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為止，已有的考古成果證明，山西自遠古時代就是華夏民族重要發祥地之一。堯都平陽（臨汾）、舜都蒲坂（永濟）、禹都安邑（夏縣），這些今日山西境內的市縣至今還留有諸多歷史文化遺址和美麗傳說，以待後人挖掘和發揚光大。
山西是中華民族在夏商周時期的重要活動區域。
這可以視為山西曆史文明的起點時期，也是此文從歷史角度觀察山西前途命運的時間起點。站在這個歷史起點，穿越歷史滄桑直達當下，抓住重要歷史事件和時間節點，我們也許可以大概捋出一個山西前途命運的演化輪廓。
這個輪廓，也許沒有歷史學家、文物考古專家對細節的斟酌探討，卻能讓我們從整體上對山西的興衰有較為理性的認識，這便算是此文的重要貢獻了吧。
從夏商周始至春秋時期諸侯長期爭霸結束，這段時期，公元前458年～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殺智伯，瓜分了歷經周成王分封唐叔虞、晉文公重耳改革圖強、晉楚城濮之戰（晉國勝）後一度在黃河流域稱雄的晉國，直接把歷史推進至戰國時代。
此後，無論是秦漢時代屬於“天下之中”（三河地區即河東、河南、河內為“天下之中”）河東郡的晉西南，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數民族進軍中原引發的“城頭變幻大王旗”混亂局面，還是隋唐大統一時期晉陽城僅次於長安、洛陽的政治地位，山西藉助介於北方少數民族入侵者和中原政權之間的地理位置、黃土高臺俯衝周邊及中原政權的冷兵器時代軍事地利，始終處於中華民族發展大勢的核心地帶。
也就是說，自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開始，經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至唐朝滅亡、公元980年宋太宗火燒水灌晉陽城，長達三千多年的悠悠歲月中，“天下形勢必有取于山西”的判斷或者觀點，其主要依據在於“地利”——山西毗鄰易於人類繁衍生息的黃河流域，介於北方少數民族入侵中原政權的必經之路，及可以俯衝周邊包括中原政權的無與倫比軍事優勢。
簡而言之，宋以前，山西的重要戰略地位主要來自於“地利”。假若“地利”不變，甚至被加強了，山西是不可能走向衰落的。可惜，歷史不容假設，世界在人類不斷滲透和改造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比如，黃河流域的人們有一天掌握了“打井”技術，就開始改變以往擇水源地而居的古老生活法則，走向四面八方，開枝散葉，弱化了黃河流域文明“水”的吸附力。
比如，中原政權都城的地理位置發生變化，不再地處長安、洛陽，而是遷移至南京、杭州、北京等地。
比如，北方民族入侵的威脅不存在了，南方沿海地區的海上入侵成為重點。
……
總之，一旦原先促成“地利”的外部條件被顛覆，傳統的優勢逐步被削弱，如果短期內無法尋得新競爭優勢，衰落頹勢將很難挽回。山西，在宋以後的前途命運，似乎就落入了這一衰落頹勢通道中，始終無法逃脫，直至今日。
也許有人不同意此種說法，會依據明清晉商之昌盛、民國閻錫山時期山西在全國的獨樹一幟等提出異議。不過，無妨，這本就是一種討論，多些聲音和說法才能慢慢撥開迷霧、形成共識。何況，對明清、民國時期的山西，馮潞在其著作《山西密碼》、行龍在其文章《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中都有說法的，有興趣的可以去品味一番。
沿著上面的思路，北宋統一天下後，定都開封，而非之前的洛陽；1127年靖康之變宋徽宗、宋欽宗被金國所俘後，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繼位，後遷都臨安（今杭州），史稱南宋。北宋、南宋時期漢政權中心不斷南遷，使得山西不斷遠離“天下割據中心”的古老地理優勢。
此後，元滅宋後定都大都（今北京），明滅元、清滅明後也最終都定都北京，直至1911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結束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把中華民族帶入民國時代。
