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有這麼兩段激情洋溢的話：“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這裡所說的“成千成萬的先烈”中，有許多是英烈夫妻。以下是其中十對著名的英烈夫妻：
陳潭秋與徐全直
陳潭秋（1896—1943），1924年夏與徐全直結為夫妻。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原名澄，字雲先，湖北黃岡人。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1920年參加組織武漢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9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後曾任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委員、武漢區執委委員長、中共安源地委委員、中共湖北區委組織部長等職。大革命失敗後，先後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山東臨時省委負責人、滿洲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秘書長，以及黨的五屆、六屆中央候補委員等職。1933年初到中央蘇區。後曾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糧食部長等職。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7月，被黨中央派往莫斯科列寧學院研究班學習。1939年5月奉命回國，途經新疆時，黨中央電示他留在新疆，任中共中央駐新疆辦事處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2年9月17日，與毛澤民等被投靠蔣介石的盛世才軟禁。1943年9月23日，與毛澤民、林基路被盛世才下令在獄中秘密殺害。
徐全直（1902—1934），湖北沔陽人。早年就讀於湖北女子師範，受到陳潭秋等的教育，秘密閱讀了大量革命書刊，逐步成長為自覺革命者。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隨陳潭秋等同志去安源煤礦工作。1926年9月調任省立第二小學校長、湖北省婦女協會常務委員。後曾任湖北婦女協會執行主委兼交際部主任。1930年，時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陳潭秋在哈爾濱被捕，她雖然處境十分險惡，但卻無所畏懼，大義凜然，沉著、機智、勇敢地與敵人周旋。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出獄的陳潭秋調上海工作，任中央機關交通員，傳送黨的秘密文件，為周恩來等領導安排活動地點，站崗放哨，出色完成黨交給的機要任務。1933年春，她和陳潭秋同時被派赴蘇區，因任務緊迫，陳潭秋先往蘇區。4月29日，因叛徒出賣了黨的機要機關，她躲避不及，不幸陷入敵手。被捕後化名黃世英，經多次嚴刑審訊，始終未暴露真實姓名與身份，被押解南京憲兵司令部監獄。在獄中發動絕食鬥爭，堅決與敵人周旋到底。為此，刑期由8年改為15年，最後以“拒絕坦白自新，誨謾公職人員，妨礙他人自新”的罪名被加判死刑。1934年2月1日犧牲於南京。
何孟雄和繆伯英
何孟雄（1898—1931），中國工人運動領導人之一。湖南酃縣人。早年在長沙求學期間，與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等交往密切。1919年3月入北京大學做旁聽生。1920年加入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團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加入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任黨領導工人運動的北方勞動組合書記部成員。同年冬，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任地委書記兼組織委員。1922年作為北方黨組織和工人運動的重要領導成員，參與發動和領導了京綏鐵路、開灤煤礦、唐山鐵路機車廠、正太鐵路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許多重大斗爭，並創建了京綏鐵路工會。1925年5月1日任剛剛成立的京綏鐵路總工會秘書長。1926年初，調任中共唐山地委書記。1926年冬調到當時的革命中心武漢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嚴重白色恐怖中，於1927年10月奉調上海，先後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淮安特委書記、江蘇省委委員兼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參與領導江蘇各地黨組織的恢復、發展和開展武裝鬥爭。後曾任上海滬西、滬中、滬東區委書記。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在獄中保持了共產黨員的堅定立場和崇高品格，寧死不屈，同敵人進行了堅決鬥爭。1931年2月7日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龍華。
