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是神宗朱翊钧长子，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庙号光宗，谥号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朱常洛身世和明神宗一样，都是父皇偶然临幸宫女所生。因此朱常洛从小得不到父爱。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措施，罢除了万历朝的矿税，拨乱反正，重振纲纪。但每日回宫后却沉于酒色，纵欲淫乐，身体羸弱。
朱常洛的母亲是恭妃王氏。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朱常洛在八月初一登基，年号泰昌，是为光宗。
光宗是一个好色的皇帝，郑贵妃向他进献8位美女，意图取悦他。光宗照单全收，“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由于淫欲过度，八月初十日就病倒了，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连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暴毙，时年39岁，廷臣纷纷议论，是为著名的“红丸案”。光宗自1620年8月28日（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至9月26日在位仅二十九天，死后葬庆陵。
为什么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命丧红丸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皇帝驾崩。八月，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宣布次年改元泰昌.但却因红丸案驾崩。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相当于泻药。所以，接下来的一昼夜，朱常洛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后来，廷臣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禁凶危之状：“崔文升药，故也，非误也！”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八日，朱常洛召英国公张惟贤、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十三人进宫，让皇长子出来见他们，颇有托孤的意思并下令将崔文升逐出皇宫。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六日（1620年）五更，朱常洛驾崩。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要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熹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妇人经水、秋石、人乳、辰砂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大黄药性相反。本就虚弱的朱常洛，在最后的岁月连遭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两味药物的折磨，便暴毙而亡。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享年三十八岁。
历史评价
《明史》赞曰：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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