元明清時期，北方的入侵依然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大患所在，而元、清王朝在把北方入侵者的勝利推至巔峰時，也由於漢文化的超級同化能力而走上了衰落，再一次弱化山西宋以前的“地理優勢”，尤其是明清以降，受沿海地區西方資本主義“堅船利炮”影響，以往北方的古老狼煙已散，遠離政權中心且不再擁有俯衝優勢的山西，其傳統地理優勢不再。
當然，除了這些變化，馮潞在《山西密碼》中一再提到的京杭大運河，這個後天天下大勢的形成，也是必須談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如360百科中所言，京杭大運河全長1797千米，開掘於春秋時期，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代，疏通於明清，從公元前486年開始鑿，至公元1293年全線通航，前後持續了1779年，是世界上最長的古代運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流經天津、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和浙江，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正好處於我國東部地區由北至南的方向，我的認知範疇內山西能與之掛上點關係的也就境內海河的支流水系。而據有關研究表明，唐宋以來，京杭大運河沿河地區又恰是我國最發達的地區，人才、資金、經濟活躍度與富裕程度都遠超其他區域。著名的胡煥庸線，囊括京津冀環渤海、長三角地區在內的現實，似乎都成為京杭大運河引發國家發展大勢變化的有力證據。
山西恰好與京杭大運河大勢，相距甚遠，無法勾連。
這也可以解讀為：當華夏民族的發展由基於先天的地利——文明發祥地，向生產力提高後人類改造自然形成的後天大勢——京杭大運河轉變時，受地理所限，山西恰恰沒能納入到這經歷千年之久才慢慢形成的後天大勢中，進而逐漸走向了沒落。因為，自“禹鑿龍門，通大夏”，山西遠古巨湖“鴻水”流入黃河峽谷，奔流向海後，山西境內的黃河水等水系一直受高臺落差影響沒能全線貫通，也未通過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經黃河、海河，與京杭大運河實現貫通，繁榮商貿，促進發展。
受益於先天“地利”三千多年的山西，最終也為地理所困，不僅陸地交通網絡的貫通成本高昂、困難重重，而且水路的貫通乃至對外連接黃河、海河與京杭大運河也無法形成，最終失去了天下形勢由先天向後天轉變帶來的新機遇。
明清以降，伴隨西方“堅船利炮”入侵使得北方兵戈之患南移，在錯失新的天下大勢後，山西以往的先天“地利”優勢已蕩然無存，惟留人稠地狹、四塞之地之表裡山河。
人稠地狹，田不足耕，四塞之地，為“人口外遷”“外出經商”埋下了伏筆。行龍《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中對此有確切說法——明初，山西人口總數403萬餘，相當於河南、河北兩省的總和。洪洞大槐樹移民，正是立足於山西龐大人口基數，以補充其它金元以來遭受戰爭重創地區人口不足的舉措。外出經商，顯然是為了“田不足耕”背景下的生存問題。而，事實上，晉地多為梯田、山坡地，不僅地力無法與平原地帶水澆地媲美，而且不利於機械化規模耕作，交通不便，農業生產與流通成本高於平原丘陵地區。
在這種失去三千多年“地利”的背景下，山西晉商即便走出去經商，要想繁榮起來，稱雄歐亞五百年，還是需要一個“引子”的。這個“引子”，學界和官方普遍認為是明朝實行的開中制，即商人通過向邊塞軍隊供給糧食，獲得朝廷頒發的“鹽引”，使得商人獲得到指定鹽場和地區販賣鹽的權力。恰好，山西就有鹽場，開中制就順理成章為晉商拿到了第一桶金。“明清兩代大批晉商馳騁南北設號建業，不僅在全中國範圍內留下了他們的深痕足跡，而且在外蒙古、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國際貿易’”。不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與官方捆綁過於緊密的晉商終難逃脫伴隨王朝衰亡而衰敗的命運。
