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即將走過的改革開放40年如同一場誰都無法預知答案的世紀“大考”，把浙江稱之為這場“大考”中成績優異的“中國模範生”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其模範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這片土地上貢獻了令人歎為觀止的經濟增長數據，更在於其每時每刻所展現出的與舊思維迥異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況下，活潑潑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髮，進而綻放中國。浙江，乘著時代的大江大潮，站立於一路向前的“東方啟動點”。
“浙江奇蹟”是怎麼誕生的？從昔日的窮省到如今的經濟強省，浙江的秘訣是什麼？
最浙商刊發由有“追蹤研究浙江改革開放‘第一人’”之譽的著名財經作家、《東方啟動點：浙江改革開放史（1978-2018）》作者胡宏偉撰寫的述評稿件，力圖清晰展現改革開放40年浙江樣本的中國價值。
40年很長，40年也很短。
我們一直在改革開放的時光隧道中疾步狂奔。驀然回望，我們被自己已經趕了那麼遠的路、翻越了那麼多的檻而大吃一驚。
其實，在被稱作歷史的龐大座標系上，14000多天亦不過是轉瞬之間。40年，我們破解了數不清的改革難題，但尚未破解的難題肯定比已經破解的“數不清的難題”要多得多。
必須首先想清楚的是，為什麼要回望改革開放40年？回望，不是為了再一次證明我們曾經有過的正確，也不僅僅是為了一場等待已久的盛大的慶賀。回望必定是一種梳理，是一次充滿理性思辯的反省。
循著曲折蜿蜒的歷史經脈，我們艱難而努力地為下一個40年尋找前行的方位。
新世界的大潮就像錢塘江的湧浪般一路向東，奔騰入海，新與舊的嬗變與轉換是那麼得稍縱即逝。浙江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其本質就是一部創新史：觀念之新、機制之新、模式之新，總是在奔跑的浙商群體從不懼怕變化，他們那顆領跑創新的勇敢的心永遠怦然跳動。
2018年1月2日，新年第一個工作日，浙江省委召開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會
新與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段歷史的兩端。當我們後顧前瞻，又一次站立於出發的起點，我們必須面對至少到目前仍沒有清晰答案的“浙江三問”——
一問浙江：什麼是傳統中小企業的明天？
毫無疑問，
浙江民營經濟之根是傳統企業，中小企業。40年前，它們星火燎原崛起於鄉村，就如同山谷裡的野百合，倔強綻放，沒有它們就不會有浙江今天的輝煌。40年後，這一基本省情沒有變。
二問浙江：如何從商業互聯網走向工業互聯網？
某種意義上，近些年推動浙江重燃夢想的仍屬互聯網新經濟一枝獨秀，而且呈現出互聯網商業化的強烈趨向 ，互聯網創新紮堆於消費端，即便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零售”，也依然高度集中於商業流通。商業化互聯網海量流通的是商品、信息和貨幣，活力張揚之餘其泡沫化危險真實存在。
移動互聯網的時代已經結束，人工智能時代急切需要的是推動智能製造的工業互聯網與物聯網，“互聯網＋”必須進化為“互聯網×”，唯有信息化與工業化的兩化融合所催生的“化學反應”，才是出路。在這一領域，江蘇和廣東有著更深厚的基礎與探索。浙江，真的準備好了嗎？
三問浙江：能否實現從商人到現代企業家的歷史跨越？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作為浙江商人群體最卓越的領袖，魯冠球幾乎從不參加與“浙商”有關的任何活動，就連2014年首屆世界杭商大會上被評為“功勳杭商”，魯冠球亦告假缺席。他固執地堅持認為：“我不是商人，我是企業家！”
魯冠球
在製造業能力全球性過剩的今天，浙江縱橫四海的關鍵“秘密武器”首推強大的營銷能力，其商業力量的發育與成熟，幾乎沒有哪個省市堪與比肩。“銷—供—產”或者稱之為“貿—工—技”基本折射出了40年來浙江經濟生態鏈的因果邏輯關係。尤其在浙江中、南部廣大地區，更是呈現了“全民言商、人人做老闆”的濃郁氛圍。
無需迴避，面對巨大的既有改革紅利，相對分離或彼此交疊的利益集團悄然形成。我們已經告別了改革攻堅目標十分明確的純真年代，大無畏的改革勇氣不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驗藥方。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義同樣開始變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奮的改革口號聲中，我們的眼前卻常常是大霧瀰漫。
好在，我們的改革共識已堅不可摧，我們對未來始終心存炙熱的渴望。改革，是習近平總書記近年重要講話中頻率最高的關鍵詞。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由之路，是實現中國夢的必由之路。我們要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為契機，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將改革進行到底。”
從浙江到中國，下一個40年是一個開放式充滿不確定的懸念。唯一確定的是，我們只有將改革進行到底，別無他途。
文 | 胡宏偉
那就趕緊來關注我們
新浪微博：江乾區工商聯
閱讀更多 江乾區工商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