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貝兒》:演員的演技困境與劇情的道德困境

《寶貝兒》無疑是曾被各方都寄予厚望的一部影片:院線在首映當日(10月19日)慷慨地給出了23%的排片率,顯然是看好女主演楊冪的票房號召力;楊冪本人與“蜜蜂”(楊冪的粉絲),也期待通過這部中小成本的現實主義題材文藝影片,實現演員演技的提升以及明星公眾形象的改善;文藝影片愛好者同樣很難不對這部由侯孝賢監製、又先後入圍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和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的影片充滿好奇。——然而所有的厚望在影片上映後顯然都落了空:電影首週末票房2100餘萬元,還不及已經上映超過半個月的同類型影片《找到你》;電影在豆瓣網的評分也一路下滑,目前停留在5.7分,離及格線還有一點距離。

《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寶貝兒》海報

不以動機論英雄。不論影片導演劉傑選擇楊冪出任女主角是否有商業上的考慮,也不論楊冪接演《寶貝兒》是否有“刷獎”的企圖,若要做出對影片具有建設性的討論,還是應該回歸到影片本身。電影暴露出演員表演和劇情創作上的諸多毛病。以就事論事的態度,識別和探討這些毛病的由來以及可能的改進空間,即使仍只是可以商榷的“一家之言”,總好過情緒化的輕率下結論與“扣帽子”。

表演層面

《寶貝兒》的出場人物有限,主要角色便是楊冪飾演的護工江萌、郭京飛飾演的病兒父親徐先生以及李鴻其飾演的江萌好友小軍。三名演員的表演,多少能看到一些過去表演經驗留下的痕跡,但也並不是敷衍了事地重複過去。背後折射出的是演員本人對於表演的理解,以及導演基於角色而對演員進行的調教。從電影導演劉傑接受採訪時所透露出的創作理念來看,劉傑不贊同演員對角色進行“設計”和“排練”,更看重臨場發揮。這樣的創作理念,有利有弊,而在影片裡都被明顯暴露出來。

電影中表演最為出彩的是郭京飛,這一點觀眾普遍沒有異議。郭京飛本人常年活躍在話劇舞臺,臺詞功底過硬。舞臺表演往往需要演員在短時間內快速調動起強烈的情緒。如果過於依賴技巧,便容易陷入一驚一乍的誇張。電影避免演員進行程序化的表演,用的是“折磨”演員的笨辦法。電影裡徐先生揪心於孩子的病情,焦灼之情溢於言表,一臉疲倦的神色,不是“演”出來,而是演員數日不眠不休,硬生生“熬”出來的。應該說,這是苦功用對了地方。

《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寶貝兒》劇照

另一名男演員李鴻其,其表演效果的達到,既有賴於演員本人的努力,也依靠設計上的“藏拙”,是導演修改角色以適合演員而實現的共贏。演員來自臺灣地區,角色被調整為不能說話的啞巴,避免了演員徒勞無功地矯正口音。這一改動也與劇情無縫融合,讓江萌與小軍之間的感情有了同病相憐的意味。李鴻其是影視行業的新人,作品不多,在《縫紉機樂隊》和《解憂雜貨店》裡,塑造的角色也有與《寶貝兒》裡的小軍相似的特點:沉悶,倔強,面部表情冷淡。對於這樣的性格演員,貼近個人性格特質的角色,塑造起來要容易得多,觀眾也不容易“出戏”。

《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寶貝兒》劇照

電影放手讓楊冪飾演的江萌成為絕對意義上的主角,把電影的成敗都押注在楊冪一人的表演上,其實還是太冒險。儘管不能說楊冪的表演絕無大幅改進和提高的空間,輿論對這位“流量明星”還是過苛。影片試圖通過化妝、服裝,改造楊冪明豔照人的女明星形象。儘管沒有故意“扮醜”,大銀幕上的江萌,一臉雀斑,穿著打扮平淡樸素,讓人相信角色在電影中的社會地位是真實的,而不會被誤解是在紆尊降貴地“體驗”生活。電影讓京籍演員費勁學說南京話,又給角色添上駝背和八字腳的體態設計,都是為了將角色與演員本人形象進行“剝離”,但江萌這一角色的戲份,看似吃重,但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大戲”,因此也並沒能充沛到讓觀眾徹底忘掉演員本人。

演員本人的外形和性格特質,其實與江萌這一角色有共通之處,可惜沒有很好地融匯。江萌瘦瘦小小,眼睛黑黑亮亮,透著一股子執拗和倔勁。電影試圖通過一些小細節,例如江萌與養母的爭執、江萌工作時肢體動作的用力,表現江萌的“犟”。但在重要的爭吵戲裡,演員臺詞功底的薄弱讓表演大打折扣,要麼淪為歇斯底里,要麼陷入虛弱無力。在江萌與小軍以手代口的交談中,江萌的手語明顯磕巴生澀,面部表情也調動不夠充分,讓角色給人的感覺不是“倔”,而是“木”。

