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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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乾隆

皇帝穿越到2018年,走进近日精彩纷呈的进博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外国商品,这位统治了中国六十余年的老头子恐怕只会连连摇头,骂道:“荒唐,荒唐!”

在乾隆眼中,通商不过是羁縻外藩的手段,广州一口开放与西洋贸易就足够,怎能大开国门,任由各国洋人在此卖弄技艺,大肆叫卖?而且,来朝洋人应该叫做“贡使”,参展商品也应该改称“贡品”。

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1793年,英国使团画家笔下的舟山港。

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曾不止一次有机会和西方接触,可让他洋洋得意的,却是其面对西洋来使时那傲娇的态度。在给英王的书信中,他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我们天朝上国啥都有,GDP噌噌往上涨,本来不屑于跟你们洋人通商,不过我们的茶叶、丝绸到底是你们生活必需品,只好体谅一下尔等。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到达北京。他们以给乾隆补贺八十大寿为名,实为请求增加通商口岸,减免关税,以开拓中国市场。

马戛尔尼此次前来,还带来一些工业革命的最新发明成果,作为寿礼,共计600多箱,随行人员也多有科技、医学、航海等方面的人才。

然而,这些都不是乾隆关心的,初见马戛尔尼,他纠结的是对方应该以怎样的礼仪朝见。照理说,外国使者前来“纳贡称臣”,就该行跪拜礼。

可马戛尔尼坚持以单膝跪行礼,表明大英帝国与清朝居于同等地位,这让乾隆十分不满。

就在乾隆为这些细枝末节大为恼火时,英国海军已悄然露出咄咄逼人的势头。

马戛尔尼此次访华,船队中最大的军舰“狮子”号,装有64门火炮,就停泊在浙江象山北部的海域。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中,还有一门装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原型是当时英国最大的军舰“君主”号。

这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清满朝文武都闻所未闻。对此,乾隆只是传谕各督抚严防海口,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

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乾隆皇帝:怪我咯。

乾隆不知道,工业革命已经让英国乃至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不知道,这一年,法国的路易十六刚被他的子民推上了断头台。

他没想到,四十七年后,英国用他的坚船利炮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更想不到,如今举办进博会的上海,是《南京条约》中最早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

黑格尔曾如此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国:“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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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朝统治者并非一直固步自封,他们也曾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清军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就与一件西洋武器息息相关,那便是——红夷大炮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满洲的精兵强将能征善战,让明朝大为惊骇。此时,大臣徐光启上书朝廷,提出

设险守国,建炮台,造大铳。

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徐光启曾与传教士利玛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

“大铳”,就是红夷大炮。这是16世纪后期,由英国人改良的一种早期加农炮,设计先进,结构合理,炮身各部分以口径的尺寸为基数,按一定比例设计,相当科学。

这类火炮具有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命中率高等优点,用来击杀密集进攻的敌人,恰到好处,正好可以对付满洲骑兵。

红夷大炮东传,最早来自于荷兰殖民者。

16世纪末,进行海外扩张的荷兰人,闯入中国海域。这批殖民者赤发红须,在老百姓看来,无异于非主流杀马特,于是称他们为“红毛夷”,这也是红夷大炮名字的由来。

万历年间,荷兰人多次侵犯中国沿海。有一回,荷军与明军在海上相遇。明军不知荷兰人何方神圣,取来平时所用的旧式火器进行攻击,没有丝毫效果。

荷兰人立马用船上的红夷大炮遥相呼应,只见一缕青烟,炮弹落到明军船上,应声爆炸,威力巨大。随后,荷兰人徐徐扬帆而去,不费一弓一箭,而明军死伤惨重,从此对红夷大炮心有余悸。

时人以为,荷兰“所恃唯巨舟大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红夷大炮声名远扬,科学达人徐光启听闻,相信这就是大明的护国神器。

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红夷大炮。

苦于当时还没有正规的进口途径,能从欧洲直接购买红夷大炮。徐光启只能通过居住于澳门的葡萄牙人做代购。

葡萄牙人便作为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大炮卖给明朝。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以私人捐资的方式,购买四门红夷大炮,并于天启元年(1621年)运送回京城。

在徐光启的领导下,大明王朝的红夷大炮研发取得飞跃性进展,随后又对其加以仿制。这一新式武器很快运送至前线,在军事上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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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夷大炮的成名之战,当属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大捷

这年正月,努尔哈赤得到消息,明朝罢免孙承宗,以阉党高第为辽东经略,并将部分关外守军调往关内。努尔哈赤大喜过望,率后金军6万,号称13万,西渡辽河,气势汹汹地要拿下宁远这座关外要塞,随后进军山海关。

可是,努尔哈赤的对手不是高第这草包,而是从三年前就镇守在宁远的袁崇焕,及11门红夷大炮。

宁远城中,守军不满两万,文官出身的袁崇焕初经战阵,这局势乍一看就是一边倒,大神虐菜鸟。

面对大军压境,袁崇焕寸步不让,写下血书,誓死守城。之后,坚壁清野,将城外民居焚毁,百姓、粮草撤入城中,又将红夷大炮驾于四面城墙,命令曾在京接受葡萄牙人训练的管炮官彭簪古负责指挥,待机射击。

