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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笔者写了两篇关于金庸小说的文章，一篇是关于金庸小说的发展历程与政治倾向的，另一篇是关于金庸小说在大陆的兴衰和社会背景的，本来不应该再多说什么。但是这几天看到不少媒体把金庸越捧越高，甚至有一些不喜欢金庸政治观点的人也表示金庸小说思想性上有问题，但是艺术水准是很高的，因此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简单谈一下这个问题。
在分析之前首先要说一下，之所以很多人说金庸小说的艺术水准很高，恐怕跟近些年来语文不断去马克思主义化有很大关系：在50年代学习苏联的时候，语文课初中要讲语言学和文艺理论，高中要讲文学史。首先讲判断文艺作品好坏的标准，然后再去具体分析某篇文艺作品的好坏。但是这些年来，在减负的名义下，把中学阶段这些内容全部删除了，导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判断作品的艺术性高低，甚至和胡适等“民国大师”一样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全凭专家一张嘴。
因此，笔者在这里打算把金庸小说作为一个案例，来简单谈一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艺术性标准，或者说到底应该怎样判断文艺作品的艺术水准高低。
一、情节
一些朋友认为，金庸的小说情节曲折离奇，体现了其艺术水准高。其实恰恰相反，文艺作品对于情节的要求就是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简单质朴越好。相反，越是曲折离奇，脱离现实的情节，则往往是越差的。出现曲折离奇的情节，往往说明了作者的笔力不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因为简单质朴，贴近生活的情节人们都见过，所以不好写。如果写的不好，很容易被人发现问题，因而需要作者有很高的艺术造诣。相反，胡编乱造的情节反正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想怎么写都可以，所以不需要什么艺术才能。这就像韩非子所指出的，画犬马难画鬼易：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比如说，鲁迅有一篇小说叫《祝福》。写的什么事儿呢？其实无非就是祥林嫂改嫁以后生了个孩子，后来丈夫病死了，孩子又被狼叼走死了，最后她也死了。这种事情在当时的社会中是经常发生的，但是一般的人往往见了以后感慨一番就丢到一边，就是想写也无从下笔。鲁迅却是把这些事情细致入微的写出来了，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所以就成了文艺经典。
相反，假如《祝福》写祥林嫂改嫁以后有小三儿想上位，结果经过一番智斗之后成功的毒死了小三儿，气死了出轨的丈夫，得到了夫家的财产。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孩子被一只狼精叼走了。于是祥林嫂拜到仙门学艺，后来又和害死自己孩子的狼精相爱相杀，最后两人同归于尽……这种情节的小说就算政治底色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也还是一文不值。因为其一眼看上去就是胡编乱造的，一个初中生学两个月写作套路就能写，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
当然，如果要是鲁迅写一个宅斗加修仙版的祥林嫂，销量肯定会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民国时期最流行的也是这种靠离奇的情节招揽读者的仙侠加言情，甚至仅小学一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当中就占了七课之多。但是过了才不到一百年，那些在当时影响力毫不下于今天金庸和网络小说的畅销书就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了，甚至专门研究通俗文学的专家也搞不清楚那些被选入教材的仙侠加言情小说是什么。
而金庸小说也和那些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作品大同小异。像《天龙八部》当中，不管是段誉遇到的多个女孩都是段正淳的女儿这种故事框架，还是北冥神功，六脉神剑这种所谓武功，人为编造的痕迹实在过于明显，即使在同类作品当中也算是脱离生活比较严重的。
二、人物
还有一些人认为金庸的小说，特别是后期的小说写出了复杂的人性，所以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其实恰恰相反，所谓复杂的人性往往可以随意的编造，所以非常好写，而简单的具有典型性的性格，则是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来衬托的，要做到恰如其分，所以是非常难写的。恩格斯就曾经专门指出过这一点，强调艺术作品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
比如说，鲁迅有一篇小说叫《孔乙己》，其中刻画的主人公就是一个简单的落魄书呆子形象。但是关键在于，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非常切合清末民初那种科举制走向崩溃，旧的士大夫虽然仍然占据着主要的社会资源，但是已经后续乏力的那样一种社会氛围。所以孔乙己就必然会被丁举人殴打残废，最后落魄而死。与此相对照的是，清代《儒林外史》当中的范进虽然也不怎么样，但还有翻身的机会。这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