繆伯英（1899—1929），湖南省長沙縣人。1919年7月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並以長沙地區考分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師範學校。1920年先後加入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工讀互助會、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同年11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還參加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女黨員。與何孟雄結婚後，新家成為了地下黨組織的一個秘密聯絡站，夫婦二人還被大家稱為“英雄”夫婦。1923年任中共北方區委女工部秘書、部長，秘密出版革命刊物和傳單。1924年被黨組織派回湖南領導婦女解放運動，曾任湖南省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1927年8月初與何孟雄一起奉調上海工作。到達上海後，先後擔任中共滬東區委、滬中區委婦委主任。為了便於開展地下工作，公開身份是華夏中學物理教師。1929年10月，由於積勞成疾住進了醫院。彌留之際，斷斷續續地對守候在病榻前的何孟雄說：“我既以身許黨，就應為黨的事業犧牲。奈何因病行將辭世，未能戰死沙場，真是憾事！孟雄，你要堅決鬥爭，直到勝利。你若續娶，要善待重九、小英兩兒，使其健康成長，以繼我志。”說完，年僅30歲的繆伯英帶著對黨的未竟事業的遺憾和對親人的深深眷戀離開了人世。
阮嘯仙與高恬波
阮嘯仙（1897—1935），1923年冬與高恬波結為夫妻。廣東河源人。名熙朝，字瑞忠。1918年考入廣東甲種工業學校。1921年加入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歷任中共廣東區委農委書記、第三屆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政治教員和主任、廣東省農民協會常委。大革命失敗後，曾任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長、中共中央審計處長、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中國革命互濟會全國總會援救部長。1933年秋，從上海前往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審計委員會主任。同年8月，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政委。是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第六屆中央審查委員。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留在贛南堅持鬥爭。1935年2月，贛南省委機關被敵圍困，3月4日開始突圍。3月6日在戰鬥中壯烈犧牲，時年38歲。在阮嘯仙烈士犧牲50週年的1985年3月，家鄉人民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為永遠記住阮嘯仙烈士輝煌的英雄業績，讓子孫萬代瞻仰和學習他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嘔心瀝血、奮鬥不息的革命精神，當地人民政府新建了一所用烈士英名命名的學校——“嘯仙中學”。
高恬波（1898—1929），廣東惠陽人。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廣東省的第一個女共產黨員。這一年，她按照黨的指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幹事，成為國民黨婦女部長何香凝的得力助手。在婦女部工作期間，還參加了彭湃主持的廣州第一期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1925年冬，為配合北伐戰爭，婦女部何香凝、鄧穎超等發起組織“軍人家屬婦女救護員傳習所”，她擔任救護隊隊長。在北伐軍進攻汀泗橋的戰鬥中，她在中彈負傷的情況下，頑強地將傷員救下火線，被官兵們稱讚為救護隊的“女將軍”。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後跟隨部隊撤退，不久，部隊轉移到鄱陽湖，她被派到中共江西省委擔任特派員和省委婦女部部長職務，還兼任交通、會計等職。1929年12月，由於叛徒告密在南昌市執行聯絡任務時不幸被捕。被捕後，反動軍閥張輝瓚對她威逼利誘，逼她投降，說出黨的秘密。但無論是花言巧語，還是嚴刑拷打，她始終橫眉冷對、堅貞不屈。這位鐵骨錚錚的女共產黨員犧牲時年僅31歲。1930年1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表了題為《悼我們的女戰士高恬波同志》的文章，號召廣大黨員學習她的革命精神。
劉伯堅與王叔振
劉伯堅（1895—1935），1927年4月與王叔振在西安結為夫妻。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6月與周恩來等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旅歐總支部書記。1923年底去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後出任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後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1928年再次被黨派往蘇聯，先後在莫斯科軍政大學和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軍事。