正月二十一日,后金军兵临城下,大举攻城,在牌车和厚盾的掩护下,拥云梯等攻城器械,猛攻城墙西南。

城上红夷大炮突然发威,对准后金军就是一轮炮击。后金军以为天降惊雷,还没反应过来,就抱团送命了。双方激战数日,以后金军伤亡1.7万人,攻城器械尽数被毁,无奈撤军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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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备受争议的名将。

朝廷对袁崇焕和红夷大炮大加赞赏,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右侍郎,巡抚辽东,并封其中一门红夷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据徐光启本人称,受封的这门大炮,就是他从葡萄牙人购买的首批红夷大炮之一。葡萄牙人代购,诚不我欺。

68岁的努尔哈赤,带领残兵败将回到沈阳,起兵四十余年,从未遇如此惨败,心中愤恨不已。当年八月,他就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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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之战一年后,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在宁锦之战中又吃了一次红夷大炮的亏。吃一堑,长一智,皇太极意识到,这红夷大炮真是“大杀器”啊,一定要搞几门来研究。

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围攻辽西的大凌河

毛文龙旧将

孔有德耿仲明接到命令,从登州赶去救援,行至吴桥,这支军队突然哗变,反攻登州。

在大闹一场后,他俩叛明降金,不仅给皇太极带去了登州贮备的20多门红夷大炮,还虏走了几位葡萄牙炮师,这些“国际友人”不但做代购靠谱,对制造、使用火器也很在行。

皇太极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红夷大炮,顿时爱不释手。

孔、耿二人由此平步青云,屡立战功,后来名列清初四大藩王。他们的叛乱很快就引起连锁反应。

困守大凌河近百天的祖大寿,因城中弹尽粮绝,不得已于当年十月开城投降。据明朝兵部的资料记载,城中红夷大炮、灭虏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子炮等各式火炮3500门,以及其他各种火器,全部为后金军所得。

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红夷大炮为清军屡立奇功。

孔有德、耿仲明的叛变和大凌河的失守,让明朝自天启年间以来购买、仿制的红夷大炮遭到巨大损失,同时这些装备落入后金手中。

还有不少负责生产山寨货的工匠,也被掳去满洲,为后金军带来制造技术,这使两军的军备竞赛再次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崇祯四年的冬天,对明朝来说,比以往更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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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这时候,明朝在宁远大捷后兴起的“红夷大炮”热迅速冷却下来。徐光启等人年迈退休,又无人继承。崇祯皇帝顾着整顿朝政,逐渐忽略了武器装备。

即位之初,崇祯也曾命人去澳门购买红夷大炮,继续聘请葡萄牙炮师进行训练。

可是朝中言官们却把“华夷之辨”那套老掉牙的理论搬了出来:“我堂堂天朝上国,为何要借助外夷之力方能御敌呢?”听完,崇祯表示,吓死宝宝了,赶紧把红夷大炮丢一边,不了了之。

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崇祯帝朱由检。【剧照】

在这场军备竞赛中,明朝抢占先机,竟半途而废。满洲人却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在缴获红夷大炮后,他们很快进行仿制,并将“失蜡法”应用于铸炮工艺中,加紧训练炮手,使其成为攻城略地的有力武器。

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已经拥有60门自主制造的红夷大炮,为避“夷”字之嫌,改名曰

“红衣大炮”。皇太极也给自主研发的红夷大炮山寨版取了响亮的封号,称之为“天佑助威大将军”

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松锦大战中,清军用红夷大炮攻城。在塔山、杏山两座明军重兵把守的要塞,坚固的城墙被红夷大炮一下轰开二十多丈的缺口,清军一拥而入,将坚城一举攻下。明军只能束手投降。

清军入关后,红夷大炮威力不减。

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退守潼关,最后一道防线,正是被红夷大炮攻下。

明末清初的红夷大炮:改变历史的舶来品

▲清军入关,颁布剃发令。

顺治二年,江阴军民抵制剃发令,起义后独守孤城三个月。不曾想,投降清廷的吴淞总兵李成栋,从南京拉来24门红夷大炮,狂轰滥炸,一夜之间,城门失守,全城被屠。

据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记载,南明政权的重要据点,杭州、金华、广州等城,无一不是被红夷大炮攻破的。

对此,曾经指导明朝铸造红夷大炮的传教士汤若望感慨地说:

“清军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早已胜过明军,近来火器又与明军相当。火器中威力最大的,莫过于西洋大炮,今则清军不但有,而且为数甚多。明军虽说掌握西洋大炮在先,可惜发展迟缓,素无多备。”

在明清二十年的军备竞赛中,明朝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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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凭借着红夷大炮这一舶来品,还有Made in 东北的山寨货大杀四方,却始终认为,骑射才是

“满洲之根本”

