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
一、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
二、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
三、制度虽然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
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五、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六、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他地域性。
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
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其事甚不易。单就制度言，也该先确定一范围。
此刻首先讲政府的组织：换句话说，是讲政府职权的分配。即就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历史上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我们便可见借此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
第二范围想讲考试和选举。照理应该先讲此一项，让我们先知道中国历来政治上规定着哪种人才可参加政府，由是再讲这个政府之怎么组织，及其职权之怎么怎么分配，就更容易明了其内在之意义。
第三个范围则讲政府的赋税制度，这是政府关于财政经济如何处理的制度。
第四范围讲国防与兵役制度，养育此政府的是经济，保卫此政府的是武力。
从此四个范围，来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在此四范围以外的，则暂不涉及了。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这是我想写中国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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