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乃昌(1869-1943年)，字積餘，號隨庵，又號眾絲，堂號有鄦齋、積學齋、鏡影樓、小檀欒室，安徽南陵人。清末外交家貴池劉瑞芬之長婿，與藏書家劉世珩為郎舅之親。光緒十九年(1893年)登賢書，官至江南鹽巡道，以新學、使才、鹽務負聲譽。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曾率團考察日本學務，歸國即提調江南高中小學堂事務，總辦江南高等學堂，監督三江師範學堂，振興新學，功莫大焉。辛亥後寓居上海，業工商，與舊友江陰繆荃孫、長洲葉昌熾、烏程劉承斡及劉世珩等往還密邇，汲汲於古籍之收藏、校刊。
積餘生平以藏書、著書、校書、刻書為職志，先後刻有《積學齋叢書》二十種、《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一百餘種、《鄦齋叢書》二十一種、《隨庵徐氏叢書》十種【民國五年(1916年)復續印二十種九十七卷】、《南陵先哲遺書》五種等，中多倩武昌陶子麟精雕精印者，時至今日，已為近代精刻本之代表，甚為現今藏書家所寶愛。又輯刻《隨庵吉金圖錄》、《小檀欒室鏡影》、《鏡影樓鉤影》、《積餘齋集拓古錢譜》、《積餘齋金石拓片目錄》、《隨庵藏器目》等，均為考釋金石及古器物者必備之書。綜計積餘數十年間，校刻叢書十一種，子目二百四十餘種，四百三十卷；單行本十一種，合計共得刻書二百五十餘種，五百六十餘卷。以一己之力刊刻圖籍如此之多，衡諸古今，實屬罕見。民國三年(1914年)，積餘膺命主纂《南陵縣誌》，十年問世。民國十九年(1930年)，復總纂《安徽通志》，親撰《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二十年(1931年)，又與徽籍學者在滬發起影印出版《安徽叢書》(1932-1936年)計三十種三百六十卷，於恢弘徽學，功莫大焉。積餘自身主要著作則有：《續方言》又補二卷、《南陵縣建制沿革》、《皖詞紀勝》、《積學齋書目》、《積學齋藏書記》、《徐乃昌日記》等。
積餘致力藏書甚早，光緒十四年(1888年)，年方二十之積餘即於古書淵藪——京師琉璃廠得識著名學者江陰繆荃孫(筱珊)。繆氏原系近代最著盛名之版本目錄學家，先後參與創建南京圖書館前身——江南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前身——京師圖書館，其版本目錄學之相關實踐及著述，於當時及後世影響極大。其中尤以所述關於古書善本之標準以及善本書志之撰寫方法，至今仍為學界奉為金科玉律。積餘與繆筱珊訂交，使其眼界大為提高，於其日後之古籍鑑定、收藏、刻書事業，助力匪淺。積餘之藏書，始自弱冠，三十餘年間，“無地無時，見即收穫”。故其弆藏之豐，一時頗具盛譽。然其辭世未幾，至抗戰期間，徐氏積學齋藏書即陸續散出。即積餘後嗣，亦嘗於滬上設肆售書，而南北書賈聞訊之下，亦紛紛雲集滬上購求徐氏遺藏，其中精品，多歸於天津李嗣香、青州黃裳及福州林葆恆。然積學齋所藏甚富，並未因積餘之歿而完全星散，如其所藏金石碑刻拓本萬餘，即於解放初期始經其女徐妲之手，捐諸今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且時至今日，坊間猶時時可見其緒餘現身於古籍書店或拍賣會中。
