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08年6月14日发表于《中国科学报》中国农村改革中的“黄宗羲定律” 李宗奉 蒋高明 “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人口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几千年来，农业和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基础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农村，是走西方那样的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大规模城市化道路？还是走环境友好型的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之路？需要决策者认真考虑。但是，无论走那条道路，如果广大农民没有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其后果就导致农业和农村的颓败，农民的不稳定，最终引起政治动荡。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针对社会经济改革，曾警告改革者“积累莫返之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者如果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调和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只能是越改越糟。这种“为了我，你应该如何做”的带有前提性的命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上世纪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黄宗羲定律”的影子，就一直相随于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次农村改革后，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为加快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央制定了“多与、少取、放活”的大政方针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解禁管制严厉的城乡户籍制度，免除沿袭几千年的农业税，实行农民种粮补贴、农村医疗保险等。这些措施对新农村建设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上述措施仅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三农”问题，并没有解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根本问题，甚至造成了农村现状更加恶化，大量“空心村”的出现就是个明证。试分析之： 首先，城乡户籍制度有条件地解禁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在巨大城乡差别的拉动下，大批有头脑、有能力的农村青壮年从农村进入城市。而城市管理者们则在“经营城市”理念指导下，不断地炒作城市住房，将住房变为聚敛财富的“黑洞”。农村青年通过炼狱般的高考进入了城市，但他们成家后，要在城市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完全依靠工资收入来实现可谓“比登天还难”。以山东省中部城市为例，一套80平方米住房，最低价也要30万元左右。农村大学生毕业后，月工资通常不足2000元，即使仅维持吃饱、穿暖的最低生活要求，购买一套住房最少也要花费掉他们20年以上的积蓄。因此，那些几乎是花尽了父母毕生积蓄进入城市的农村青年，不仅不能给父母经济上的回报，反而为了自己在城市的生存，让仍然务农的父母节衣缩食，更加重了乡村贫困。这是解禁了城乡户籍管理后城市对农村的最大伤害。 其次，种粮补贴的实惠并没有落到农民头上。随着农民种粮补贴的实施，种子、化肥、农药大幅度涨价，种粮补贴的收益远不能抵消农资涨价的投入。目前的种粮补贴政策令农资经营者的垄断地位更高，农民所得的实惠，又被那些经营者夺走了，甚至比“种粮直补”前付出的更多。以山东省为例，2008年4月，农户购买每50公斤(下同)尿素平均支出106.67元，与2007年同期比较上涨21.5%；国产和进口磷酸二铵分别为232.5元和251.67元，比同期上涨68.9%和71.6%。与2006年上半年同期比较，2007年排灌费上涨30.6%；机械作业费22.8%，均为近年来最高涨幅。2007年上半年，山东省农民生产费支出人均635.7元，比2006年同期增加82.3元，增长14.9%。2007年山东省小麦终止补贴标准为，青岛、东营、烟台、威海、莱芜5市每亩补贴15元，其他各市14元；农资综合直补标准，青岛、东营、烟台、威海、莱芜5市每亩49元，其他各市50元。从中可以看出，农民得到的补贴(65元)均低于农资涨价数额(82元)。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弱化了惠农政策实施效果，增大了生产成本。国家的大量惠农资金实际上进入了农资商的口袋。 第三，农村医疗保险给农民的实惠也值得怀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只能到指定的医疗机构才能够享受医保，而能够报销的数额远低于药品价格的虚高。调查发现，用于治疗溃疡的奥美拉唑在药店价格通常3.5~4元/瓶，而在医院则要达25~60元/瓶。不难看出，农村医疗保险的直接受益者也还是医疗机构，而不是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尽管不推行农村医疗保险，医院的药品价格依然是虚高的，农民看病也要支付多余的费用。但是，将虚高的医药价格回归实际价位，比农村医疗保险所带给农民的实惠要大得多。 (李宗奉为泰山科学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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