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王阁序》里，号称“初唐四杰”之一的大才子王勃送了江西八个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此言非虚。
江西多丘陵地带，有山有水，自两晋南北朝至北宋末，江西的秀丽风景吸引了不少因北方战乱而衣冠南渡的中原世家大族。
这些世家大族来此后，多聚居僻野，举族成村，给江西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发展机会。
就是到现在，吉安一带也仍保留了很多聚族而居的古村落和中原古音，这和南迁的北方士族大家有着莫大的关系。
笔者的家乡江西吉安一带，即《醉翁亭记》里说的“醉翁者谁？庐陵欧阳修也”，庐陵即吉安之古称。
两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江西文化也由此得风气之先，到明朝更是鼎盛。
明初有句谚语，叫“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这说的就是当时江西读书人（尤其吉安一带）在科举考试中屡创佳绩，让人咋舌。
其中，最为著名的，如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其中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全是江西吉安人；
而在之后的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一甲三名再次被江西吉安人包揽，二甲前四名也都是吉安人。
庐陵子弟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这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即便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几乎让全国性的殿试变成了江西人的乡试。
在随后的永乐三年(1405年)选翰林院庶吉士时，二十八名江西人入文渊阁，其中吉安人即有十名。
按：笔者先祖金幼孜即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二甲第八名，后为永乐朝第一批内阁成员。按族谱记载，我金氏系匈奴人金日磾后人，于南朝刘宋年间迁居江西（峡江），定居至今。
宋元明时期是江西人文如日中天的极盛时期，所出的文化巨子也是灿若繁星。
如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文天祥、马端临、汤显祖、宋应星、解缙等，数不胜数，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也是为人所瞩目的。
别的不说，仅从科举上，江西人就表现十分突出。
据统计，从唐代科举以来到1905年废除科举，在这一千余年里，全国共出了十万多进士，而江西的进士是一万多名，占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当然，以上所说只是“好汉当年之勇”，于今无补，不值一提。
如今倒常听人说，江西人“一会读书，二会养猪”，养猪和读书放在一块，虽说滑稽，在近代倒也是事实。
古代人“学而优则仕”，宋明时期的江西读书人表现的确不错，但近代以后，江西读书郎的苦读，更多的却是与本地衰落的苦涩相关的。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导致中国外贸重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其中大有文章。
要知道，江西之所以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和赣江这条南北贸易通道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时，由于通商口岸主要在广州，北方的货物往往要通过赣江南下，然后人扛马驼的翻越赣粤交界的大庾岭进入广东，反之亦然。
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和五口通商的开始，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上海地位的日益提升导致贸易干道开始移往长江。
由此，赣江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加上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不多，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
更为重要的是，几乎在开口通商同时发生的，则是蔓延十余年的太平军之乱（江西人称之为长毛之乱），导致江西人口减半。
受此重创，江西人口在一百年后才得以恢复，而其他各方面的巨创不待智者而知之了。
清末时期，举全国之力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在工业占据主流的时代里，江西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江西后来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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