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老屋》

老 屋

老屋终归被拆了。南屋没了,东屋没了,西屋没了,北屋只剩下了后墙。院里的一棵石榴树没了,院里的三棵香椿树没了,无花果树只剩下了两枝主干。

这是我含泪在拆迁协议书上签了名字一月后,第一次去老屋那边。早晨的时间,院里清静,没人看见我。

老屋并非祖屋,我出生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村子里,而今,那里只有深埋地下的父母的骨灰,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属于我的任何牵挂了。

老屋之为老屋者,不只是建造年代久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粮食单位盖的平房——更是我住过的真正属于我的房子。是我来县城工作的第二年,从别人手里花五万元钱买下的。三间北屋,三间南屋,一间东屋,一间西屋;南屋三间小,准确说是两间半的空儿,因为还有东边的半间做了门洞了。零五年春住进去,壹零年秋搬出来,住了将近五年半的时间。五年半的老屋见证了我从县城又回到乡镇,五年半的老屋陪伴了女儿从高中升入大学。五年半的老屋,盛满了我五年半的快乐和忧伤。

那是二零零四年秋,局里成立了财务核算中心,没想到,许多托人情找关系的没能进来,我却来了。说真的,我对进城没有什么兴趣。不仅仅是我过惯了乡镇的懒散生活,受不了城里机关的约束。更重要的是,我在城里没有房子,女儿也还在乡镇读初中;而妻子呢,没有工作,那时在学校里开了一间小卖部,用来贴补家用。——更何况当时我刚把自己住的三间房子装修了,又盖了两间西屋和一间南屋。院里种了一株杏树,一株石榴,院外种了两棵香椿,还种了两畦青菜——过着很写意的半田园生活。然而,尽管如此,我也不能拒绝。我和领导非亲非故,完完全全的工作关系,工作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听从安排。

就这样,我借调进城了。借调的意思就是,工作关系在城里,工资关系在乡镇。工作关系和工资关系离着二十多里,诸多不便,可想而知。于是,我决计在城里买一处房子,结束这种冬冷夏热雨淋风吹的流浪生活。并且女儿也正好要来城里读高中了。

老屋离我上班的地方步行十五分钟,骑自行车五分钟。它隐藏在一个小区里,进了小区大门向南走五十米有一条向东的胡同,向东走四十米又是一条向南的胡同,向南走二十米又是一条向西的过道,过道宽有一米半的样子,比两扇门宽不多少。过道十多米长,尽头就是两扇黑门,这就是老屋的院门。第一次看房的时候,我曾对房主说,过道太窄了,出进很不方便的。房主说,窄是窄了些,但是能进脚蹬三轮车,并且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安全。她说的不无道理,左邻右舍一东一西,过道又这样狭窄,故计小偷偷起来是有一些难度。

我决定买下来。

我倒不是怕偷,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喜欢平房,我喜欢清静。看看书,写写字,吵吵闹闹是不好的。平房呢,有个院子,那就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天地,可以种两棵树啊,可以种几棵菜啊。瓜果熟了,随手摘下来,吃着放心;把小桌子放在树下,吃饭、喝茶,看书、写字,都很惬意。

我决定把它买下来。因为虽说房间不大,但间数不少,加上门楼有九间之多,对我来说,住着用着足够了。更难得的是,院里长着一棵硕大的无花果树,蓬蓬勃勃地,很是喜人。

我把它买了下来,它比楼房便宜多了。

办完过户拿到房产证的时候,我很是兴奋,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并且是在城里闹市区中。

二零零五年农历五月十二日,星期六,我搬进了老屋。这算是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春天的老屋充满了生机。天上刚刚刮起南风的时候,北屋台阶下的几点蒲公英和车前子,就吐出逼眼的嫩绿。紧接着,香椿,无花果,石榴,也你追我赶地绿起来了。谷雨过后,西屋下面的丝瓜,和影壁前边的扁豆,也大胆地探出头来。我来后的第二年,一双燕子也来凑趣,它们相中了我家的东屋,就在东屋近门的灯线上,大胆地住了下来。从此,屋门一直到秋后才敢关上。