同年，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0年回國後從上海轉道江西，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工農紅軍學校政治部主任。1931年底參與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寧都起義的組織、策劃和聯絡工作，為寧都起義成功舉行作出了重要貢獻。隨後，擔任由起義部隊改編的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還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出發長征，他奉命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他積極組織留守部隊，在於都河多處架橋，為主力部隊做好後勤保障工作，護送中央紅軍主力渡河長征。1935年3月4日在信豐唐村（今屬安遠）遭國民黨軍隊包圍，他率部隊轉移突圍時，在激烈的戰鬥中身中數彈，不幸負傷被捕，3月21日壯烈犧牲在江西省大餘縣金蓮山刑場。
王叔振（1906—1935），原名淑貞，陝西三原人。1920年入省立西安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因經常出入西北軍營地宣傳國民革命，和劉伯堅之間便產生了深深的戀情。1927年4月與劉伯堅結婚後被安排在聯軍總政治部擔任秘書工作，並經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6月和劉伯堅一起離開馮玉祥部隊。7月在武漢找到中共中央，被分配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9月，根據黨的指示轉赴上海從事濟難會工作，營救被捕同志和籌款接濟遇難同志家屬。1928年春，劉伯堅被派赴蘇聯學習軍事，她仍留上海。1930年秋與回國不久的劉伯堅一起被調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從事婦女工作。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被任命為中央政府秘書。1932年被調往新泉任縣委書記。1934年初奉調回瑞金，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科科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她被留在蘇區。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頑強堅持鬥爭。根據中共上級組織指示，她突出敵圍準備轉赴上海從事地下鬥爭。當輾轉到達閩西長汀四都鄉以西數十里的姜畲坑時，突遭不幸。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保衛局，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秘密處死。
彭湃與許玉罄
彭 湃（1896—1929），1926年冬與許玉罄在汕頭結為夫妻。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早期農民運動領導人之一。名天泉、漢育，廣東海豐人。1917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1921年回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任海豐縣教育局長，出版《赤心週刊》。旋即從事農民運動。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中共海陸豐地委書記、廣東省農民協會副委員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秘書。曾主辦第一屆和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後至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大革命失敗後，參加了南昌起義，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後隨起義部隊南下廣東，任東江農民軍總指揮，參與組織海陸豐人民武裝起義，並一度建立海陸豐蘇維埃政府，任海陸豐蘇維埃政府委員長和中共東江特委書記。廣州起義時，任廣州蘇維埃政府（廣州公社）人民土地委員。1928年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中央軍委委員兼中共江蘇省委軍委書記。是中共第五、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30日在龍華就義。
許玉罄（1907—1933），又名許冰，廣東揭陽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任揭陽縣婦女解放運動委員會主席。黨的“五大”和團的“四大”結束後，被黨組織分配到香港開展工作。1927年12月，由於工作需要，又從香港回到海豐。她大力協助彭湃創建海陸豐蘇維埃政權。1928年冬，彭湃就任黨中央農委書記，她隨彭湃抵達上海，從事白區交通聯絡工作。1929年8月30日，彭湃英勇犧牲後，她滿懷悲痛，寫下《紀念我親愛的彭湃同志》一文，嚴詞痛斥叛徒的卑鄙無恥，並說：“我彭湃同志雖然死了，但他光榮的歷史，偉大的戰績，英勇的精神不能磨滅。”這時，黨安排她到莫斯科深造。但是，她向黨組織要求重回大南山進行革命鬥爭，反擊敵人，為彭湃報仇，為解放勞動人民而貢獻自己的力量。1930年夏，黨組織見她意志堅決，批准她重返廣東戰鬥。她旋即回到廣東，任東江婦女解放運動委員會主席。1931年當選為中央東江特委委員，後又兼任惠（來）普（寧）潮（陽）暴動委員會書記。1933年秋國民黨反動派組織大批軍隊圍攻大南山。由於叛徒出賣和敵眾我寡，在戰鬥中被捕，押在普寧流沙監獄。敵人知道她是彭湃的妻子，就千方百計勸她自首。她嚴詞拒絕。綽號“潮汕殺人王”的反動頭子張瑞貴下令對她施以酷刑。她忍受肉體上的劇痛，堅決不洩露黨和游擊隊的秘密。後被敵人押至汕頭殺害，時年僅26歲。