積學齋藏書大略有如下特色：1.收藏範圍廣泛。無論傳統之經史子集四部及佛經道藏，以及新式之社會科學、應用技術等諸門類之典籍，均系其收藏目標。2.不專以宋元本為搜求目標，重視明清罕傳之秘本、抄本。3.重視收藏清人文集、詞集，重視鄉邦文獻。4.重視金石書籍及金石拓本之收藏。積學齋舊藏，多存鈐印。其藏書最經常用之印系“積學齋徐乃昌藏書”朱文楷書長方形印。除此之外，常用藏印尚有“徐乃昌讀”朱文方印、“徐乃昌暴書記”朱文長方印、“徐”押朱文小方印、“南陵徐乃昌審定善本”朱文方印、“徐印乃昌”白文方印、“南陵徐氏”朱文方印、“積餘秘笈識者寶之”朱文長方印、“積學齋”朱文長方印、“南陵徐乃昌刊誤鑑真記”朱文長方印、“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朱文長方印等。又有“徐乃昌馬韻芬夫婦印”朱文扁方印一方，則系積餘與夫人懷寧馬氏共同賞鑑之用。而尤可說者，則系“積餘秘笈識者寶之”朱文長方印，據黃裳所言：“徐乃昌書之鈐有‘積餘秘笈識者寶之’印者，皆版本之不易辨識，以告無目之流者。”則其自有妙用可知。而積餘於鑑藏一道，自詡之狀，亦可蓋見。
積餘生平，一以藏書、刻書為職志。平居所交，亦多當日勝流，同時代之眾多學者、詩人、藏書家、金石家皆與積餘交往密邇。或彼此交流、品評藏品，或賞奇析疑，砥礪學問。而類此之學術氛圍及與此相關之良好之人際關係，於積餘自身學問、見識之提高及藏書事業之開展，無疑極具重要意義。如其《積學齋藏書記》中所收“張來儀文集一卷”條所記者，即為其舊友章氏式訓堂鈔校本，文雲：“此係亡友章碩卿手景四明廬氏本，並過錄黃復翁跋五則。碩卿，名壽康，會稽人。此本即碩卿所贈。有‘會稽章氏’白文方印、‘會稽章氏式訓堂藏書’朱文長方印、‘壽康讀過’白文方印、‘壽康手校’朱文方印、‘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朱文方印。”凡此可見積餘之交遊於其藏書之關聯。
積餘一生收書、藏書達五十年之久，所藏至為宏富，然藏品之數量及質量究竟如何？因徐氏未曾披露而向來不得其詳。所幸徐氏曾先後編撰《積學齋藏書目》及《積學齋藏書記》兩種，一為藏書目錄，一為善本書志，皆得歷經劫難，流傳至今，可供覆案。據核，國內現存徐氏藏書目之稿本、鈔本有：1.鄭振鐸《西諦書目》著錄之《積學齋藏書記》四卷，鈔本，三冊，現藏國家圖書館。2.上海圖書館藏《南陵徐氏藏書目》稿本，存一冊。所錄圖書，頗多善本。3.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積學齋善本書目》及《金石拓本目錄》稿本。4.天津南開大學圖書館藏《積學齋書目》一卷。5.據傳丁福保曾藏《隨庵徐氏藏書志》，然卷數不詳，存佚亦不可知。經由上述數種目錄，俾可約略窺知積學齋藏書之大致規模及特點。而其藏書之相關書志，則存鄭振擇舊藏三冊鈔本《積學齋藏書記》，現存國家圖書館。此本系素紙所鈔。每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前有繆荃孫序。卷一、卷四首有“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朱文方印，卷二、卷三末有“長樂鄭氏藏書之印”朱文長方印。此帙曾人中華書局《清人書目題跋叢刊》選目初稿，擬為影印行世，然未知何故，終未面世，直至2010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之《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刊》中，始將此書收入第十八冊，自此得以為研究者所利用。惟美中不足者，國圖所藏此西諦舊存鈔本，本非積餘《積學齋藏書記》全本。另外，上海國際商品拍賣公司2007年秋拍中，曾有編號為143之吳縣潘氏藏書目錄一冊，首頁首行即載《積學齋藏書記》六冊一種。此書下落如何，現在已難確知。然由此可見，《積學齋藏書記》成書後雖未經付梓，卻曾屢經抄錄而得以流傳。