夏天是一个热闹的季节。无花果树长满了半个院子。石榴花红得让人心跳。香椿树枝长叶大。而扁豆丝瓜更是无所顾及的爬满了墙头和屋顶。燕子呢,开始是两只进进出出,后来是几只叽叽喳喳。到了晚上,东边渤海路上的叫卖声和烧烤味,更是把小院塞得满满的。其时,关好门窗,打开空调,看几页书,写几个字,让内心体味淡泊和宁静才是人生的真谛。

秋天来了,无花果长到鸭蛋大,把长长的枝条压得弯弯的,摘一个放到嘴里,甜得让人说不出话来。傍晚,城市上空最后一群哨鸽在视线中消失,西天由红变灰,白天的喧嚣渐渐褪去,紧接着,星星就开始和人挤眉弄眼了。这时候,把小桌子放到院中,拌一个丝瓜,炒一盘扁豆,邀上天空的明月,喝上一杯老酒,让思绪随意飘散。不知不觉地,眼泪流出来,落到酒杯中,喝进肚子里。一丝醇香,一丝苦涩。是喜?是忧?是梦?是醒?说不清,辨不明。

冬天的老屋充满了宁静。燕子走了,扁豆干了,几个过去没被发现的老丝瓜,一动不动地趴在屋顶。可怜的无花果最后一批没能成熟,冻死在枝条上,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它们随枝颤动,仿佛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女儿上学了,妻子出工了,我也到了上班的时间,只留下香椿树上一只麻雀,喳喳地啼叫着老屋的宁静。

住进老屋的日子里,有欢乐更有烦恼。先是职称。我来自离县城较近的办事处(其实就是农村),晋职称要考计算机。平时常用的电子表格,在考试时却差二点五分不及格。补考满分后,职称仍没晋上。有人问原因,人事部门的答复是,照顾农村教师。凡是农村老师合条件的全晋了,县城和办事处的都挡在外边。接下来是工作。局长要换界了,有许多关系需要安排。我们几个借调的又被重新借调到市直中小学。说实话,我对名利并不怎么上心。哪儿工作不是干活呢?自己活自己的人,管得了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吗?但是被借来借去,总归不痛快。这样不顺心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对我来说绝对是非常幸运的一年。第一件幸事来自女儿。通过努力,女儿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并且恰巧赶上市邮政和市电视台搞送金榜到学子手中的活动。邮政局不仅给送来了录取通知书,还给送来了鲜艳的花篮。当晚作为新闻在电视台播放以后,于是,全县都知道了女儿高中的消息。另一件幸事来自妻子。来城里以后妻子干过许多差事,总是付出多,收入少,还要默默接受老板的严格要求。这年暑假,毅然决定自己做点事。于是买了吸尘器和其他一些保洁器具,我们一家人做起了为别人保洁新房的工作。暑假后,女儿上学了,我上班了,妻子就和别人一起把这项工作做了下去。呵呵,她也算是地球上最小的老板了吧。同样是这一年,我终于结束了被借用的尴尬,又回到了乡镇。那种出全勤上全班拿不到全工资的日子,象噩梦一样,一去不复返了。(事情是这样的,老局长高就以后,来了新局长,新局长新规定,所有被借用人员绩效工资由借用单位视自身财力给予发放。也就是说,借用我们的单位,这部分工资发也行,不发也行,都不违反文件精神。我所在的单位可能财力不济,于是我工资里每月扣的一百二十元的绩效就捐给了原来工作过的街道办事处了。)

这天傍晚,我正准备喝一杯老酒的时候,突然进来几个人。领头的领导模样的人进门就给我道喜,说我是双喜临门了。见我懵懵懂懂,他进一步解释说,一喜是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其实只是一般大学,因为上了电视,外人就误以为是名牌了),二喜是我们这的平房要拆迁了,他们是来丈量房屋面积的。

"真的要拆吗?这不是住着挺好的吗?"我不甚知趣地问。

"挺好?"领导不屑地说,"这里又洼又潮的,还是人住的地方吗?"

这话不错,我们住的平房和前面的楼房差着半米高,并且下水道并不畅通,每每下雨,积水满院。但是毕竟住了几年了,人和房之间不无感情啊。于是我又试探着问:"不能不拆吗?"