陳芬和毛澤建
陳 芬（1903—1928），1925年與毛澤建結為夫妻，湖南耒陽人。1919年考入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畢業後回耒陽縣城晉公祠創辦私立民治學校，以教書為掩護，以創辦的民治學校作為活動據點，組建中共耒陽黨支部，並任支部委員。後任中共耒陽地方執委會組織委員，並與執委們深人工廠、礦山宣傳發動，先後組織了縫紉、泥水、碼頭等行業工會，還組織小型劇團深入農村，以農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宣傳革命思想。1926年3月調任中共郴縣地方執委會書記，發動群眾與反動組織“左社”進行堅決鬥爭，狠狠打擊了土豪劣紳的反動氣焰，推動了全縣工農運動的開展。同年8月，增補為中共湘南特委委員。1927年“馬日事變”後，中共衡山縣地方執行委員會遭到嚴重破壞後，受中共湘南特委之命，重建衡山縣委。在是年11月黨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衡山縣委書記兼軍委書記。1928年4月中旬，扮作鹽商赴井岡山尋找湘南起義部隊。5月4日途經耒陽時因人告密，被當地挨戶團逮捕。敵人嚴刑逼供，仍威武不屈，怒斥敵人。次日，被殺害於耒陽敖山貫武橋。
毛澤建（1905—1929），又名毛達湘、毛日曦，乳名菊妹，湖南湘潭韶山人。六七歲時過繼給毛澤東的父母做女兒，“毛澤建”這名字是毛澤東取的。1921年春，被毛澤東帶到長沙，入崇實女子職業學校讀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入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學習，任學校支部書記和湖南學聯女生部部長。1926年夏，任中共衡陽縣委婦女運動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先後在衡北遊擊師、衡山工農游擊隊從事武裝鬥爭，曾帶領游擊隊奪取當地團防局的槍支，破壞敵人的通訊設備，懲辦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協同湘潭、衡陽等地的游擊隊殲滅了南嶽團防隊，一時成為遠近聞名的“女游擊隊長”。1928年3月調任耒陽縣委婦女委員和縣女界聯合會負責人。後在帶領游擊隊在夏塘鋪一帶活動時，被敵人重兵包圍，突圍時被捕，旋由耒陽游擊隊救出。不久，再次被捕，在衡山、衡陽監獄關押的一年期間，受盡各種酷刑，始終堅強不屈。當國民黨衡山縣縣長說不相信共產黨人不怕死時，她大笑道：“就是碎屍萬段，我也不會低頭！”曾在遺書中寫道：“人民總歸要做主人，共產主義事業終究要勝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萬死也無恨。到那時，我們還會在九泉下開歡慶會的。”1929年8月20日，在衡山馬王廟英勇就義，年僅24歲。毛澤建之死，毛澤東十分痛惜。1949年毛澤東曾說：“菊妹子的犧牲很可惜，她是個好同志。”
張昆弟與王蘭英
張昆弟（1894—1932），1926年與王蘭英結為夫妻，中國北方工人運動領袖。號芝圃，湖南桃江人。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入學不久，就與同班同學蔡和森及在八班就讀的毛澤東結為好友。1918年4月，同毛澤東、蔡和森等人一起創建新民學會。1919年10月，與李維漢等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10月被遣送回國。1922年春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安排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工作。1922年5月，受李大釗派遣去正太鐵路從事工人運動，並親自組建正太鐵路總工會。1923年3月，任中共北平區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部長。1924年受黨組織派遣去鄭州，協助恢復了京漢、隴海鐵路總工會。1925年2月被選為全國鐵路總工會總幹事和黨團書記。同年春，當選為中共豫陝區委委員。1925年10月任河南總工會委員長。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後，又擔任中華鐵路總工會幹事、黨團書記。1926年春任中共山東地方委員會書記。大革命失敗後，調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審查委員會候補委員。會後又列席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回國後，先後任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黨團書記、中共順直省工委書記和河北省工委書記等職。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工運特派員”身份到湘鄂西蘇區開展活動，7月任湘鄂省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5月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湘鄂西的執行者誣為反革命，受到殘酷鬥爭，同年7月在湖北省洪湖縣翟家灣被殺害。