《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寶貝兒》劇照

導演劉傑在平遙國際影展上關於楊冪表演的評論,與早年李少紅對於楊冪的評論,也“推波助瀾”了輿論對楊冪表演的誤解。早年李少紅評價楊冪,認為她“下意識地程序化表演”、“不知道怎麼過(腦子)”。劉傑亦指出楊冪“拍十條能一模一樣”。劉傑善意地認為這是楊冪過多出演電視劇所造成的“職業病”,沒能進一步挑明這些電視劇本身也並不看重和依賴演員的表演,甚至排斥演員做個性化的嘗試。演員在肥皂電視劇裡所積累的程序化表演技巧,在大銀幕上無用武之地。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演員進行電影表演時要徹底放棄過去的技巧,更不意味著演員不應對角色做針對性的“設計”和“排練”。

《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導演李少紅早年對楊冪演技的評價。

對比《找到你》裡姚晨、馬伊琍的表演,以及《寶貝兒》裡楊冪的表演,很明顯能看出《找到你》裡的角色經過精心設計,情節有適合演技發揮的“爆點”;而《寶貝兒》的情緒衝突,則不夠激烈,也不易激發觀眾共鳴。

《找到你》用姚晨飾演的李捷在垃圾堆裡找尋女兒作為開場戲。在這一場戲裡,演員披頭散髮,嚎啕大哭,情緒瀕於崩潰。這當然是程序化的表演——觀眾在國產婆媽劇甚至瓊瑤劇裡能看到大量類似的處理方式。但在《找到你》的劇情設定裡,這樣的程序化表演是可以讓觀眾感同身受的。《寶貝兒》裡江萌與徐先生爭辯嬰兒的救治,觀眾置身事外,自然只會認為江萌是在無理取鬧,強作“聖母”。——這是劇情對演員表演的拖累。

《找到你》裡大部分時候以卑微形象出鏡的馬伊琍,觀眾認可其看上去麻木、呆笨的表演風格,亦是建立自劇情大量鋪墊命運對角色性格挫磨的基礎上。《寶貝兒》裡江萌的生活困境,是茶米油鹽的家長裡短,平淡瑣碎,無助於短時間內積累起觀眾對江萌的認同。該片試圖對故事持冷靜抽離的態度,剋制煽情衝動,但江萌爭奪嬰兒的舉動本身就是極端化的。電影未能給這一極端化的舉動配合相應的極端化情境,顯得江萌的“壯舉”突如其來,強人所難。

江萌是與演員的真實生活差距頗遠的角色。演員無從借力自身的生活經驗,導演也缺乏類似於指導郭京飛時的有效“折磨”手段,沒能反覆錘鍊演員到理想的角色效果。影視表演未必要求演員全身心“成為”角色,但至少應讓演員被調動起來的情緒,貼近角色情緒。《寶貝兒》裡楊冪的表演,問題不在於情緒是否充沛,而在於情緒未能與角色達成共鳴。

《寶貝兒》在外媒得到不少好評,而在國內遭受頗多質疑,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國內觀眾對演員過於熟悉。郭京飛如果不是全程緊繃著表演,或許也會讓部分觀眾聯想到演員本人在微博上的“逗比”形象,而不時“出戏”;楊冪更是被過去的熒幕角色所累。女演員尋求轉型,如果不能“改頭換面”的大“顛覆”出演,例如查里茲·塞隆出演《女魔頭》,又例如希拉里·斯萬克出演《男孩別哭》,最好還是先嚐試在角色和個人形象之間找到折衷的過渡,例如趙薇在《姨媽的後現代生活》裡飾演的女廚師,是對過去角色的轉型,但大大咧咧的性格特質,仍然是一以貫之的表演風格。楊冪演出了江萌性格中倔強不服輸的部分,沒有演出其內心自卑敏感的一面,這是表演裡最主要的減分因素,但是板子也部分要打到劇情不夠凸出人物這一毛病上。劇情片不是紀錄片,只給劇情大綱,讓演員依靠情境臨場發揮,難免會讓演員無所適從,或失之誇張,或失之寡淡,最後也失掉了生活的質感。

劇情層面

《寶貝兒》的主線劇情直截明瞭。圍繞著主線劇情,枝枝蔓蔓出更多副線劇情的討論,包括江萌與養母的母女關係、江萌的職業選擇、江萌的婚嫁問題等。電影拋出問題,而並不試圖提供一攬子的解決方案。影片有極佳的視角切入點,即江萌本人的棄嬰身份和殘疾人身份,但這一身份設定更多地在推動副線劇情的發展,而沒有在主線劇情裡得到最充分和最恰當的運用,僅僅成為了嬰兒爭奪中單薄蒼白的言語控訴。

