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世界第一大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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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一生數度輾轉遷移，從1927年到1937年，他三上黃山，兩登華山，泛舟長江，於東海觀日出，笠屐所至，舟輿所經，無不接其勝流，睹其名勝。豐富的閱歷大大開拓了他的視野，他的創作題材受此影響，多山水，兼及花鳥、人物等。此間他畫幅中多以黃山為背景，其中較著名的有《黃山雲海》《硃砂泉》《人字瀑》，1936年所作的《黃山前後輿圖》藝術境界最高。他受石濤、八大山人影響，色彩、線條多明快、秀麗，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
之後，張大千又先後在上海、蘇州、北平等地做短暫停留。他堅決拒絕了日本人的威逼利誘，誓死不給日本人做事，輾轉逃向大後方，於1938年遷居成都青城山，生活得以稍稍安定。寓居青城山期間，張大千開始形成“畫家就是上帝，有創造萬物的特權”的藝術主張，一掃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的低沉畫風，以古藤老樹、粉蝶小鳥、山花野草為題，創作上千幅作品。美術評說家黃蒙田評價張大千此期的作品時稱：40年代大千那些出色的青綠山水，固然是由於他精湛獨特的藝術語言所創造，和他對青城山自然景色的深刻體會也是分不開的。對山水畫《上清宮》而言……它不酷似青城山第一峰上清宮，但在精神上又極其酷似。這不是畫家的如實描寫，而是高出於自然的創造。張大千自己也在《論花鳥畫、花卉》中稱：更嚴格地說，要能從發葉子的時候，一看就可以辨出花開的顏色，要這樣才能算深入裡面，算是花的知己，稱得畫師了。
1939年5月20日至30日，張大千偕友黃君璧、張目寒自成都出發北上，專程遊覽了劍門、廣元等心儀的川北名勝。1940年10月和1942年11月，張大千又第二次和第三次遊覽了劍門關。三遊劍門關，給了張大千以極大的震撼。回到成都青城山後，張大千憑回憶和草圖，畫出了劍門關係列組畫：《劍門關》《翠雲廊》《西秦苑關》《嘉陵泛舟》。
1967年，在張大千三遊劍門關二十年後僑居巴西期間，他又以飽滿的激情，遒勁的筆力，精湛的技藝繪下了潑墨巨畫《蜀中四天下》。並在圖上題曰：“劍峨夔巫，原四天下，出雲導風，誰歟匹者！”充分表達出他對蜀中四座名山的驕傲與自豪，更表達出他對家園故土的深厚情感與刻骨思念。
受嚴敬齋的影響，張大千對敦煌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1941年，張大千偕夫人、子侄西出嘉峪，禮佛敦煌，深入茫茫戈壁、沙漠長達三年之久。其子張心智在《張大千敦煌行》中對這一段經歷做了極翔實的記述：出敦煌縣城南四十里，黃沙曠野，不見莖草。到此則白楊幹樹，流水繞林，誠千百年來之靈巖靜域也。張大千到達敦煌後，克服重重困難，從沙裡清理出石窟，並逐一進行編號，共三百零九窟；又對壁畫的年代、風格、人物身世做了極其詳細的考證，撰成專著《敦煌石窟記》二十餘萬言，同時臨摹作品達二百六十餘幅之多。
敦煌之行後，張大千的畫風陡轉，前期的清新淡泊變為廣闊宏大，同時更重渲染、積墨、破墨、積筆等手法，先後創作《青綠山水畫》《洗硯圖》《蕉蔭仕女圖》等名作，“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張大千敦煌壁畫展”相繼在蘭州、成都、重慶、西安等地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敦煌臨摹白描畫》等畫冊也隨即出版，國內畫壇一片轟動。張大千先生在為成都臨摹展的序言中寫道：“獨石室畫壁，簡冊所不載，往哲所未聞，……今者何幸，遍觀所遺……”陳寅恪先生也盛讚先生敦煌之行“實能為吾民族藝術別創一新境界”。
1947年6月，張大千又深入西康省，經二郎山、大渡河到達康定，然後涉足關外，留跡塔公寺、道孚、爐霍等地，費時半年，行程達幾千裡。此次旅行，張大千突破了以前繪畫題材上僅春閨仕女、深山幽壑的侷限，開始把筆觸伸向更為廣闊、樸實的少數民族現實生活，同年底出版了《西康遊屐》畫冊，並發表組詩《西康遊屐》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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