王蘭英（1908—1933），又名文燦，祖籍廣東中山，出生于山東濟南。1923年考入山東省立濟南女子師範學校。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負責青年團濟南地委的宣傳工作和濟南女師及濟南女中兩校團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根據黨的決定，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她在國民黨內部多方面團結進步力量，揭露右派陰謀，做出了很好的成績。1926年任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負責全省婦運工作。1926年因在校內外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宣傳打倒封建軍閥政府，揭露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暴行，被學校開除。從此便留在中共山東省委機關工作。這年夏天，黨派她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6月，作為工作人員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大”。1929年春回國後，被分配到上海滬東區做工運工作。1930年隨張昆弟去湘鄂西蘇區工作。1932年夏，張昆弟犧牲後又回到上海，不久被派至廣州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秘書長。1932年3月，因叛徒出賣在香港被捕。香港當局把她驅逐出境並通知了廣州當局，因此在廣州遭國民黨政府逮捕。在獄中，同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受盡酷刑，堅貞不屈。1933年被殺害。
李國柱與吳澄
李國柱（1906—1930），1929年春與吳澄在昆明結為夫妻，雲南巧家人。1922年從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後留校任圖書管理員。1924年在學校秘密發起組織了雲南省第一個以“喚醒雲南青年”為宗旨的進步組織——雲南青年努力會，並創辦革命刊物《雲南學生》，培養引導了包括人民音樂家、《義勇軍進行曲》曲作者聶耳和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等一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五卅慘案發生後，領導成立雲南學生滬潮後援會，宣傳五卅慘案的真相，聲援上海五卅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任共青團雲南特別支部書記。1926年2月，經團中央黨組批准，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在雲南省內入黨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同年7月進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底回國後受中央指派回雲南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歷任中共雲南省臨委委員、中共雲南省委委員、共青團雲南省委第一任書記兼滇東北地區區委書記等職。1930年12月11日，由於叛徒出賣，不幸被捕。12月31日與妻子吳澄和省委書記王德三、省委宣傳部長張經辰一起英勇就義。
吳 澄（1900—1930），雲南昆明人。1924年加入雲南青年努力會，倡導成立了青年婦女勵進會。五卅慘案發生後，領導組織婦女群眾積極響應聲援上海工人罷工的活動，帶領同學搗毀洋行，提出“男女平等”“開放女禁”等口號。1926年秋，肩負建黨任務的中共黨員李鑫回到雲南，與她取得聯繫，並首先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於是，她成為雲嶺大地上第一位女共產黨員。她積極協助李鑫等籌建中共雲南地下黨組織。經過周密的準備，11月7日，黨在雲南建立的第一個黨組織——中共雲南特別支部在昆明市平政街節孝巷39號成立，她首任特別支部書記。1927年初，她發起創辦了雲南省第一份婦女刊物——《女聲》雜誌，致力男女平等，呼籲婦女解放。1927年3月，黨中央派王德三等從粵回滇，在中共雲南特支的基礎上組成了中共雲南特別委員會，王德三任特委書記，她為婦運委員。4月下旬，她代表中共雲南黨組織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曾任中共雲南省委委員。1930年12月11日，因叛徒出賣，在昆明被捕，被關進雲南省陸軍模範監獄。1930年12月31日，壯烈犧牲於昆明西郊刑場。
李翔梧與劉志敏
李翔梧（1907—1935），1928年在莫斯科與劉志敏結為夫妻。曾用名李鳳周，河南洛寧人。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受黨組織派遣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奉調回國，在上海中共中央軍委工作。1931年夏進入中央蘇區，歷任紅一方面軍政治部宣傳處副處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紅五軍團第十四軍第四十一師政委。1932年任紅三軍團第十四軍政委、紅五軍團政治部秘書長、紅十三軍政治部主任。1933年任紅一方面軍第二十師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任紅軍總政治部破壞部（敵工部）部長、贛南軍區軍政委員會書記等職。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時，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鬥爭，任中央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部長。1935年3月，留在中央蘇區的部隊和機關人員奉命分路突圍。9日，和袁血卒帶領第四大隊開始突圍，當天晚上渡過安遠河，到達天門嶂。10日在天門嶂山上，受到國民黨軍隊的包圍合擊，戰鬥打得很激烈，部隊被打散。他雖乘夜突出重圍，但第二天又被200多“鏟共團”包圍。突圍中負傷後，他高聲喊道：“為革命流盡最後一滴血，同志們，前進吧！”後在傷勢嚴重的情況下，寧死不作俘虜，舉起手槍射向自己，壯烈犧牲。時年28歲。