晉商這一小撮商人群體，雖然輝煌一時，卻也難改變山西錯失天下大勢後的頹衰，即便清末曾國荃之後的傳教士李提摩太、張之洞、胡聘之等通過大力興辦近代工業（機器局、火柴局、工藝局、紡織廠等）、1902年創辦了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學堂、1907年山西境內第一條鐵路正太鐵路通車等，的的確確在四塞之地的山西開了風氣之先。
這些舉措，不僅開風氣之先，在長期因地理文化而封閉保守的晉人觀念中撕開了一道口子，讓外部世界的新鮮空氣流入了山西，在實業建設方面也著實有些建樹。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12月29日太原起義爆發，閻錫山被推選為山西大都督，在“保境安民”策略下，秉承清末開風氣之先遺留的教育、工業基礎，大興教育事業，發展軍事工業，在軍閥割據混戰的亂世倒也的確作了些有利於地方百姓好的事情，這與其推行的“村本政治”等結合起來，使得山西在民國獨樹一幟。
不過，其重視軍工發展的思路也為建國後山西資源型經濟的形成打下了歷史基礎。1949年建國後，在蘇聯援助工業項目、國家發展需求及政策安排下，也把山西推上了資源型經濟的發展軌道。
歷史地看，自夏王朝至公元980年宋太宗毀晉陽城，這段長達三千多年的歲月中山西因先天地理優勢始終處於中華民族發展的核心地帶，未曾脫離國運大勢，也落下了“天下形勢必有取于山西”的美譽。北宋以來，伴隨國家政治中心的不斷南遷、北移，京杭大運河後天大勢的興起以及明清以降北方邊患轉為東南沿海西方“堅船利炮”，步入衰落通道的山西，其先天地理優勢被極大地削弱，政治經濟地位一落千丈，即便曾偶爾閃現明清晉商之輝煌、民國山西之靚麗，卻也不可迴避地一步步淪為一般性地區。建國後，在國家安排下，山西雖為執能源牛耳之重地，卻又因未及時成功轉型陷入“資源陷阱”泥沼，無法自拔，惡化了地方政治經濟生態。歷經治理，時下的山西雖然已步入“兩轉”爬坡過坎階段，但資源型經濟畸重的現狀仍未徹底改觀，前路依然任重道遠。
這並非悲觀主義情緒支配下的論調，而是力求理性客觀的輪廓性判斷，目的也並非批判，而在於尋找到這個時代的新大勢，主動融入，成功轉型，跳出頹勢，讓山西走向新生。
在當下這個全球化、信息化的萬物互聯時代，什麼是最大的大勢呢？也許會有各種見仁見智的說法，我在之前的文章《地理視角下山西發展難點及出路淺思》中也有些許粗淺觀點，但卻都無法離開
“開放發展”這個時下的發展底色調。山西要想盡一切辦法融入到“開放”這個時代大勢中去，尋找出路，切莫遲疑。這對山西提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因為“開放”雖是兩個字，卻內涵豐富至極。
比如，山西內陸開放新高地的建設，政策層面側重的“岸港網、鐵公基”這些硬件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明確提出了要搞開發區二次改革創新，拓寬省內經濟發展的地理空間並提高經濟發展的便利度、降低全省營商成本。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涉及到了經濟地理空間佈局、公共基礎設施硬件建設，但卻只是“開放”發展的一環而已，並非全部。
敢於在全國範圍乃至全球開風氣之先的膽識和氣魄，這種理念層面的軟“開放”，在四塞之地的山西顯得更加重要。有了這個，以往“等、靠、要”的中庸施政策略就會向著更為積極的方向轉變，提高施政效率；而所有以往阻擋施政效率提升的舊式罈罈罐罐比如用人制度、政務體制機制和政商資源配置等方面的藩籬阻礙都會在這一過程中被消融掉，為革新力量所替代。在開風氣之先理念支配下，這種轉變將是全方位、寬領域、深層次的，不是某一個具體舉措可以媲美的。因為，敢於開風氣之先，屬於認識革命範疇，是孕育新思想的源泉，從認識與實踐的關係看必將對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就“開放”發展而言，這要排到第一位。
有了這個，無論開發區改革創新還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各級決策群體在地理佈局、投資建設等改革創新方面的思維認知將進一步大幅提升，進而在具體執行層面表現出敢為人先的創新迭出。
