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恢與閩西三年游擊戰爭
□鄒淑紅
鄧子恢(1896-1972)，福建省龍巖縣（今龍巖市新羅區）東肖鎮鄧厝村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卓越的領導人之一。閩西是中國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重要區域，是中國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戰略支點。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中共閩西地方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在黨的領導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保存和發展了革命力量，創建了閩西南遊擊根據地。三年游擊戰是閩西開展革命戰爭以來最艱苦、最複雜的階段，也是閩西黨組織和人民經受嚴峻考驗並且獲得重大勝利的階段，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1937年2月7日，毛澤東在延安聽取了方方代表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彙報閩西南三年游擊戰爭的情況後，讚揚說：“你們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保留了這麼多幹部，保留和發展了部隊，保留了20萬畝土地，保衛了蘇區廣大群眾的利益，這是偉大的勝利。你回去問候張、鄧、譚各同志好，你告訴他們，你們三年的苦鬥有很大的功績。”的確，閩西三年游擊戰取得的成績，鄧子恢功不可沒。
１９３８年３月，鄧子恢調新四軍軍部任政治部副主任。（攝於龍巖東肖）
經受嚴峻考驗
領導堅持閩西三年游擊戰爭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1935年2月，留守的中央分局組織九路突圍，實行分散遊擊發展策略。突出重圍的鄧子恢與從贛南向永定轉移的由陳潭秋、譚震林率領的紅24師一個營不期而遇，鄧子恢和他們一起率領這支精幹部隊向永定突圍。3月下旬，與張鼎丞指揮的隊伍在永定縣仙師大阜村會合，然後合力衝破了追襲之敵的包圍圈，轉移至該縣的溪南地區。
鄧子恢和陳潭秋來到閩西，帶來了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的決定。等局勢穩定些後，於1935年4月12日在永定西溪赤寨村主持召開閩西南黨政軍領導幹部聯席會議，即赤寨會議。陳潭秋代表中央分局傳達了黨中央給中央分局關於“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之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的電報指示精神。會上分析了敵人佔領中央蘇區以後的形勢，指出必須糾正“左”傾錯誤的影響。會議研究確定了黨在閩西南鬥爭的基本方針和任務，決定把閩西軍政委員會改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會上，鄧子恢當選為財政部長兼民運部長。
閩西三年游擊戰爭的秘密據點——蛟洋雙髻山（資料圖片）
為了便於指導閩西各地游擊戰爭，並避免領導人過分集中而發生意外損失，軍政委員會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分散到各遊擊根據地工作。1935年夏，鄧子恢到達了永定縣東部之湖雷、金豐一帶，親自指揮由邱金聲、邱織雲、魏金水、伍洪祥等領導的紅8團開展游擊戰爭。當時紅8團兵力不多，武器也不好，但由於他們開展了靈活機智的游擊戰爭，取得了許多勝利，發展壯大了自己。鄧子恢到達以後，肯定了他們根據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總結的“集中以打擊敵人，分兵以發動群眾”的游擊戰術和在鬥爭實踐中所取得的成功經驗，並及時地把他們的經驗總結傳達到各游擊區，使紅軍游擊隊成為既能打仗消滅敵人，又會做群眾工作的部隊。
當時國民黨發動了第一次“清剿”，揚言要徹底肅清紅軍游擊隊。閩西各縣市都出現了一些叛徒，這些叛徒帶領敵人四處搜捕革命同志，部隊普遍產生了恐懼情緒。鄧子恢教育指戰員要經受得起目前的嚴峻考驗，樹立起長期作戰並取得勝利的勇氣和信心。他常說：“古今中外不論要做什麼事業，都要經過一番艱苦的奮鬥。我們共產黨人要推翻舊世界，建設沒有人剝削人的新社會，任務就更加艱鉅……只要我們善於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堅持艱苦奮鬥，百折不撓，就一定能克服面前的困難，度過艱難的階段，取得革命的成功。”生活上，鄧子恢與戰士們一起風餐露宿，同甘共苦；戰鬥中，與戰士們一起衝鋒陷陣。由於頻繁的戰鬥和動盪不安的生活，鄧子恢的指揮所並不固定。他們在永定和龍巖縣交界的一些山林裡分別建造了好幾處營地。這些營地，都是十分簡陋的竹寮。鄧子恢和戰士們把竹子劈成兩半，然後一正一反一像瓦片那樣相互銜接著拼成一個寮頂。這種竹寮可以擋雨，卻四面透風。床也是用竹片拼起來的，在上面鋪上一層稻草就成了。鄧子恢的生活用具也極其簡單，一個臉盆除用來洗臉外，還得用來煮飯、燒熱水和洗澡。時間久了，臉盆上的搪瓷早已脫落，幾乎就是一個黑乎乎的鐵皮缽子。吃飯沒有筷子，就折兩根樹枝湊合。有時找不到吃的，就讓警衛員設法弄些地瓜，用水洗乾淨後啃著吃。鄧子恢經常奔波於各營地指揮戰鬥，佈置任務，檢查工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鄧子恢和戰友們經常靠著竹筍、野菜和山泉水充飢解渴。由於長期生活在深山老林，弄不到鞋子穿，當然更談不上穿襪子。鄧子恢不管晴雨風霜，幾乎都是光腳穿一雙破爛雨鞋。時間一久，腳就爛了，沒有藥品治，他就用竹子裡蛀蟲啃咬下來的竹粉塗抹傷口，過些天傷口好些了，還是穿那雙雨鞋。由於鄧子恢正確貫徹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鬥爭方針和策略，緊緊依靠縣、鄉各級黨組織和幹部群眾，得到了蘇區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支持和擁護，經過3個月艱苦的鬥爭，逐漸爭得了戰爭的主動權，打破了敵人第一次“清剿”計劃。