《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寶貝兒》劇照

觀眾在副線劇情裡看到江萌與養母的母女關係,既親密又隔閡;也看到江萌並不具備隨心挑選工作的職業技能;福利院為江萌介紹相親對象,出發點是經濟層面的;小軍主動向江萌提議搭夥過日子,拋出的好處也是“省錢”。諸如此類的劇情,無不是在強調江萌作為社會底層普通人,生活中的捉襟見肘。這樣的小人物,會做出“奪嬰”的舉動,一定需要超出尋常的理由。江萌本人的棄嬰身份和殘疾人身份,讓她對病嬰有超乎常人的同情心。但這份同情心尚不足以支撐起江萌近乎歇斯底里的舉動。人物需要同時有外在的壓力和內在的動力。江萌的外在壓力是社會的偏見和歧視,內在動力是其對個人存在價值的求證。這份求證推己及人,變成了江萌對病嬰生命的看重,但同樣構成了對他人生活的侵犯。——這是影片劇情裡道德困境的由來之一。

電影無意挑起大眾關於醫患糾紛和醫療費用的敏感神經。影片裡徐先生一家人做出放棄治療的決定,固然有金錢上的考慮,但資金並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寶貝兒》面臨的並非《我不是藥神》裡“窮病無藥可醫”的困境,而是病嬰生存質量在現有醫療手段下難以得到保全的困境。電影對生死問題的討論,本質上仍然是在做收益成本分析:徐先生一家人認為即使繼續救治,換來的也不過是孩子未來低質量的生活水平,不如讓孩子早早解脫;而江萌顯然認為活著高於一切,低質量的生活水平也好過生命的戛然而止。——雙方所秉持的對立的生命認知觀念,本就難於調和。

影片拋出的道德困境,根源在於病嬰本身的“失語”。拉扯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決定是為病嬰好(For his or her own good)。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下,一般不視尚未出生的胎兒為有獨立生命權的主體,因此孕婦通常享有自主決定墮胎與否的權利;而儘管對於“安樂死”存在爭議,公眾亦認可一個有清醒意識的成年人,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罹患絕症),有自行決定是否終結生命的自由意志。嬰兒的特殊性在於,既擁有完整且獨立的生命權,又必須依賴外界的照顧以維繫生命。因此,儘管生命權屬於嬰兒,但生命權的保障,徹底依賴於嬰兒的看顧者,而看顧者承擔的責任,只能是有限責任。

江萌指責徐先生一家對嬰兒的放棄治療是不負責任,實質是認為徐先生一家對嬰兒應承擔起無限責任。在警方指出徐先生一家擁有對嬰兒治療方案的絕對決定權後,江萌做出了偷盜嬰兒的舉動。這一舉動的實質,是江萌認可若監護人失職,他人有從監護人手中剝奪監護權的權力。江萌充當的是打抱不平的遊俠角色。然而這一角色在現代社會是遊離於社會制度之外的。江萌所指責的徐先生一家的“失職”,即便成立,也最多停留在道德層面,不構成江萌可以越俎代庖的充分理由。江萌會讓觀眾聯想到現實生活中的“鍵盤俠”和“聖母婊”,區別在於江萌不僅僅這麼說了,也這麼做了。但無論是江萌,還是江萌抱以希望的福利院,都承擔不起代養病嬰的責任,也並不佔據可以理直氣壯干涉嬰兒父母決定的道德高地。江萌更無法設想嬰兒長大後不滿意於自己生存狀況的這一可能。江萌基於一腔孤憤所做出的舉動,事實上進一步將自身、也將徐先生一家人陷入兩難的境地。

電影以徐先生一家人的妥協而達成矛盾雙方暫時的和解。嬰兒被重新接回家,江萌也重新謀得一份生計。作為影片的尾聲,徐先生再度探訪江萌,道出嬰兒離世的消息。雙方相視沉默,在這一瞬間達成對彼此的理解。這是電影劇本寫得最好的部分。畢竟,事件雙方並不構成本質上的敵對。對病嬰命運的關切使本不會有交集的兩人結成共同對抗命運的同盟,即使這一對抗註定徒勞無功。《寶貝兒》是小人物命運的平地波瀾。波瀾之後,生活仍得繼續。

《宝贝儿》:演员的演技困境与剧情的道德困境

《寶貝兒》劇照

《寶貝兒》呈現給觀眾一幅太過沉重的生死圖景。觀眾對影片難言滿意,原因不在於《寶貝兒》給出的答案是垂頭喪氣的,而在於觀眾無法真切地從影片裡感受到人物面對命運時的掙扎與悲勇。敗給命運當然可惜,但並不可恥。《寶貝兒》沒能讓江萌成為那個阻擋風車的堂吉訶德,有演員表演上的力有不逮,也有劇情編排上的不夠深入。但影片如能激發觀眾對生存困境的思考和對社會問題的關注,總歸還是電影的人文關懷照進現實。畢竟,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識生活的真相,而依然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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