現知《積學齋藏書記》之最全本，為上海博物館所藏鈔本九冊。全書皆以藍格抄書紙工筆抄錄，文字乃至篇目，多經積餘親筆校核刪改。每半葉十行，單欄，黑口，右耳有“積學齋鈔書”五字。書前又有二紙未訂，為繆筱珊所作《積學齋書目序》，“書目”二字後經墨筆改為“藏書記”三字。此二紙每半葉十行，左右雙欄，白口，雙魚尾，欄外左下有“藕香移鈔”四字。此序又見於繆荃孫《藝風堂文漫存-乙丁稿》，文字未見歧異。綜觀此《藏書記》之主體，類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下復分易類、詩類、禮類(周禮之屬、儀禮之屬)、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訓詁之屬、字書之屬)；史部下復分正史類、編年類、雜史、紀事本末類、詔令奏議類、傳記類、載記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子部下復分雜家類、叢書類、譜錄類、數書類、小說類、道家類、儒家類、兵家類、法家類、天文算法類、醫家類、術數類、藝術類；集部下復分楚辭別集類、總集類、詩文評類、詞曲類等。全書著錄積學齋所藏各類典籍八百二十二種，其中以明本、鈔本最為大宗，宋元本及稿本相合亦約百種之多，除此之外，亦間收與外漢籍如和刻本、高麗本等。然細考此書，實可分為三部分。一為主體，中存繆荃孫撰序，卷前有雙鉤吳昌碩乙卯暮春所摹篆字“積學齋藏書記”一葉。計經部一冊，史部一冊，子部、集部各兩冊。每一題名之下，又標有所屬類目。此部分共計五百六十二部。另兩部分則可視為為《續記》，題名之下，均無類目名。一為一冊，經史子集四部全。此部分共計著錄九十四部。一為兩冊，卷前有素紙書目錄，經史子集四部全。此部分共計著錄一百六十六部。而前述之國家圖書館藏本，所收亦以經史子集編類，每類一卷，共計著錄六百九十一部：即經部八十五部，史部一五四部，子部二二五部，集部二二七部。以版本論，則有宋刻本三十四部，元刻本五十部，明清刻本三四四部，稿本二十一部，鈔本二四二部。國圖藏本與上博藏本相較，兩者重合者有六百六十二部，即國圖本中所收，有二十九種不見於上博本中，其中子部二十四種，集部五種。又國圖抄本著錄各書，題名之下亦未標註類名，與上博本之附錄兩種相同。綜合諸種因素，大概可以推論，此本當據《藏書記》初稿本抄出。而上博本則為徐氏家藏之本，後來又經徐氏屢次改定者。而改定之定稿，即上博本之主體部分，均經徐氏補加類名。另外兩部分，則雖經徐氏親手改動，但似並未最終定稿，故未與主體部分合並，且未加類名。而其成稿，當亦較晚，為徐氏陸續撰成，此觀其中錄有陳乃乾跋文可知者。
或者以為《藏書記》實系繆荃孫代撰之作，此說之始作俑者當為海寧陳乃乾氏。陳氏於所著《上海書林夢憶錄》中雲：“筱珊晚年以代人編藏書目錄為生財之道，人亦以專家目之，造成一時風氣，如今之翰林先生為喪家點主題旌然。已刊行之丁氏《善本書室藏書記》、《適園藏書記》，自撰之《藝風堂藏書記》及未刊之《積學齋藏書記》、《嘉業堂藏書志》皆出其手。”陳氏二十年代初曾坐館於積學齋兩載，館課之餘，又嘗助其編纂諸書，賓主相得甚歡，故其說理當有據。然積餘此書，其初稿當完成於繆氏序言撰作之前，觀筱珊序中所言“今編《藏書記》，高有尺許”可知。而此時陳乃乾則尚未坐館徐氏，故其是否確實瞭解內情，抑或僅系懸揣之詞，甚難確認。筆者曾以陳氏此說詢諸《陳乃乾文集》及年譜之編者海寧虞坤林先生，虞先生答覆亦以為甚難核實。今夷考繆荃孫所撰《藏書記序》，其中言及“積餘為此記時，浼餘三子僧保助之讎校。”則以理核之，此書之作似與其無關。又據筱珊《藝風老人日記》，僅丁巳冬月十三日提及此書，雲：“撰《積學齋書目序》。”除此之外，並無一語《積學齋藏書記》及於此書之撰作乃至修訂。反觀繆氏代撰之《嘉業堂藏書志》等作，均可與其日記中找到蹤跡。此又可見此《藏書記》之撰作，當與筱珊無涉。尤足證其非筱珊操刀者，為其中錄有陳乃乾本人之跋文。該文撰於民國癸亥(1926年)，此時筱珊墓木早拱，絕無代錄之可能。又有可說者，即《藏書記>中，不乏對於繆氏《藝風堂藏書記》糾正之處，如“類編曆法通書大全九卷”條雲：
題臨江宋魯珍輝山通書，金溪何士泰景祥曆法，鰲峰熊宗立道軒類編。明刻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墨口，雙邊。繆氏藝風堂舊藏。卷三“年命修造”條內已引至弘治十七年，而繆氏《藏書記》乃以“前朝公規”條內之“至正春牛經式”(繆《記》“至正”誤作“至元”)為元刻之證，誤矣。再如“口竹藏板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條雲：
