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13日之魯迅
深味歷史的魯迅覺得，中國語言中奴性的因素出現，是專制文化的果實。文字獄、思想罪的利劍懸在頭上，於是便有了諸多愚民的表達出現。而那些叛逆的人，在選擇新路的時候，不幸也還是舊有的思維的俘虜，以為早已是新人，根底卻是奴性的另一面。他對《清代文字獄檔案》的解析，就看到了奴性語言帶來的更為奴性的後果。中國語言後來趨於枯燥、無趣，乃是權力震懾的緣故，有人性的表達，豈不是觸動龍庭？而奴才一旦得以喘息，其惡不亞於主子，那表達也就由低眉氣向惡氣轉化了。
趙園寫明清之際的“奴變”，有諸多不寒而慄的畫面。那些背叛自己主子的人，對人之兇殘，絕不亞於他的主子，而且更為無情，有森然的恐怖在。奴隸的造反不是精神的洗禮，而是一種生存的位移。在基本點上，還是老的路徑的行走，沒有新意。在思維上，多是非此即彼的邏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這種思維一直延續到後來的社會變革思潮裡。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不革命的，一定是反革命的。不選擇甲，就選擇乙。固然，在階級鬥爭殘酷的時期，人要超越於此很難，可是精神的複雜性卻被掩埋了。
1928年，創造社、太陽社一些人攻擊魯迅的時候，用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可是行文，則是舊的文人罵人的套路。舊文人罵人，大多依傍在一個理論和主子下，別人都是奴才，唯自己得了真意。杜荃在嘲罵魯迅的時候這樣寫道：
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
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遊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如此盛氣凌人的教訓人的語言，在此後的中國從未消失過。魯迅認為這也是一種奴性語言的變種。他被激怒了，後來在革命文學論戰中，他盡力剋制，所使的語言和那些造反者的語言關係甚遠。一方面是戰鬥的，一方面是智慧的、藝術的表達。那些溫潤而犀利的言詞，與奴性品格的路徑迥異。他本以為新的知識階級是應有新的話語系統的，不料依然在舊的窠臼裡。三十年代，他看到左聯的刊物刊載罵人的文章，很是失望，在給周揚的信裡，他說：
中國曆來的文壇上，常見的是誣陷，造謠，恐嚇，辱罵，翻一翻大部的歷史，就往往可以遇見這樣的文章，直到現在，還在應用，而且更加厲害。但我想，這一份遺產，還是都讓給叭兒狗文藝家去承受罷，我們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拋棄了它，是會和他們成為“一丘之貉”的。
不過我並非主張要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我只是說，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於嘲笑，止於熱罵，而且要“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汙穢，這才是戰鬥的作者的本領。
魯迅所希望的新的鬥士的文體，乃沒有殺氣的、帶有嚴明理性和趣味的、充滿愛意的詞語。他後來在柔石、蕭紅、白莽的詩文裡，看到了這樣的曙色。那些雖被壓抑和宰割的青年，他們在反抗之餘，還有無邊的暖意在，也實在是感人的吧。他所喜歡的青年的文字，都沒有舊文人氣。在為白莽《孩兒塔》做序的時候，魯迅寫道：
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
這別一世界，恰是魯迅所神往的。因為它們遠離帝王氣、士大夫氣和奴才氣。他一生苦苦追求的，就有這類的存在，希望在漢文明裡，出現先前所沒有的精神的閃光。中國要有希望，自然要這樣的詩文的增多。他自覺地與舊的文明保持距離的選擇，不是人人能夠深解的。
其實，我們看他的文章，就是典型的從奴隸語言中解脫出來的新語文。在那裡，模稜兩可的溫吞消失了，自以為是的霸氣被真誠的愛意代替了。在激烈辯駁的文體裡，我們有時也能感到他的無邊的暖意在流淌。漢魏的風骨和浙東的神韻，都在此飄出，尼采、果戈理的文字中峻急的一面也被轉化成朗硬的詞句。有人罵魯迅只會破壞不會建設，看看他在文體上的創新，就是在今天，誰還能做到呢？
對非奴性的語言的建造，主要體現在他對青年的扶植之中。他欣賞蕭軍、蕭紅的主要原因，是那裡沒有萎縮的、欺騙的語言。他認為左翼作家是該創造出新的、沒有綿羊氣的文體。這應當有漢代造像那樣的氣韻，也有司馬遷式的朗健在。其實他在高爾基、巴別爾那些人的語言裡感受到了新話語的誕生的可能。在其培養的作家、畫家那裡，新的文風是使人心動的。
