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25日上午9時，我突然接到冷水機場派出所彭立新所長打來的緊急電話：“局長，冷水機場軍械庫昨天夜裡4個庫門被撬，大門敞開，武器彈藥可能被盜，請求局裡派人偵查破案。”
當時，我正準備到省裡參加全省政法工作會議，就立即派副局長金士祥帶領刑警趕赴現場，在尚未進入中心現場時，金士祥同志又得到一個意外報告：“武空首長指示，待武漢市公安局派人來後再開展工作。”
當晚8時許，荊州地區公安處奉省公安廳指示，派刑偵科長楊盛祖帶領幹警趕到了冷水機場，我收拾好了行李後，一直守在全局僅有的一部電話機旁，等待現場勘察情況報告。午夜12時許，電話鈴響，傳來了荊州地區公安局楊盛祖科長的報告：藉助燈光，經過勘察，發現被盜“五四”式槍27支，子彈6340發，及部分槍套、揹帶等。在軍械庫外圍牆北缺口處發現三種不同的腳印和翻越圍牆時的手套痕跡，在牆外50米處發現自制的弓型鋼鋸和用透明塑料管自做的克絲鉗等作案工具……
顯然，這是一起特大的盜槍案，數量之多，實屬罕見，又發生在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如不盡快破案，將在全國產生難以估量的政治影響。於是，我當即向縣委主要領導作了彙報，縣委領導也深感案情重大，非比尋常，決定換人參加省政法會議，由我具體負責偵破“8·24”冷水機場特大盜槍案。
8月26日上午，公安部、省公安廳、武漢空軍司令部、荊州地委行署、鍾祥縣委縣政府、江西南昌警犬訓練基地等政界和軍界要員陸續趕到案發地點冷水機場，於當晚成立“8·24”案件偵破指揮部。省公安廳副廳長張興元任總指揮。
根據指揮部的部署，我在冷水公社主持召開了河西8個公社書記和派出所所長的緊急會議，安排發動群眾、設卡盤查可疑人員等工作。會後，立即趕到現場，一面聽取現場勘察民警的彙報，一面察看現場，並且將帶去的8名刑警和派出所的幹警按其特長進行分工，開展訪問群眾，進行社會調查，瞭解情況，為偵察破案打開突破口。
8月26日晚上，指揮部召開會議聽取各小組的情況彙報，並對罪犯進行畫像。然後，指揮部成員對作案動機、目的、對象和偵察方向一直各執已見。偵察分析會議開到了27日清晨2點，但對於下一步怎樣進行偵察沒有形成明確意見。我建議對案發現場再派專班進行勘察，會議採納了我的意見，並把研究的重點轉到了偵察方案上來，我談了自己的想法：“初查工作，公安部門和部隊保衛部門雙管齊下，同時開展工作。公安機關以物查人，按照現場遺留下來的自制弓形鋼鋸和用透明塑料導油管自制的克絲鉗去查找犯罪分子；從時間上卡，圍繞8月24前進出機場的人員去查，既查本地人，也查外地人，特別是要注意查彭立新所長提出的重點嫌疑對象；到熟悉武器彈藥庫的周圍村民中去查，曾經在部隊幹活的木工、瓦工、電工，他們熟悉軍械庫的地理位置，知道部隊的工作和生活規律，要逐一排查其作案的可能性；從過去受過打擊處理的人員中去查，防止其重新作案。部隊保衛部門要查
崗哨的值勤記錄，把直接保管武器彈藥庫的人員作為重點，查明他們上、下班時間的先後，與哪些人來往比較密切；查部隊來往客人中有沒有可疑人員，要發動大家提供線索，既不能使部隊家屬驚慌，又不能雨過地皮溼，做表面文章，發動機場的各個單位所有人員查8月24日晚的可疑情況。比如說幹部戰士三五個一群的，農民種地路過機場打架鬧事的，酒後鬧酒瘋的，男女談情說愛的，或者生面孔的人在機場內東遊西逛的，這些都過一遍篩子。”我發言之後，會場出現了沉默。然後，武漢空軍的李政委說：“我完全同意馮局長的意見，部隊的調查工作，我們負責做好。”總指揮張興元同志講：“就按馮局長的意見辦。我撥四個幹警由馮局長直接指揮，進行偵察。”
8月27日拂曉，我召集縣局、機場派出所和支援的幹警進行分工，每兩人一組，調查一兩個專題，接受任務後立即出發，下午5點鐘回來彙報。安排結束後，就驅車沿著包圍圈檢查設卡堵截的落實情況，安排車輛回公安局拿子彈，給每個幹警增發彈藥，準備戰鬥。上午8時許，南昌警犬基地派來的警犬引導員帶著三條兇猛的警犬進行現場尋蹤，未能成功。