不著撰人姓氏。明刻本。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單邊。內分儒氏、釋氏、道教三教源流。每段前列畫像，後系小傳。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書記》著錄雲元刻，並載行款，為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按是書“天妃娘娘”一則載：“我國初成祖文皇帝七年，中貴人鄭和通西南夷，禱妃廟，徵應如宋歸命。遂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賜祠京師，尸祝者遍天下焉”等語。成祖遣鄭和通西南夷系明永樂年間事，即俗傳三寶太監下西洋是也。又“蕭公爺爺”一則載：“宋成淳間為神，大元時以子蕭祥叔死而有靈，合祀於廟。皇明洪武初，嘗遣官諭祭。永樂十七年，其孫天任卒，屢著靈異，亦祀於此。”則是刻在明永樂十七年後矣。長沙葉郇園影刻是書，即借繆氏藏本。曾編入《麗樓叢書》，劉肇隅編《葉氏刻書提要》亦云明刻，並謂毛一氏《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載有元板《繪圖搜神廣記》前後集二卷，此明時據以改題，加入當時諸神封號。頗有見地，然系虛擬之詞。今據書中“天妃娘娘”、“蕭公爺爺”兩條，其為明刻益信。繆氏以為元槧，殆誤。又本此行款為二十八字，繆氏亦誤記為二十四字也。有“文軒鼎書”朱文長方印、“徹玄”朱文方印、“荃孫”朱文長方印。此皆可見積餘此書編撰之時，雖曾屢屢參考《藝風堂藏書記》，然並非一味盲從，而是有所甄別。繆筱珊於《藏書記序》中，於此書頗為推重，雲：“國朝以來，錢遵王《敏求記》為人所重，然鈔刻不分，宋元無別，往往空論，猶沿明人習氣。若《也是園書目》、汲古、滄葦僅存一名，更無論已。積餘此記，其書必列某本舊新之優劣、鈔刻之異同、宋元本行數字數，高廣若干，白口、黑口，魚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諸掌，其開聚書之門徑也。備載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復略敘校讎、考證、訓詁、簿錄匯萃之所得，各發解題，兼及收藏家圖書，其標讀書之脈絡也。世之慾藏書、讀書者循是而求覽一書，而精神、形式無不具在，不勝於《敏求記》倍蓰乎。”今以《藏書記》核之，其所著錄款目，均以題名、卷數高一格書寫，下記撰者、版本、行款、序跋、印記等。於其有疑者，間加考證。於其罕見者，錄其序跋、題記。如“新刊真楷大字全號搢紳便覽三冊”條：
明萬曆十二年刊本。首冊藍印。每半葉十行，二三冊墨印。每半葉十六行。首題“新刊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正佐首領全號宦林備覽”，每冊後有“北京宣武門襄鐵匠胡衙葉鋪刊行麒麟為記”一行。字體清晰，紙張闊大，與今之《揞紳》迥不相同。是書在當時斷無人珍惜，而數百年後轉成希世珍，亦奇遇也。此書本阮文達公孔夫人奩中物， 《瀛洲筆談》記之。有“揚州阮氏”朱文、“琅嬛仙館”朱文兩方印，“文選樓”朱文長印，“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朱文、“闕里”朱文兩方印。而復鈔錄繆荃孫、曹元忠、李詳、鮑毓東等人之題跋、考證於後，俾可全面瞭解“搢紳錄”之性質及該書之刻印特點、流轉經過。此書現藏國家圖書館，為研究明代政治史及北京地區印刷史、書籍發行史之珍貴文獻。推考其淵源，讀者不得不於其舊日藏家感謝有加。
積餘亦間有考證者，如“殘本後漢書”一條，行款等內容之下，先錄沈曾植之跋，復以積餘自己之校勘考證結果，錄之於後，以證沉說之誤：
