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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小編提及較早提倡推翻滿清統治、學習西方、建立合眾政府的楊衢雲，比孫文1894年11月成立興中會時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要早4年。因此，有學者認為楊衢雲是中國提出民主革命第一人。
唐德剛博士在《晚清七十年》中指出，孫文在1894年前尚未決心推翻帝制，他還親赴天津，意圖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並說，“如果李鴻章英雄識英雄而重用了孫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人’了嗎”。言下之意孫先生後面創立興中會與建立合眾政府的革命工作就不會有了。對此，著名歷史學家胡繩也說：“國民黨歷來的一些歷史撰述者力圖論證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幼年就已經確立，以後一成不變保存下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就孫先生的《上李鴻章書》，胡繩指出：直到這時，他的基本思想並不是革命，甚至還尖銳指出：“孫中山的上書也顯然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兩位歷史專家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孫的革命思想是誕生於上書李鴻章受挫、興中會成立之後。胡繩先生說，孫中山上書李鴻章與古往今來的讀書人一樣，即是為自己在當朝謀得官職。依據可能是，從孫文的《上李鴻章書》內容看，孫對滿清政府是忠心耿耿沒有絲毫不滿情緒的，後由於上書不成，遂對滿清政府徹底絕望，決意革命，進一步說明其革命思想的確立是在1894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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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的革命思想究竟源於何時？他上書李鴻章的初衷是否為了自己的功名？1894年興中會成立之前他真的是對滿清皇朝沒有絲毫不滿情緒嗎？
沒有痛恨就沒有反制。對這三個問題的爭論，焦點在於孫文的革命思想起於何時。中國近代史研究開創者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第四章四節中說：他十三歲就出國，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孫文1879年隨母到檀香山後就讀於英國基督教聖會意奧蘭尼學校，從十三歲起即開始全面系統接收西式教育。中國社科院近代史專家楊天石說，早在1850年法國就將民主制度帶進夏威夷，王國開始出現議會制。因此，孫中山在學校比較多地接受了新思想（楊天石《帝制的終結》第一章）。當時有同學問孫文為何拖著辮子？孫答：“這種愚昧的風俗，是滿洲人強迫我們做成的，必須等全體的中國人決心把它去掉，或者必須要有一個多數，使世界都知道才行。並且這髮辮不過是中國所受許多恥辱中的一種，我們應該立刻地把許多恥辱全體去掉的”（中華書局《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
所以，小編以為，孫先生早在檀香山時，就有了革滿清政府的命的理想抱負，而非始於1894年興中會成立之後。另外，既然中山先生認定長辮也是滿清政府強加的許多恥辱之一，其上書李鴻章的“功名論”以及對滿清政府毫無不滿情緒的說法就不能夠成立。因此，爭論先生上書李鴻章是為己謀官也好，討論先生的革命思想源於上書受挫晚於楊衢雲也罷，多少存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因為“中山先生的愛國熱忱和科學的訓練所創作的救國方案，其思想的偉大是古今無比的”（蔣廷黻《中國近代史》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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