于是,曾经对红夷大炮加紧制造,最终赶超明军的清军,在完成统一大业后,对火器的研究逐渐趋于停滞。

直到马戛尔尼访华时,清军的武器仍然是火器与冷兵器并用,并以冷兵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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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军装备。

清军所使用的“鸟枪”,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发射前要从枪口装填弹药,塞进弹丸,以火绳为点燃装置,引爆火药后发射。这种装备,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到二发,射程只有100米左右,且使用时要携带火绳、火种、火镰、火药、铅弹等。若是遇到下雨潮湿天气,便无用武之地。

相反的,此时西方已经普遍使用燧发枪。这种枪是用击锤上的燧石来撞击产生火花,从而引燃火药,简化了装填火药的过程,去掉了火绳,射速每分钟可达四至五发,射程达到200米。

清军早已落伍的火炮更是惨不忍睹,以红夷大炮为代表的旧式武器,工艺落后、铸件粗糙。这些炮造型笨重,重量高达上吨,威力和射程却远不如洋人的新式火炮,而且在战场上还容易造成炸膛,弹道紊乱等问题。

《筹海初集》记载,1835年,即距鸦片战争开打,不过才五年时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加强虎门防御时,新造了60门大炮。

结果,在试射时,60门中有10门当场炸裂。关天培马上派人检查,发现由于技术落后,这些武器大都带有瑕疵,炮身有大量沙眼,内部竟有很多碎铁渣。甚至有一门内部出现一个空洞,大小可以装下四碗水。关天培心中愤恨,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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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培在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

试问以这样的武器和英国人作战,如何不败呢?恐怕还未开战,先把自己人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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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即便是西方人,也无法否认,火药和火器的故乡,其实是中国。

早在十世纪初,中国就出现了利用火器参与作战的设计,到宋朝时这一想法付诸实践,特别是在宋金战争中。

南宋高宗年间,从未上过战场的虞允文能在采石矶以少胜多,大破金兵,不只因为他指挥得当、宋军同仇敌忾,还在于军中的一大秘密武器。

这赖以制胜的法宝叫做“霹雳炮”,是一种爆炸型火器。它是用竹筒塞满火药,并加入石灰、瓷屑。

采石矶之战是一场水战,霹雳炮在此发挥的作用,犹如那赤壁的火遇上了东风,势不可挡。两军战船相近时,南宋军就将霹雳炮点燃,抛向对方船中。只听见一声巨响,伴随着烈火焚烧,石灰散成烟雾,迷晕了金兵的双眼,他们慌不择路,相互踩踏。

南宋时,还结合冷兵器的特点,发明了管状火器“突火枪”。

突火枪以竹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和子弹,子弹由瓷片、碎铁、石子之类组成,发射时,声闻五十步。这玩意儿,可说是所有近代枪炮的鼻祖。

元代,火器西传,先由蒙古人传到西亚,再从西亚传到了欧洲,就像马克思说的,“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

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个曾被唯美地译为“翡冷翠”的文艺复兴发源地,欧洲的科学家们开始仿造东方的管形火器,研制近代枪炮。

两百年后,当葡萄牙的舰队驶向中国,明朝官员惊讶地发现,这些不请自来的异域来客竟然拥有前所未闻的先进武器。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向明朝派出首位使臣皮雷斯。一支由四艘帆船组成的舰队到达广州。

为表敬意,对中国礼仪毫不了解的葡萄牙舰队指挥官费尔南多下令,升旗鸣炮。三声炮响,城中皆惊,害怕天灾降临,四处逃窜。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还以为葡萄牙人是在开炮挑衅,欲行不轨。

这件让大明子民震惊的武器,叫做佛郎机炮,流行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前期,与中国传统火炮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它很好地解决了管内闭气问题,并提高了灵活性、命中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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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机炮展现了中国与西方火器发展的差异。

佛朗机炮的出现,让明朝第一次感觉到,在军事科技上与西方的代差。可是面对这一新式武器,明朝不是对火器加大研发力度,迎头赶上,而是和后世对待红夷大炮一样,采用“拿来主义”,直接购买、仿制,知识分子们把更多精力用在八股、贪腐、党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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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中国的火器制造大都墨守成规,鲜有进步,明朝如此,清朝尤甚。

乾隆二十一年颁布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中,列举了85种炮名,完全没有创新的炮种,都是几百年传下来的老古董,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马戛尔尼带来的礼物中,那艘装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很快被乾隆送入圆明园封存,当成宝贝收藏起来。只是因为乾隆在藏品中没有多看它一眼,早已忘掉了它“容颜”,清朝再次抛弃了向西方学习的机会。

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清朝还沉浸在盛世的美梦中时,英国的战舰盛气凌人地驶来,敲碎了清廷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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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代表清廷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登上了英国战舰。参观一圈后,他不禁感叹:“洋人这战舰,船坚炮猛。

我以前也只是听到传闻,如今亲自上来一看,看到它们装载的火炮,更加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兵力所能对付的。”

一次又一次的错过,最终换来的是,近代百年的屈辱和失落。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庞乃明:《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美)欧立德:《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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