按是書宋刊宋印，瞭然無疑。宋諱缺筆幾十四字。然首尾俱閱，未敢證其為何時刊本。沉乙老考為慶元本，建安黃宗仁善夫所刻，即武英殿官本之祖。茲取殿本校之，“正予樂”，殿本“予”誤“雅”；“發太簇之律”，殿本“太”誤“大”；“徙江陵王羨為西平王”，殿本作“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按何義門校當雲“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廣平王羨為西平王”，方與上下文合；“和帝紀第四”，殿本作“和殤帝紀第四”；“討北匈奴取吾伊吾廬地”，殿本“廬”誤“盧”；“復置涿郡故安鐵官”，殿本“安”誤“鹽”；“朕且權”，殿本“權”下有“禮”字；注“但因計”，殿本“計”下多“吏”字。按“正予樂”、“朕且權”二條，乙老因其為《考證》所云與宋本合，決其為殿本之祖本。然“徒江陵王羨為西平王”一條，二本一脫“恭為六安王廣平王”八字，一脫“廣平王羨為西平王”八字，得此一證，己足見此本非殿本所自出矣。又“復置涿郡故安鐵官”一條，殿本作“故鹽鐵官”。考故安縣名屬涿郡，永元十五年置鐵官，地不近海，焉得有鹽官？義門校語云考“安”字，誤“鹽”字，而不雲宋本，是何氏所見宋本，非此本無疑。此又一證也。惜只存二卷，未克盡校之。然此本之佳處，已班班可見矣。
現存之《積學齋藏書記》與《續記》雖不能完全反映徐氏藏書情況，然其無疑為積餘積學齋中藏書精華之記錄，對於研習積學齋舊藏之規模與質量，具有重要之參考價值。所以言此者，1.《藏書記》可反映徐氏藏書精華之所在，有助於後人瞭解積學齋善本藏書之構成及特點。徐氏收藏之富，同時之人即皆豔羨不已。而考《積學齋藏書目》中，著錄圖籍雖達七八千種之多，然積學齋中所藏之宋元刻本，卻並未錄入。即以明刻本而言，亦僅寥寥百餘部而已，故此《藏書目》當系徐氏所藏普通典籍之目，不足以表現積學齋主人藏書之質量與眼界。反觀《藏書記》及《續記》，皆能翔實著錄所藏宋元佳槧、名家抄稿之多數，揭示徐氏之收藏特色於豐富之清人文集而外，復有兩端，甲、重視宋元刻本之收藏。《藏書記》及《續記》之中，著錄宋元刻本八十餘部，雖未能反映積學齋所藏宋元本之全貌，然所揭示之善本正即積餘賴以刻印《隨庵徐氏叢書》正續編等書之底本，足見積餘藏書之用意所在。乙、重視名家稿抄本之收藏。著錄於《藏書記》之稿抄本中，不乏名家真跡、傳世孤本，如甘泉焦裡堂之《天元一釋》、《揚州足徵錄》稿本，長洲何義門校抄本《歸潛志》等，莫非難得之佳本。2.著錄翔實可信。每一款目，詳述其行款、遞藏、序跋、印記，使讀之者如對原書，且便於日後追尋其流傳蹤跡。如據《藏書記》之著錄，可斷所收之《新刊真楷大字全號捂紳便覽》即《中華再造善本續編》中所收之本。惟國圖以此書後二冊別為《新刊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正佐首領全號宦林備覽》，分別著錄，致影印之際，僅收入其第一冊。今以《藏書記》核之，可還原書舊觀。亦以此故，今可確認之《藏書記》著錄之積學齋舊藏，可達百餘種之多。3.《藏書記》保存諸如何焯、翁方綱、錢大昕、黃丕烈、顧廣圻等名家題跋一百餘篇，或不見於作者本集，或與流傳文字相異，於輯逸補缺、確立文本，極具價值。如“殘本後漢書”條所收之沈曾植題跋，未見於《寐叟題跋》，且亦不見於《沈曾植年譜長編》，足以補其生平之闕。跋雲：
