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浙江奇迹”是怎么诞生的？从昔日的穷省到如今的经济强省，浙江的秘诀是什么？
最浙商刊发由有“追踪研究浙江改革开放‘第一人’”之誉的著名财经作家、《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作者胡宏伟撰写的述评稿件，力图清晰展现改革开放40年浙江样本的中国价值。
40年很长，40年也很短。
我们一直在改革开放的时光隧道中疾步狂奔。蓦然回望，我们被自己已经赶了那么远的路、翻越了那么多的槛而大吃一惊。
其实，在被称作历史的庞大坐标系上，14000多天亦不过是转瞬之间。40年，我们破解了数不清的改革难题，但尚未破解的难题肯定比已经破解的“数不清的难题”要多得多。
必须首先想清楚的是，为什么要回望改革开放40年？回望，不是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曾经有过的正确，也不仅仅是为了一场等待已久的盛大的庆贺。回望必定是一种梳理，是一次充满理性思辩的反省。
循着曲折蜿蜒的历史经脉，我们艰难而努力地为下一个40年寻找前行的方位。
新世界的大潮就像钱塘江的涌浪般一路向东，奔腾入海，新与旧的嬗变与转换是那么得稍纵即逝。浙江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其本质就是一部创新史：观念之新、机制之新、模式之新，总是在奔跑的浙商群体从不惧怕变化，他们那颗领跑创新的勇敢的心永远怦然跳动。
2018年1月2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
新与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段历史的两端。当我们后顾前瞻，又一次站立于出发的起点，我们必须面对至少到目前仍没有清晰答案的“浙江三问”——
一问浙江：什么是传统中小企业的明天？
毫无疑问，
浙江民营经济之根是传统企业，中小企业。40年前，它们星火燎原崛起于乡村，就如同山谷里的野百合，倔强绽放，没有它们就不会有浙江今天的辉煌。40年后，这一基本省情没有变。
二问浙江：如何从商业互联网走向工业互联网？
某种意义上，近些年推动浙江重燃梦想的仍属互联网新经济一枝独秀，而且呈现出互联网商业化的强烈趋向 ，互联网创新扎堆于消费端，即便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零售”，也依然高度集中于商业流通。商业化互联网海量流通的是商品、信息和货币，活力张扬之余其泡沫化危险真实存在。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结束，人工智能时代急切需要的是推动智能制造的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互联网＋”必须进化为“互联网×”，唯有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化融合所催生的“化学反应”，才是出路。在这一领域，江苏和广东有着更深厚的基础与探索。浙江，真的准备好了吗？
三问浙江：能否实现从商人到现代企业家的历史跨越？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作为浙江商人群体最卓越的领袖，鲁冠球几乎从不参加与“浙商”有关的任何活动，就连2014年首届世界杭商大会上被评为“功勋杭商”，鲁冠球亦告假缺席。他固执地坚持认为：“我不是商人，我是企业家！”
鲁冠球
在制造业能力全球性过剩的今天，浙江纵横四海的关键“秘密武器”首推强大的营销能力，其商业力量的发育与成熟，几乎没有哪个省市堪与比肩。“销—供—产”或者称之为“贸—工—技”基本折射出了40年来浙江经济生态链的因果逻辑关系。尤其在浙江中、南部广大地区，更是呈现了“全民言商、人人做老板”的浓郁氛围。
无需回避，面对巨大的既有改革红利，相对分离或彼此交叠的利益集团悄然形成。我们已经告别了改革攻坚目标十分明确的纯真年代，大无畏的改革勇气不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验药方。利益的多元化使得改革的含义同样开始变得多元化，在令人振奋的改革口号声中，我们的眼前却常常是大雾弥漫。
好在，我们的改革共识已坚不可摧，我们对未来始终心存炙热的渴望。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近年重要讲话中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从浙江到中国，下一个40年是一个开放式充满不确定的悬念。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只有将改革进行到底，别无他途。
文 | 胡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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