認知水平進入第一方陣，幹工作創意無限，一個區域的發展根基將會被不斷夯實，質量越來越高，使得區域勃興之“內因”日益強健。
但，在一個合作共享發展的大勢下，這對在經濟發展領域處於弱勢地位的山西而言，還不夠。山西的“開放”，還需要在汲取外部能量上多下功夫。
在一個國家倡導建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下，積極融入全球化，這個很有必要，關鍵是怎樣融入其中，通過體制內在海內外的平臺為企業提供貼心周全的政務服務、政策信息諮詢等；通過與在國際上混得風生水起的國企、民企乃至國外跨國公司合作，“借船出海”，為本地中小企業創造合作發展契機；通過健全、完善和提升地方標準體系，對接國內與國際標準體系，提高地方產品和品牌的市場美譽度、市場份額；等等，也許都是需要認真思考並有所行動的。否則，融入全球化將僅是一場黃粱美夢，不能為山西汲取外部力量的。
不僅如此，我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國際倡議，顯然機遇無限，是山西融入歐亞大陸橋建設的時代機遇。就國內而言，這可以視為是京杭大運河之後又一個面向國際社會的新後天發展大勢，其意義絕不容低估。因為這一倡議是在我國複雜地緣政治現狀、能源海上通道不能實現絕對掌控、歐亞大陸陸地大宗商品通道低成本等政治經濟多重因素下提出的，如有些專家而言是建國以來我國第一次明確提出的國際性發展方略。這一方略一旦得到落實，地球村政治經濟格局將發生大變，中國也將弱化乃至擺脫複雜地緣政治、海上能源通道的強國掣肘，在與亞歐各國的緊密經濟貿易關係中迎來新的更廣闊天地的合作與繁榮，打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歐亞之門”。這也許是我國全球化未來最值得期待也是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山西切莫錯過。
立足於這個判斷，除了省內夯實根基的各種安排，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大勢，對於想要轉型成功的山西而言，無論下多大功夫都不為過，也都將在未來獲益。山西可以與任何一個區域、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合作共享發展，但在資源條件限制下，緊緊圍繞陸地“絲綢之路”建設這條大勢主線，積極參與國家的安排比如中歐班列、全國物流及高鐵建設規劃的落實等，認真設計好、落實好山西關於“一帶一路”的相關配套規劃政策，把自己的煤焦冶電整套技術裝備、大型工程技術設備、地方特色品牌產品和成熟的行業產業標準等推介出去，不斷強化文旅、商貿與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合作發展與交流力度，積極開拓並融入到歐亞大陸通道國家市場，秉承合作共享理念，久久為功，將大有可為，前程似錦。
歷史地看，以往四塞之地聯通世界的山河壁壘在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民用航空等交通事業的快速發展中正逐漸消融，高舉法治市場經濟的大旗，大力倡導敢為天下先的風氣，不斷優化經濟社會發展地理空間佈局，不斷健全完善對接世界的“岸港網、鐵公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提高商貿便利度，降低山西境內的營商成本，並主動融入全球化尤其是陸上“絲綢之路”歐亞大陸橋建設中，走出封閉保守觀念的束縛、不斷夯實區域發展根基、主動融入新發展大勢，也許在未來某一日，山西就可以水到渠成，輕鬆跳出“資源經濟陷阱”，擺脫北宋以降的千餘年頹勢，鳳凰涅槃，浴火歸來，重現榮光，為中國和世界貢獻更多晉人智慧與力量了。
如此，“華夏民族發祥地之一”“五千年文明看山西”等美譽，才能煥發出勃勃生機，實至名歸，而非歷史長河中的前塵往事。
（完結）
參考：馮璐 《山西密碼》、行龍《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360百科。
閱讀更多 老盧庸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