殘宋本《漢書》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楮墨精絕，世所稱慶元本，建安黃宗仁善夫所刻也。黃氏刻《史記》、前後《漢書》，其《史記》為王延喆之祖，正義最完；其《兩漢書》為武英殿官本之祖，三劉考異亦最完。今以殿本考證“正予樂”(卷三)、“朕且權”(卷四)兩條核之，所稱宋本皆與此合，知所據即此本矣。積餘藏書至富，而珍此殘本，是所謂閱千劍而知劍者。宣統五年三月，嘉興沈曾植記。再如“經典考證八卷”條，不惟其著錄版本為“道光間遊道堂刻本”，可補《文祿堂訪書記》中僅言“許印林校原刻本”之不足。其所錄許瀚之跋文，亦可補《文祿堂訪書記》中之闕字。又如“新刊真楷大字全號指紳便覽”條所錄興化李詳題詩四首，雖已見諸《李審言文集》中，然字句頗有歧異，如第一首： “廣招重反舊藏書，新市平林過眼虛。不與萇宏同化碧，固應值得百車渠。”末句“百車渠”《文集》本作“白車渠”。“車渠”即硨磲，蓋喻書之價值甚高。審言熟精詩學，嘗有《杜詩證選》之作，此句即系化用杜甫《謁文公上方》“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句，故《記》中所錄可正《文集》作“白”之誤。又“元包經傳五卷元包數總義二卷”條，錄存陳乃幹之跋，未見於《陳乃乾文集》，不惟可補其不足。且可與《文集》中所收之文對勘，明瞭陳氏之真實態度，並藉以知曉陳氏諳習人情、通曉世故之狀，知人論世，得此最足為證。《藏書記》所錄跋雲：
此明仿宋本《元包經傳》五卷、《元包數總義》二卷，南陵徐氏積學齋臧書也。癸亥五月，書友羅經之攜示宋刻大字本，遂校改於此本上。宋本亦八行十六字，唯不若此本之整齊。避諱至“慎”字止，“玄”作“元”、“恆”作“常”，“霆”字避順祖嫌名，作“霆”。凡宋刻訛字，此本悉已改正。欲求以宋刻正此本之訛者甚少，見宋刻，益知此本之善，質之隨庵先生以為然否？海寧陳乃乾。
此條可與《陳乃乾文集·序跋》中“宋刻《元包經傳》跋”對讀，該條雲：
《元包經傳》五卷、《元包數(志)【總】義》二卷，南宋刻本。避諱“玄”、“慎”字止。“玄”作“元”、“恆”作“常”，“霆”避順祖嫌名作，作“霆”。明刻源出於此，故行款相同。開卷楊揖序“蒞官之三日”，明刻訛“官”為“宮”。張澆跋“得同年張公文澆所為數義”，明刻訛“數”為“疏”。他如“牙”即“互”字，明刻誤改為“妄”；“(四正寸)”與“剛”同(見李江注)，而明刻改正之“(四正寸)”字為“剛”。凡此皆是以正明刻之訛者。癸亥五月獲徵此書，與明刻互勘一過，為書其後，以志眼福。”《藏書記》中所收之跋，作於陳氏坐館積學齋之際，故於東家之物稱道備至，以為“見宋刻，益知此本之善”。而陳氏鑑別，實系祖傳青葙之業，自可分別積餘藏本之良窳，故讀其辭館之後發表之跋文，方可知曉其真實見解。
《藏書記》中，復存在同書收存數條款目之情形。如《鐔津文集》，《藏書記》中即收有兩條款目，一為“鐔津文集十九卷”條：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明支那本，萬曆丙午刊。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雙邊。首有熙寧八年陳舜俞所撰《行業記》。契嵩，姓李氏，字仲靈，藤州鐔津人。慶曆間居杭州靈隱寺，仁宗賜號明教大師。《四庫》【著】錄，凡文十九卷、詩二卷，附他人所作序、贊、詩、題、疏一卷。此本只文十九卷，蓋詩未合刊耳。一為“鐔津文集二十卷”條：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集分原教、廣原教、孝論、皇極論、中庸解、問兵、問霸、論人品、非韓三十篇並書、記、志等。前有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每卷附音釋。明南京聚寶門外雨花臺經房孟洪宇印行。梵夾本。每半葉六行，行十七字。兩者相較，則不惟有助於此書版本之鑑別，且可知其卷次分合之詳情。凡此諸般，《記》中所錄，正復不少，皆可有助於輯佚、校勘及鑑定，其文獻價值不需贅言。
總而言之，積餘一生事業固足稱道，而其心血所關之藏書，尤足表彰《積學齋藏書記》及《續記》所錄，正系當日積餘朝夕摩挲之珍本秘籍之實錄，得此一編，不惟可見積學齋舊日風光，亦可從中窺見積餘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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