"不行,你们这别人都同意了,你不能成为钉子户吧?"领导严肃地说。

"是啊,是啊,别人同意了,我当然也没意见。"我赶紧这样表态。

领导见我老实憨厚的样子,又进一步开导说:"拆了这里的平房,就在原地给你们盖楼房,就地置换,这样的好事去哪儿找啊?!" "哦,哦。"我连忙点头嘉许,然后又不识时务地问了一句:"可是平房和楼房怎么个置换法啊?"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丈量工作,领导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等着吧,我现在也不知道。"

过了不久,《拆迁须知》就给送来了,置换办法是正房一平换一平,偏房是两平换一平。如果不愿置换的话,货币补偿是按正房六百一平米,偏房二百一平米的价格以人民币结算。这样的置换方法当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加上开始又并没有听证,许多人心里憋着一口气,所以签订协议的不到三分之一户。说心里话,这样的拆迁办法,对我说不上是吃亏还是占便宜。我呢,正房不新不旧,偏房不多不少,只是感到产权本上的名字是我,我却一点处置权没有,心里有些烦闷。给我做工作的领导这样开导我,房子是我的不假,但土地是国有的,我的房子盖在了国家的土地上,政府当然有随时处置的权力。我无言。只是左邻右舍不签,我签了,房子拆了,邻居就没法住下去了。我只好和拆迁的领导说:"我没有意见了,只要邻居签了,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过去签字。"——这是二零零九年秋后的话。

随着工作力度的增大,又有一些住户签订了协议。说实话,这时的小区已经没有小区的样子了。到处残砖断瓦,四面透风冒气。风一起,尘土飞扬,雨一下,泥泞满地。特别是壹零年的一场大雨,从下午一点一直下到晚上十点,本来不畅的下水道这时已经全部堵塞。院子有水了,偏房有水了,正房也进水了。直到午夜零时,雨水才从屋中退去。

老屋实在住不下去了,我搬进了楼房。只是有空就去看看,给房子通通风,给树木浇浇水。一年半过去了,老屋安然无恙。

春天又来了,我又在西屋的屋沿下种上了丝瓜,又在院门的影壁前种上了扁豆。只是我再也看不到自己种的丝瓜,更吃不到自己种的扁豆了。市里这回真正地加大了拆迁力度,"钉子户"的思想工作承包到单位,比方说,我是老师,归教育局管,那么教育局就不能光管我的教学工作了,拆迁工作亦义不容辞。房主没有工作单位的,就找他儿子,找他孙子,找他女儿,找他女婿,找他‥‥‥生活在地球上,总能找到和他有关系的人吧。可以停了他们的工作,停了他们的工资,来给做做思想工作的呀。我们教育局很是客气,限期无条件拆除,否则本人调往偏远乡镇,所在单位领导扣发工资,并主动辞去领导职务。局里没说停止我的工作,没说扣发我的工资,但因为我影响到领导却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我听上了岁数的人说,杜康当年造酒时,放进去同样的材料,却出了两种酒——一种叫"敬酒",一种叫"罚酒"。同样是酒,吃起来两种味道。

更有关心我的朋友,这样开导我,花掉的钱才是自己的钱,穿烂的衣才是自己的衣。那么人活着,从生到死,真正属于自己的又是什么呢?只能是从生到死这一段岁月。人呱呱坠地了,带不来金钱和职位;人与世长辞了,也带不去房子和荣誉。人是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的,又是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么中间这段时光,何不多一点笑声呢?于是,我顿悟,含着激动的泪水,在《拆迁协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又重重地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事实证明,我是英明的,就在我签下协议一周后的一个夜里,有八户人家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莫名其妙地倒塌了。

事实证明,我是英明的,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中住着的,路西边的三排平房,因为地方小,拆迁意义不大,永远失去了以旧换新的机会了。

感谢慈悲的开发商吧!

然而人总是有些恋旧的,古人就曾敝帚自珍。老屋虽然低矮破旧,却曾给我带来过不少的快乐,我没有为它留下一点影像资料,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所以写下以上文字,聊寄缅怀之意。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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