相反，金庸小说当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笑傲江湖》当中的岳不群形象。所谓岳不群，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复杂的伪君子形象，但却缺乏任何社会环境的支撑，其实是非常苍白，空洞无力的。说到底，这种形象仅仅是一个抽象化的符号，而并不是一定社会当中现实的人。
是否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必然成为岳不群？还是某个时代才会造就出岳不群？岳夫人和令狐冲为什么没有成为岳不群？这些问题书中没有，也不可能给出任何像样地解释，一眼就能看出是胡编乱造的。
当然，结合金庸当时的政论来看，岳不群这个形象就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但是这种随意编造的攻击却没有什么事实依据，很大程度上是把殖民地香港流行的一些行为硬扣到了中国共产党头上，无非和今天某些流行的网络段子水准差不多。这就叫人物形象塑造的失败。虽然在现实中这些作品也传播广泛获得许多粉丝，但是从艺术水准上还是和鲁、郭、茅等当代文学巨匠有很大距离。只不过近几十年大陆文学界缺高峰甚至高原都不多，所以才让金庸被不少人追捧。
三、环境
与此相关的一个方面是环境。所谓环境，主要就是时代性，也就是要写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特征，绝对不能把不同时代写混了。
比如说，托尔斯泰有两部著名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前者写的是19世纪初期的俄国，后者写的是19世纪后期的俄国。只要读过这两部小说的人都知道，其书写的这两个时代的各种人的精神面貌、生活状态以及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关系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如果要是认真研读一下俄罗斯的历史，就会发现托尔斯泰的相关描写和这两个时代都极为契合。
巴尔扎克也一样。恩格斯指出，其小说对相关时代社会环境的描写比专门的历史学家还要准确：
【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而金庸的小说呢？有的是以宋代为背景，有的是以元代为背景，有的是以明代为背景，还有的是以清代为背景。可我们能看出这些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有什么不同吗？这就是典型的历史知识贫乏和环境描写能力不高的表现。
比如说，金庸有一部小说叫《神雕侠侣》，写的是小龙女和杨过因为师生恋被世人所不容，小龙女又因为失贞而自暴自弃，并且宣称这个事件发生在宋代。
然而事实上，我们在中学里都学过，程朱理学是在宋代才产生的。那时即使是士大夫当中，理学和反理学的势力也是旗鼓相当的。像梁红玉出身妓女，贾似道的母亲三次改嫁，都没有被当时的世人所不容。至于民间社会，更是对于所谓礼教不屑一顾。礼教真正被全面奉行是到明代以后，特别是清代的事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整个宋代表彰的节妇一共才200多人，而清代很多县里边儿表彰的节妇都达几千人，总数则多到无法统计。
还有很多细节也表明相关的事件是不可能发生在宋代的。像我们在中学里都学过，中国古代一场重要的农业革命就是玉米在明代后期传入中国，可是《神雕侠侣》里边却有杨过吃玉米等很多情节。因此，这部小说除了没有留辫子以外，所描写的社会状况全都是清朝的。
当然，切合书中所写的时代这一点并不是必需的。比如说，《西游记》当中很多社会状况都是明代的而不是唐代的。但是，人家本身就是在指桑骂槐、影射现实，所以写出当时所处的环境就可以了。鲁迅的《故事新编》也类似。然而，金庸及其粉丝却一直标榜他历史的造诣很高，内容和书中的时代契合，却满篇都是低级错误，这显然只能用笔力不济来解释。
四、语言
最后说一下语言。在语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应该以自然清新为美，决不能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当然，语言要清新自然并不是说要写的跟白开水一样，而是说要恰如其分，用生活化的语言写出诗意，给人美的享受。比如说，《西游记》的语言非常通俗，小学生也能看懂。但是其在描写一些神话相关的内容时，因为无法用散文很好表达，所用的韵文质量也非常高。不仅浑然天成，和上下文衔接的非常自然，而且今天专门写旧体诗的诗人恐怕也写不到这个水平。这就是语言功底上佳的表现。
而与之相反的是，今天有不少网络小说当中动不动就胡乱抄袭一些著名古诗词，显得非常突兀，经常出现朝代的错讹，甚至有的还为了和上下文衔接而胡乱改动。这就是典型的矫揉造作，明明自己语言功底差还硬要装“文艺”的表现。这种无病呻吟也是文学作品中语言运用最大的禁忌，连白开水一样的小白文都不如。
而金庸小说当中的语言运用也就和今天的这些假装“文艺”的网络小说水平不相上下，梁羽生就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过这一点：