閩西黨組織由於遠離黨中央，得不到中央的指示，給工作帶來了許多困難，鄧子恢為了及時瞭解國內外形勢，千方百計託人蒐集大陸、香港出版的各種報紙，從各類新聞報道中研究形勢的變化。有一次，他看到一張國民黨的報紙上登載著紅軍在桂、黔一帶活動的消息，判定主力紅軍已經突破了國民黨的湘江防線，轉戰於西南各省。他很高興，馬上寫了一篇關於革命形勢的宣傳提綱，印發到各游擊隊去，極大地增強了廣大指戰員的勝利信心，對提高部隊戰鬥力起到了很大作用。
密切聯繫群眾
保存並發展了閩西革命武裝力量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從成立開始，鄧子恢就建議各級主要負責幹部分頭深入到群眾中去，協同當地幹部領導群眾鬥爭。這些幹部不僅在感情上、語言上、生活習慣上能和群眾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在當地群眾武裝鬥爭中鍛煉出來的，群眾知道他們的一切，他們也知道群眾的一切。在艱苦卓絕的閩西三年游擊戰爭中，不論形勢如何嚴峻，幹部始終以“群眾的利益高於一切”的理念開展工作，依靠群眾，領導群眾進行鬥爭。
1935年7月至年底，國民黨發動了第二次“清剿”，企圖集中兵力，消滅閩西南紅軍游擊隊。敵人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它已經建立起來的反動統治，強迫群眾到處修公路、築碉堡，一發現游擊隊，敵軍主力便跟蹤“追剿”“圍剿”；而駐守碉堡的民團、壯丁隊則據守碉堡進行堵擊；有時則沿山隘伏擊，放冷槍，配合敵軍主力進行“搜剿”。在政治上，敵人主要是採取“隔離政策”和“瓦解政策”。特別在1935年八九月以後，敵人看到紅軍與群眾的親密關係，認識到單靠軍事行動無法消滅紅軍，便採取了“移民並村”“計口購糧”“保甲制度”“連坐法”等極端毒辣的辦法來對付游擊隊。
當年紅軍游擊隊曾住過的舊房子（連城縣莒溪鎮陳地村）
反“清剿”初期，部隊在沒收反動地主糧食的時候，只注意維持自己的給養，沒有注意到吸收群眾參加分糧。有時雖然以部分糧食分給群眾，群眾怕地主報復，也不敢要。後來鄧子恢和張鼎丞、譚震林討論後改變辦法：在沒收糧食時把反動地主家裡人都關在一間屋子裡，不准他們出來，再叫貧苦群眾不聲不響地去搬取糧食，群眾走完後才將地主放出來。這樣群眾得到了實惠，而又不致被反動地主察覺。這個辦法深受群眾歡迎，群眾經過了幾次秘密分糧鬥爭以後，發現敵人無能為力，游擊隊的政策正確，處處維護他們的利益，因而情緒日趨穩定，便慢慢組成了遊擊小組，最後又逐漸變成了公開的游擊隊，或者參加到紅軍中來。到1935年冬，根據地和革命武裝力量不僅保存下來，而且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紅軍游擊隊發展為8個支隊共3000多人。這一時期，游擊隊拖住了敵人8個師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長征。部隊也熟練了集中打擊敵人、分散發動群眾，以及聲東擊西、出奇制勝等種種靈活的游擊戰術。
1935年12月底，張鼎丞、鄧子恢轉移到上杭，在雙髻山與譚震林會合。鄧子恢也在此時與黨中央交通站取得了聯繫，得到了“關於開展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指示。大家如獲至寶。1936年1月1日，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在上杭雙髻山組織召開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會議討論了中央指示，分析了閩西局勢，確定了開展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新方針新政策。總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清剿”鬥爭的經驗教訓，討論粉碎敵人新的“清剿”計劃。會議重新選舉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機構，張鼎丞為主席，增選鄧子恢、譚震林為副主席。
1936年1月5日，為了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鄧子恢執筆起草發佈了軍政委員會抗日討蔣綱領。之後，鄧子恢還與張鼎丞、譚震林一起起草了《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關於目前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決議》《關於反移民鬥爭的指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號召聯合抗日討蔣告三十七旅官兵書》等大量重要文件。鄧子恢強調在抗日反蔣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決反對投降政策。他指出：“投降政策不是站在工農階級的利益去與一切友軍聯合戰線，反是犧牲了工農階級的利益去與其他階級妥協。”由於鄧子恢和他的戰友們正確理解並執行了黨的方針、策略，實際工作中深入細緻地走進群眾中，爭取了許多保甲長和“白色碉堡”與紅軍合作。
