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恆大與賈躍亭就FF紛爭鬧得不開交之際，又爆出“銀隆”與原董事長魏銀倉的爭執，引發社會關注。經濟學者認為，兩起事件，暴露的是內部管理失控，財務留給外界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賬” 。
應用經濟學博士後盤和林認為， 銀隆原董事長魏銀倉與董明珠的鬥爭還在繼續，就此事所暴露出來的企業治理結構、內部控制制度問題進行探討，對公司治理具有共性價值。類似的情況在我國企業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包括賈躍亭的FF公司與許家印的恆大公司的財務問題紛爭，無不指向財務失控，即大股東與管理層可能存在較大的道德風險。
賈躍亭的一次次慘敗並非偶然，一切早有徵兆，而且執迷不悟、一錯再錯。
早在樂視時代，賈躍亭財務管理的混亂和不足就已經暴露。賈躍亭將樂視從視頻網站向流媒體、電影製作和智能手機等多個領域快速擴張。
為了滿足其野心，“十鍋五蓋”大量騰挪。據前樂視一位中層員工回憶，賈躍亭在資金的挪用上，有著絕對的話語權，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間可以任意騰挪各業務之間的資金，產生瘋狂的關聯交易。其資金風控管理能力的無知，最終導致樂視帝國的坍塌。
在國內失利後，賈躍亭遠赴美國至今未歸，一頭栽入被視作“東山再起”的FF，但他在財務管理上的沒有吸取任何教訓。
前寶馬CFO Stefan Krause曾經是賈躍亭最為信賴的外籍高管，曾任FF首席財務官和首席運營官，但他因賈躍亭對財務方面糟糕的管控提出異議，並最終和賈躍亭的矛盾激化離開FF。此前，Krause的職業生涯一直擁有良好的財務管理記錄。
外媒The Verge曾採訪過一名FF前員工，其表示：“賬本和記錄都很糟糕。”他透露，FF缺乏財務基本的流程，例如在現金支付或訂單採購前要求授權。
另據媒體報道，一名曾在特斯拉和FF工作過的員工也評論稱“財務控制是賈躍亭的軟肋。”他對資金缺乏控制力令員工沒有安全感。
在初創期，賈躍亭的策略就是“不計成本的燒錢”，把人員規模擴展到1500人，人力成本高昂。此後，由於FF陷入資金鍊不足的泥潭，導致研發工作中斷一年餘，工程師們不斷流失，到2017年底，員工又從最高時的1500餘人縮減到四五百人，高管也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
一些汽車零部件生產商也表達過同樣的觀點，在其與FF合作期間，別的車廠一年的預算，賈躍亭管理的FF一個月就花完了。
按照恆大與FF此前簽訂的協議，恆大向FF投資的20億美元是分三次投資的，第一筆8億美元資金，本應在2018年年底前支付。也就是說，按照雙方的約定，這8億美元，應該是可以使用1年。恆大5月就提前支付完全部資金，然而僅僅兩個月的時間，賈躍亭就宣告彈盡糧絕，賈躍亭的財務計劃的混亂、財務紀律的隨意無章可見一斑。
盤和林認為，銀隆與賈躍亭FF公司所暴露出來的財務問題，其實是一個企業內部控制問題，這是公司治理中最直接的體現。我國企業往往更多關注同行業的競爭對手、宏觀環境的變化，忽略公司的內部控制，導致禍起蕭牆。
他說，內部控制是企業運作的保障，出發點是為了整理企業流程，明確企業各項業務，監督與規範管理層以及每一位員工的行為，促進企業健康穩定發展。在不少學者關於企業內部控制的研究中也能發現，完善的內部控制結構對於公司的經營業績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
所以，企業必須大力完善內部控制。加強企業內部控制要遵循三個原則。首先是整體性原則。設計企業的內部控制應當做到涉及企業方方面面，不僅僅在於財務、生產，有關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都應當有相應的監督措施，讓每一位員工包括高管在履行自己職權時都能感受到有一雙無形的眼睛在盯著他們，阻止高管利用其職權，為自己或他人謀取私利，損害公司利益。
其次是適宜性原則。公司內部控制的標的物是公司本身，所以，相應的制度設計也要依據企業自身的情況而靈活改變，規模較小企業的內部控制機制較為簡單，而規模龐大，子公司較多，業務種類繁雜的企業則需要較為完善的內部控制結構。並且，隨著企業的不斷髮展、時代的不斷變化，相應的內部控制結構同樣需要與時俱進，隨勢而變。
還有一個原則是制衡性原則。此次銀隆高管被曝出職權犯罪，是新上任的董事會、監事會等發揮作用的結果。所以，在企業的內部控制結構設計中，在職能安排、職責分配、權力分配等方面，應當避免一人獨斷的現象，在橫向分工上做到各部門相互制約，互相監督，從縱向分工上做到下級對上級同樣有一定的監督約束作用。只有這樣，才能將權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杜絕其濫用職權的可能。這也是現代公司治理的核心所在。
盤和林表示，無論是銀隆，還是FF公司所暴露出來的財務問題，最終的結果都需要相關方面給出足夠的證據來驗證。目前的紛爭留給外界一筆筆“糊塗賬”的感覺，只有加強現代企業治理機制尤其是內部控制，才能避免類似的狀況一再發生。這是目前銀隆以及FF紛爭留給我們的最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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