【金庸的小说最闹笑话的还是诗词方面，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就出现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妙事。……还有一点，根据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书中人物所作的诗词或联语之类，如果不是注明“集句”或引自前人，则定然是作者代书中人物作的。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薛宝钗的怀古诗，史湘云的柳絮词等等，都是作者曹雪芹的手笔。曹雪芹决不能叫林黛玉抄一首李清照词或贾宝玉抄一首李白的诗以显示才华，其理明甚。】
金庸也知道梁羽生的这个点评打到了自己的要害，于是在70年代末修订的时候极力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回避了胡乱抄袭的问题，另一方面强调自己不是不知道《山坡羊》是元曲，只不过是故事情节需要：
【散曲发源于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宋金时即已流行民间。惟本回樵子及黄蓉所唱“山坡羊”为元人散曲，系属晚出。】
而到了新世纪，由于大陆多年的宣传导致金庸进一步自我膨胀，宣称90年代以来敦煌等地的考古证明《山坡羊》本身就“有可能”唐朝时就是有的，所以自己让宋人唱元曲，并不是低级错误而是先见之明：
【我国诗文源流悠久，非一朝定有一朝之诗文，如李白作《菩萨蛮》词，后人于敦煌石窟中发现不少唐人所抄写之“宋词”。此《山坡羊》诸曲或真出自唐人手笔，流传后世，元人张养浩闻而善之，加诸笔录，后人遂讹以为张所自作，亦非无可能。】
说句实在话，语言运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用生活化的语言写出诗意在一代人中也没几个能做到。因此金庸语言艺术性差，胡乱抄袭也很正常，但强行辩解只会更令人生厌：难道这些辩解能体现金庸的语言功底很牛吗？恐怕只能体现其脸皮的厚度很不一般吧？
五、结语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作品艺术性标准的主要内容。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庸的小说，包括前期比较进步的小说也很难说有多少艺术性可言。其和民国时期以及当下流行的那些玄幻仙侠小说大同小异，只是靠一些低级趣味，或曰“爽点”来吸引读者，就类似网络游戏的套路。读这种书就好像打游戏一样，是一种发泄，而不是一种提升。
所谓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胡编乱造，而是要在奇幻的外壳下书写出现实社会关系的内核。这倒不是说武侠小说或者仙侠玄幻小说等题材一定没有价值，而是说即使选取这些题材，也必须要在细节描写中贴近生活，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平实质朴的语言书写出诗意。像前面提到的《西游记》和鲁迅的《故事新编》就做到了这几点，所以有价值。而金庸的小说和当下流行的那些玄幻仙侠小说没有做到，所以就没有什么价值。
按照这个标准，金庸只不过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快餐型的写手，而称不上什么作家。因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必须要有极高的艺术造诣。这和作者的政治立场没有多少关系。即使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的，如果要是只有这种套路化爽文的艺术水准，同样也是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的。马恩列斯都有过相关的论述，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顺便说一下，这些标准其实也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就像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语文教学当中的思想性标准完全变了，但是艺术性标准却没有多少改变，高考的作文题也仍然是《试论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中的革命者的形象和基督教末世论之间的关系》这一类中国很多文学专家也答不出来的题目。以致某些中国专家学者出访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方面觉得很奇怪，表示：“你们中国人难道都是文盲吗，怎么连文学作品的判断标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当然，那些俄罗斯人的看法有点刻薄，但是今天如果高考作文考一篇《试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析金庸小说的艺术水平》这种50年代初中程度的内容，恐怕没有几个人能答出来吧？连如何判断作品好坏都不知道，这能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成功了吗？
所以，笔者个人认为，这些年来语文的“减负”是有问题的。光讲识字和背诵根本称不上是语文，最起码应该讲一些判断文艺作品价值的基本标准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常识。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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