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去日本的朋友應該都很熟悉了，現行日本銀行發行的日元紙幣面額有10000円、5000円、2000円、1000円四種，不過2000円的紙幣在市場上流通的數量較少，如今只佔紙幣整體的0.7%，面臨著一種被群眾拋棄的局面。除此之外，還有500円、100円、50円、10円、5円、1円日元硬幣。
在明治時代以前，日本的錢幣還被稱為“兩”“文”。明治4年（1871）時制定了《新貨幣條例》，統一了貨幣制度，單位從“兩”改“円”，並採用10進製法計算。
從小我們就會被長輩告知，錢是最髒的，因為不知道經過了多少人的手，沾滿各種細菌，每次碰完錢幣都得把手洗乾淨。不過，日本紙幣卻有“世界上最乾淨的紙幣”一說。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第一，在日本紙幣的製作材料中，磁石粉末的含量比較高，不容易髒。這種製作工藝比較先進，成本也較高，這也是日本假幣的情況幾乎不存在的一個緣由。
第二，日本人認為磁石有利於身體健康，很多人會把錢放在胸口。加上人人都希望自己財運好，於是他們會非常愛惜錢幣，幾乎不會有人在紙幣上標記和塗鴉，也不會把錢弄得皺巴巴的，而是將錢幣朝統一的方向擺放整齊放入錢包。
第三，日元的回收率也很高，從日本鈔票的平均壽命來看，10000円大概是4~5年，5000円和1000円則是1~2年左右。殘損的鈔票由日本銀行銷燬，廢料用於循環再利用，如生產衛生紙等。這樣一來，從乾淨維度來看，日本人的做法真的有一套。
在世界上各個國家通用的紙幣上，大多都會印刷著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頭像，或開創者或政治家或皇室，像人民幣的毛爺爺、美元的歷屆總統、英鎊上的女王......
日本當然也是有過的，1871年日元誕生後至1984年新日幣發行前，日本紙幣上印製的就是當政者的肖像，諸如1881年開始發行的紙幣上曾印著神功皇后的頭像，後來的一萬日元和五千日元紙幣上是聖德太子，千元紙幣上是伊藤博文，以象徵皇權和政府權威。
（神功皇后）
（聖德太子）
（伊藤博文）
不過到了2004年日元改版以後，如今日本市面上流行的日元，除了2000円紙幣正面的是沖繩的代表性建築 “守禮門”外，其餘都是日本歷史上的一些思想家、科學家、作家、教育家等明治維新時期的維新志士。
他們為什麼能夠印在日本的紙幣上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得先來了解一下他們都分別是誰。
1000日元
細菌學家 野口英世
野口英世是日本細菌學創始人，更是近代日本醫學界最讓人敬佩的風雲人物，被譽為日本“國寶”級醫學家、生物學家。
年幼時野口的左手曾被火燒傷，落下了殘疾，周圍的同學因此都嘲笑捉弄他。在貧窮和殘疾的自卑困擾著野口的同時，他也一直在奮發圖強，成績一直保持著所有學科第一名的成績到畢業。
可能是真的被野口打動了吧，在那之後，周圍的人開始募捐手術基金，想治好他殘疾的左手。手術成功之後的野口，也正是因此開始立志要走上學醫的道路。
憑藉著異於常人的勤奮，野口用不到六個月就通過了後期的測試，獲得別人平均要十年才能考到的“醫師開業資格”，並且還不斷學習各種外語。
野口英世在醫學方面取得的大量成果，曾被三度提名諾貝爾醫學獎，最後一次有機會得獎，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被取消頒獎。最後因在非洲考察“黃熱病”時不幸受到感染而去世。在野口的碑文上，寫著：“他畢生致力於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贏得了許多人的尊重。
5000日元
小說家 樋口一葉
樋口一葉是十九世紀日本優秀女作家、日本近代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早期開拓者之一。她為日本文壇留下，諸多深刻反映明治時期社會下層人民悲慘生活的作品，被日本文壇稱為“明治紫式部”。
一葉從小就喜愛讀書，但礙於母親的反對，在11歲時被迫退學，只能依靠家中藏書自修。在進私塾“荻之舍”學習沒兩年，由於家道中落，債臺高築，為維持生計，她又先後做過洗衣、縫補等諸多雜工，生活過得很艱難。
一次，一葉在報上發表小說拿到了豐富的收入，以此為契機，受到啟發的一葉決定以筆養家。1891年，成為《朝日新聞》記者的樋口一葉開始學習小說的寫作技巧。但是此時的她寫出的還是脫離現實的一般性作品，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
在戀情無疾而終，事業也一無所成之時，一葉對下層民眾的困苦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會，這成為一葉創作的重要轉折點，一葉之後的作品擺脫了當時女作家特有的脂粉氣。終於在22歲時，以“市井作家”的身份再度登上文壇。
然而在文壇成名後也未能擺脫貧困，長年的困苦生活和感情挫折令一葉身心交瘁，於1896年11月23日午後因結核病過世，死時年僅二十四歲。她是明治新時代婦女社會角色變化的先驅者，跟明治“閨秀文學時代”的出身富裕的女作家們比起來，她和她的文學可以說是日本文學史上真正的奇蹟。
10000日元
啟蒙思想家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有“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之稱。
福澤諭吉十多歲時用功讀漢籍，尤其愛《左傳》。在黑船事件發生後，兄長支持福澤去長崎遊學，學習荷蘭語，以瞭解“荷蘭砲術”。在此之後的1858年，福澤奉藩府之命前往江戶，在蘭學塾擔任講師，後改稱慶應義塾，也就是現在的慶應義塾大學。在執教過程中，福澤看到作為通商口岸的橫濱到處是自己一竅不通的英語，深感蘭學已不能迎合時代的潮流，於是又埋頭苦讀，學起英語來。
學習了英語半年之後，福澤隨幕府的使節前往美國，對美國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回國之後，福澤受僱於幕府“外國方”（即外交部），充任譯員，翻譯與外國往來的公文。一邊翻譯，一邊對照學習英蘭兩國文字，不久之後，諭吉就廢除了家塾的蘭學，改授英文。
在江戶時代的封建思想還殘留的明治初期，福澤諭吉就高聲論述了自由獨立平等的概念，同時也是主張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先驅。他所著的《勸學》《文明論之概略》分別是以不同的讀者對象而編寫的，從學生到五十歲以上的讀者都做了不同版本的區別，更好地達到了著書立說的目的。此後又接連撰寫《分權論》《通俗民權論》《通俗國權論》等理論性著作。物質文明很容易採納，而引進精神文明卻難，然而福澤諭吉做到了把西方先進文明引進日本。
作為慶應的創始人，福澤諭吉每日都會在學校裡巡迴，愛校如家。時至今日，慶應大學裡只有福澤諭吉才能擁有“先生”的專稱，而一般師生間的稱呼為“某某君”。每年2月3日（福澤諭吉的忌日）被稱為“雪池忌”，校長帶領師生為他掃墓。
日元上的這三位人物，都是對國家乃至世界都做出了偉大貢獻的人物，在無形中告訴國民，特別是日本的青少年，應以福澤渝吉、樋口一葉、野口英世這樣的學者為驕傲，他們應得到全社會的尊重，值得全日本人民的崇敬和懷念。也許連續18年，日本每年都會量產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對這種學術風氣的最好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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