劉志敏（1904—1935），河南羅山人。1922年入開封北倉女子中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開封被通緝，逃到武漢。同年秋，受黨組織派遣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分配在上海中共中央機關，擔負交通工作。1932年春，調到江西中央蘇區，在中共寧都中心縣委工作。1933年1月，中共建寧中心縣委成立，任中心縣委婦女部長。同年4月，到江西參加省委擴大會議。會後返回建寧途經黃泥潭，遭敵保衛團、大刀會匪徒襲擊。她臨危不懼，英勇反擊，身負重傷。1933年5月任中共閩贛省委婦女部長。1934年6月，隨省委機關退駐寧化城。10月，主力紅軍戰略轉移後，閩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機關進行整編，機關人員編為工作團隨省軍區武裝行動。她調任省委秘書兼裁判部審判主任。年底，閩贛省工作團和閩贛軍區武裝轉入游擊戰爭。1935年4月，到達寧化、建寧交界的陳家山，遭國民黨軍包圍，突圍中被俘。同年6月，被解押到漳州監獄。在獄中，雖倍受折磨，仍關心照料難友，鼓勵她們“活著就要鬥爭下去”。最後被殺害於漳州獄中。
朱瑞與陳若克
朱 瑞（1905—1948），1938年8月1日與陳若克結為夫妻。中國無產階級軍事家。又名敦仲，江蘇宿遷人。1924年入廣東大學讀書。1925年12月，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秋進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院學習。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回國。曾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科參謀、中共中央長江局軍委參謀長兼秘書長，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第三軍和第五軍團政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紅軍長征後，任第一方面軍第一軍團政治部和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軍委書記。1939年5月被任命為八路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不久，根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改組了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建立了山東軍政委員會，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兼軍政委員會書記。1945年夏，被任命為延安炮兵學校校長。1946年10月起任東北民主聯軍炮兵縱隊司令員兼炮兵學校校長，為人民解放軍炮兵的建設奠定了基礎。1948年10月1日，在遼瀋戰役攻克義縣的戰鬥中犧牲。10月3日，東北野戰軍將其犧牲的經過向黨中央作了報告。毛澤東聞訊後許久不語，悲慟萬分。在黨中央向全黨發出的唁電中，毛澤東親自寫下：“朱瑞同志的犧牲實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之巨大損失。”
陳若克（1919—1941），原名陳玉蘭，又名陳雪明，祖籍廣東順德，出生於上海。193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晉冀豫區黨委辦的黨校組織科副科長、山東縱隊直屬科科長、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婦女委員、山東省婦女救國聯合會常委、山東分局組織部科長等職。1940年秋山東省各界聯合大會開幕時，被選為臨時參議會的駐會議員。她和朱瑞情深意篤。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不到半年，就在1940年底日寇的一次“掃蕩”中因病失治死亡。看著身邊失去了鮮活的小生命，她心如刀絞。朱瑞強忍悲痛勸她說：“整個民族都在苦難中，孩子的性命算不了什麼。”她從悲痛中走出來，以更加忘我的姿態工作著。1941年11月初，日寇對沂蒙山區進行5萬人的大“掃蕩”。突圍中，即將臨產的她和幾個同志與大隊失去聯絡，11月7日落入敵手，被押入沂水城，兩天後孩子降生。其間雖遭到嚴刑拷打，但她隻字不吐，以絕食抗爭。11月26日臨刑前，她緊緊抱著自己的孩子不鬆手。朱瑞聞訊悲痛不已，在1942年7月7日抗戰五週年紀念日撰寫了《悼陳若克同志》：“她死得太早，是革命的損失！婦女的損失！也是我的損失！因為我們是衷心相愛的夫妻和戰友啊！但她的死又是黨的光榮！婦女的光榮！也是我的光榮！因為她和我們前後的兩個孩子，都是為革命而犧牲了……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閱讀更多 慶陽反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