下午5時，我到指揮部，一邊聽彙報，一邊安排晚上的調查任務。彭立新所長在彙報的時候猛然想起，兩年前的一個夏天，他在走訪群眾時，在官坡大隊支書付彥保的家門口，好象見過類似的弓型鋼鋸。我馬上安排他們這一組人員“單刀直入”，立即針對支書付彥保展開調查，訪問左鄰右舍可靠的幹部和社員。他倆出發時，天已黃昏。走到官坡三隊，隊長付彥雲和弟弟付彥堂正在稻場裡打穀，彭所長和孫科長說明來意，正準備進行訪問時，發現付彥堂神色緊張地離開稻場回家。彭所長和孫科長立即尾隨進屋，在付彥雲的堂屋裡發現了透明的塑料導油管，與現場遺留的自制的克絲鉗的套管相似，而且有一頭是剛剪下的新痕跡。他倆立即離開付家，跑步回到指揮部向我彙報。我感到情況緊急，未等他們講完，就讓他們到會議室直接向指揮部成員彙報。之後，我提出立即拘留付彥堂，傳訊隊長付彥雲，調動部隊對官坡三隊實行包圍。張總指揮當場拍板同意，並指定我為前線總指揮。於是，我下達了調動部隊迅速分頭合圍的命令，然後指示彭所長、孫科長等人立即前往官坡三隊拘留付彥堂，傳訊付彥雲。現場對付彥堂進行突審，他交待了全部犯罪經過，並承認他和付啟泉是主犯，同案犯付彥忠也參與了作案。
我立即帶著參戰人員抓捕付啟泉、付彥忠。當我們分別趕到付啟泉、付彥忠家裡時，付彥忠已開槍自殺。付啟泉已不知去向，付啟泉的行蹤有兩種可能：一是就地藏了起來，付家屋後的竹林裡，天黑林密難於抓捕，只有加強包圍，待天亮再搜捕；二是付啟泉已逃走，只有加強設卡堵截的力量。我打電話通知冷水公社的幹部“對官坡大隊通往四面八方的要道上，增加設卡的領導和民兵，每個卡點要安排一名認識付啟泉的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參加，隱蔽起來，密切注視。”
8月28日上午，公安幹警在前，部隊官兵在後，對官坡三隊的住戶和大片大片的竹林進行搜查。竹林竹細株密，人不能順利通過，只能撥開竹子弓腰前進。總指揮部又調來警犬，在警犬的引導下，在付家竹林裡先後搜出“五四”式手槍25支，子彈6300多發及槍套、揹帶等物。搜查進行到下午1時完畢，但仍未發現主犯付啟泉。
根據經驗，案發前三天是最佳破案時間段。我鼓勵公安民警不怕疲勞，連續作戰，圍繞同付啟泉等罪犯來往密切的對象，深入群眾調查，進行深挖。下午4時許，縣局的楊正華股長在訊問陳述學時，發現他神色緊張，通過政策攻心，終於挖出了這起案件的狗頭“軍師”陳述學。1小時後，牛踐崗設卡幹部汪永海電話傳來了好消息：“在付啟泉由西向東通過牛踐崗時，被認識付啟泉的民兵孫國志發現，一舉抓獲了付啟泉。”
等我趕到牛踐崗時，見民兵已將付啟泉捆綁起來，但從付犯身上沒有搜出任何武器彈藥。守卡的公社政法主任汪永海反映，在付啟泉從荊門返回的公路上，有一個身上揹著黃挎包的女青年先行通過，實屬可疑。我立即派人追趕。在前往官坡的路上，追上了那個女青年。她名叫唐某，問她黃挎包哪裡去了，她支支唔唔答不上來，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威懾下，她才交待：通過牛踐崗後，將黃挎包藏到一田坑的草叢中。在她的引導下，我們順利地找到了黃挎包，繳獲“五四”式手槍一支，子彈20餘發。原來，付啟泉盜槍後，即帶著姘頭唐某潛至荊門準備迎接27日深夜運往荊門的武器彈藥及其同夥。由於我方控制嚴密，破案神速，他們的如意算盤被打破。付啟泉在荊門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之下，同姘頭沿皂當公路潛回窺探。付啟泉頭頂衣服，掩蓋著臉面，但仍被我設卡的民兵認出，民兵一面裝著同付啟泉講話，一面接近將其攔腰抱住，設伏的幹部民兵一擁而上，將其抓獲。
就這樣，經過不到4天時間的鬥智鬥勇，我方不費一槍一彈將五名罪犯全部抓獲。一舉破獲了這起震驚全國的特大盜槍案。
經過審訊，付啟泉等罪犯對盜槍案件供認不諱，他們交待盜槍的目的是想拉起一支隊伍與我社會主義政權對抗，計劃炸燬機場變電站，使飛機不能起飛；炸掉冷水公社電灌三級站，破壞生產；殺基層幹部，殺知情人員，然後上山打游擊。在呆不下去時，把隊伍拖到福建偷渡到臺灣。在他們的罪惡之夢做得正酣時，我公安幹警、人民解放軍和廣大群眾佈下了天羅地網，將他們一網打盡，為保證黨的十二大在九月一日勝利召開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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