我有時候看到他的藏書，見到那些鄉邦文獻和野史筆記，就深感他的趣味裡的隱含是那麼豐富。那些不得志的士大夫的文字，都多少有一點閃亮的詞語，在暗中眺望著地獄之口。古人有性情的人，總能繞過陳舊的表達，進入幽微之所。正史裡記載的一些文人，也有可值得肯定之人。他讚佩莊子“其文則汪洋闢闔，儀態萬方”，欣賞屈原則是“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對東方朔、司馬相如也有中肯的評價。在他看來，文化如果能夠調動人的潛力的開掘，則會有另外的亮度。
而支撐新的語言的，不僅是詞語的改變，還有藝術的參考。魯迅從古中國的藝術裡，其實也感到了奇異的存在。只可惜它們存在的時間過短，不久就消失了。魯迅以為，要在表達上有新的精神，那就得有天馬行空的境界。他從俄國作家和日本作家的文字間，就感受到別樣的存在。他喜歡閱讀那些外文，乃是其間沒有奴態的緣故。
從其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喜歡夜梟的意象，願意用墳的畫面。至於地獄的鬼火，沙漠的風，都在其作品中呈現出美麗的模樣。用粗糲的存在覆蓋精細的言語，就把那些被汙染的語言解放出來。他的文章不斷和世故者搗亂，與柔媚的文人彆扭，甚至與自己彆扭。否定別人身上的奴態外，也否定自己的黑暗，剩下的也只有沙漠的存在了。死亡、沙漠、黑夜的出現，是對抗灰暗的勇氣之舉。他以審醜的方式撞擊著醜陋的存在，卻於此誕生了一種誘人的美。這裡拒絕了烏托邦，也拒絕了象牙塔。於是我們在他的筆下不斷看到地獄的暗影。可是這不是魏晉以後文學作品陰曹地府的形影，那裡不斷有岩漿的激流，在噴發著久久被壓抑的洪流。1936年，他出版了亞歷克舍夫《城與年》的插圖，那個陰暗裡射出的奇異的光，穿透了地獄般的門，引來的是不屈的亮色。這些喚起了魯迅的快慰是一定的吧。岡察羅夫《伊凡諾夫短篇小說〈田野〉》插圖，也有類似的意象，都是脫了苦楚的堅毅的精神之河的流淌。希仁斯基《凱勒短篇小說》插圖，遒勁的光從暗處射來，死寂的世界便活動了身軀，不再是灰暗的樣子。這些作品，都是掙脫奴性的偉岸之圖，魯迅期盼的新藝術，大概就有這樣的因素。我們從他推薦的版畫作品，其實也能找到其心靈的一種對應，他語言的元素是有那種意味的。
本文作者孫鬱
在魯迅的整個藝術活動裡，幾乎都可以看到他對新藝術的期待，是走向自由之途的勞作。反抗奴性的藝術，才是擺脫苦楚的選擇。我們在這個層面，才能夠看清他的良苦用意。馮雪峰認為這是一種“傻子”的精神，恰因為是“傻子”，便有韌的戰鬥性，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傳統文人被深深奴化的時候，一是毫不自知；二是染上毒氣，自己也有戾氣在；三是逃離，自造一個幻境。魯迅在無所不在的黑暗中，卻有另一個精神在，明快、放達的詞語也能在憂患中自如地噴吐。錢理群說，在敵意中的人易處於向“神”與向“獸”的十字路口，魯迅卻因自己的戰士的身份擺脫了奴役之徑的苦運。這是對的。魯迅沒有在受傷時退入到獸的世界，他越是在受辱中就越是表現出人性的純淨的美。只有戰士才可以從奴性的世界走出，因為他們不懼流血和犧牲，這也是“傻子”意象的一種放大。
只有理解了“傻子”的精神，也才能夠了解他何以有時不近情理，何以有多疑的地方，何以對怨敵一個也不寬恕，何以在死亡面前有大的歡喜。這些都是與奴性思維相反的存在。魯迅一生致力於的恰是這樣的選擇。用郁達夫的話說，就是一種“刻薄”，“傻子”而“刻薄”，是多麼悖反的精神。而這些如此完美地體現在他的世界裡，這兩種存在背後，誕生的卻是愛意的暖流。郁達夫寫道：
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談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盡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因為他受青年受學者受社會的暗箭，實在受得太多了，傷弓之鳥驚曲木，豈不是當然的事情麼？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是皮下一層，在那裡潮湧發酵的，卻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這一種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兩地書》裡面，看得出來。
郁達夫的看法，其實也應對了他另一句話：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郁達夫的看法，是心靈深處流淌出來的真言，至今依然有鮮活的感覺。同代人對魯迅的理解，後人未必有所超越。大凡欣賞魯迅的人，對奴隸之苦都有所厭惡，魯迅說出的恰是覺醒者的心音。巴金、胡風、丁玲內心對魯迅的崇尚，延續的也恰是郁達夫式的感受。我們現在讀王瑤、李何林、王富仁、錢理群等人討論魯迅的文章，也糾纏著相似的感覺。因了魯迅的存在，才穿越了那個精神黑洞，陽光終於因為這樣的穿越而照在我們的世界上。說魯迅是借來光的使者，也並非不對。他在奴隸的國度裡，寫出了別一世界的駭世的詩文。這些，誰還能做到呢？
轉自：文學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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