1936年3月，國民黨頑固派加緊進攻閩西南遊擊隊，開始了所謂第三次“清剿”。鄧子恢從上杭雙髻山趕回龍巖，直接參與並指導部隊的游擊戰爭。6月，發生了“兩廣事變”，廣西的新桂系和廣東的陳濟棠粵系，起來反抗不積極抗日卻一直處心積慮要消滅兩广部隊的蔣介石。鄧子恢與張鼎丞、譚震林等領導人馬上進行研究，討論對付的策略，密切關注著形勢的發展和敵情的變化，認為這個事變說明了敵人內部的分裂，對兩廣的抗日反蔣行動應予支持，並由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了《為西南事變宣言》和《關於西南事變與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定》，指出要抓住這個有利時機，“集結我們比較優勢的兵力，組織廣大群眾，聯合一切友軍，開始局部反攻”，以粉碎敵人的“清剿”，恢復和發展閩西南蘇維埃區域，並配合“全國紅軍，特別是主力紅軍在陝甘的勝利”。10月，在永定金豐大山又召開了一次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會議認為，閩西南黨組織目前的任務，仍然是採取游擊戰爭方式開展局部反攻。在軍事上提出必須適時地靈活地集結必要主力，運用更靈活的游擊戰術，給敵軍以迎頭痛擊。在這次會議上，決定將閩西南部隊編為兩個縱隊，第一縱隊由鄧子恢全權負責；第二縱隊由軍政委員會直接指揮。此後，鄧子恢指揮部隊以小分隊分散遊擊，大部隊集中應敵的靈活戰術，實行軍事鬥爭和發動群眾相結合，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的方針，有效地打擊了敵軍的“清剿”。
推動和平談判
達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協議
西安事變爆發後，1937年2月，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接到駐香港黨的南方工作委員會的一封信，信中正式轉達了黨中央關於爭取實現國共合作抗日的指示，說明在目前新的形勢下，中央的方針已經由抗日反蔣轉變為聯蔣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著，鄧子恢和張鼎丞、譚震林在南靖縣上科嶺村召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緊急會議，討論通過了《閩西南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決議》，決定在閩西南迅速開展和平運動，以推動國民黨抗戰，迎接全國的抗日高潮。會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以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名義發表了致國民黨駐軍的公開信和致各界人士書，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2002年4月，永定在赤寨村修建“軍政亭”，並樹碑紀念赤寨會議暨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成立，以緬懷英烈，
4月25日，鄧子恢參加了在永定下洋月流召開的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會議一致擁護、堅決接受中央“停止內戰”“對內和平”的方針。會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了《關於閩西南人民抗日救國綱領》，鄧子恢和張鼎丞、譚震林聯名發出了《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致閩西南各界人士書》和《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三致粵軍公函》，要求各級黨組織、各紅色部隊立即動員全黨、全體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採取多種多樣的形式，開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抗日宣傳活動，從各個方面推動閩西國民黨軍政當局與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和平談判。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閩西軍政當局迫於全國抗戰的形勢和輿論的壓力，不得不將和談繼續進行下去，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決定派鄧子恢親自進城談判。7月10日，鄧子恢進了龍巖城去見練惕生。在談判中，雙方在集中地點的問題上未能達成一致，談判一度陷入僵局。
7月16日，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漳浦事件”。國民黨第175師假借抗日合作，在閩南漳浦把準備受編的紅軍獨立第3團繳械。鄧子恢為此向粵軍提出嚴重抗議，指責國民黨背信棄義的卑劣行徑。經過鄧子恢堅決鬥爭，練惕生不得不同意了鄧子恢的意見。7月27日，鄧子恢與粵軍代表練惕生、國民黨專署代表張策安等三方，在龍巖就正式談判條文達成了協議，並簽字生效。
至此，閩西南地區國共兩黨終於達成了合作抗日的協議。1938年3月初，鄧子恢被任命為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和張鼎丞、譚震林率領由閩西南紅軍游擊隊編成的新四軍二支隊，結束了三年艱苦卓絕的遊擊生活，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途。□
（摘自《紅色文化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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