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之战后，项羽已不可能渡江而王，卷土重来未可知？
古人论项羽乌江不渡，总以为“乌江不是无船渡”，所以有人批评他“小不忍”，不能“包羞忍辱”，不然，“卷土重来未可知”。
当时江东根本就不具备建立一个与中原王朝相抗衡割据政权的条件，而且垓下战后的形势发展也很快使项羽退守江东的希望化为泡影。理由如下其一，地理条件的局限。长江犹如一条巨龙，上游为首，中游为身，下游为尾。谁占据了长江中上游，谁就掌握了整个长江的制江权。从历史上看，除春秋战国和五代十国这两大分裂割据时期之外，凡立国江左者，必须全据长江，奄有江南，至少也要占据三峡以下，方能屏藩江东，与中原相抗衡。如果仅孤守江东，一旦敌军顺流而下，马上就会出现“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
秦汉之际，江东的局势很复杂。秦龙川令赵佗乘秦末大乱自立为南越王，占有龙川、桂林、象郡。与此同时，闽中郡的越人首领无诸和摇也率越人“从诸侯灭秦”。后来项羽主命分封，“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史记·东越列传》)。
另外，垓下战前，彭城和东海郡已被汉军攻占，楚大司马周殷也举九江兵叛楚归汉。这样以来，所谓割据江东也仅限于会稽一郡面环海，三面受敌，很难偏安目守其二，经济因素的制约。江东的自然条件虽然比较优越，但开发较晚。《禹贡》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它根据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把全国各地的田地分为九等，其中扬州属下下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火耕而水縣…·无积聚而贫。”
这说明直到西汉江东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处在火耕水舞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财富贫乏，是个经挤落后，地广人稀的偏僻之地，经济水平还不足以与中央王朝相抗衡其三，包括江东在内，项羽在楚地的群众基础已经丧失。项氏叔侄初起时，在楚地确实很有号召力，但项羽后来的所作所为则令楚人大失所望。且不说项羽在反秦过程中如何以暴易暴，戏下定封时他居然把楚国一分为四，接着又逐杀义帝，这岂不是大大挫伤了楚人强烈的复国情绪?长达四五年的楚汉战争实际上不过是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战争，它带给楚人的只有战争苦难。因此，楚人已对项羽失望、冷漠乃至愤怒。垓下战前已有不少将领叛离项羽，垓下战后更是众叛亲离。他率八百余骑自垓下突围南逃，过淮之后仅剩百余人。当时汉军尚未追及，那六七百人不大可能是战斗减员。“项羽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田父之举，反映了民心的向背。王安石《乌江亭》诗曰：“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也断定江东子弟是不叮能再帮项羽卷土重来的。
其四，垓下之战前后，江东情况有变，项羽已不可能渡江而王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这说明会稽郡也有不少越人。楚汉之争中，既然无诸和摇率越人佐汉反楚，会稻郡的越人不会不受影响，尤其是到项羽节节败退之时。还有一条史料与项羽乌江不渡大有关系。《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上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侯，千八百户”。梁玉绳认为：“壮息，人姓名，壮即庄。其时僭为王，据像章、浙江之地，而都于渐，陈婴击定之也。渐即浙江。”(《史记志疑》)把壮息解释为人名太牵强，因为“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壮息”分明是三个承接分句，其主语应为陈要，因承前而省略。再者，项羽明明死于汉五年十二月，而此处却说“四岁，项羽死”，显然有误。笔者认为此节文字可能有错简，壮息是称号，不是姓名。陈婴自立为王的时间不在项羽死后，而在顶羽死前。当然，他从攻略豫章、浙江到自立为王总要有个过程，但不会迟于垓下之战。当时项羽远在千里之外，又忙于应付刘邦的围追堵截，对江东的形势变化并不了解。当他逃到乌江岸边时，江东不仅有越人造反，连上柱国陈要也叛楚自立了。这样一来，即使他渡汇而东，哪还有重整旗鼓的希望呢?
结论笔者认为，项羽不是不想渡江而王，也不是因着见江东父老而不肯东渡乌江。他之所以冒死从垓下溃围南逃，目的就是到江东寻一线生机。然而，当他逃到乌江岸边时，对岸的形势变化令他大失所望。越人佐汉，陈婴反叛，他退守江东重整旗鼓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时数千汉骑穷追不舍，而他身边仅剩26员残兵败将。在前无出路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这位西楚霸王为保全名节，免受被擒而斩的羞辱，他只有选择自杀这条路。当然，他毕竟不服气，不甘心，所以在拔剑自刎之前，他要斩将刈旗，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不平之气，以此来证明自己“非战之罪也”。最后他又以割头赠友的惊人之举，把自己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滴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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