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平二年（185年）的一天，汉庭首都洛阳的南宫起火了，这场大火烧了足足2个月。这下打乱了皇帝的财政经济，皇帝要给自己盖新房子，这笔钱从哪儿去弄呢？
太监张让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卖官鬻爵。以后所有要上任当官的人，都要先交一笔钱。钜鹿太守司马直是当时一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300万即可上任。皇上要的这300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司马直当然是交不出来的。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却不得不要去剥削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这个官我不做了。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可惜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明朝万历年间，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于是万历皇帝也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而且收来的钱不如国库，成为皇帝的私房钱。万历皇帝的这个政策受到了当朝大臣们的一致反对，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皇帝根本不理睬这些大臣，他只信任他身边的宦官。这些宦官受了皇帝的旨意，果然把任务完成得相当好。dang当时有个宦官叫做陈奉，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到当地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皇上马上批复，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又有一回，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有一个小官叫做冯应京实在看不下去了，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一听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这下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府衙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卫，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 ，但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清朝末年，一般村里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村长这事没有好人愿意干。
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冯应京被捕后不久，万历皇上曾有一次病危，他召来了首辅大臣，对他交代后事，皇上说：先生到前边来。我这病一天比一天重了。享国已久，没什么遗憾的。佳儿佳妇就托给先生了，请你辅导他当一个贤君。矿税的事，我因为宫殿没有完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废止不要了，派遣出去的内官都叫他们回京。法司也把久系的罪囚释放了吧。因为提建议而获罪的诸臣都恢复官职，给事中和御史就如所请的那样批准补用好了。我见先生就是这些事。由此可见，万历心里也明白是非，不过他的病第二天刚见好，立刻就后悔了，继续征他的矿税，一直征到18年后他真死掉为止。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
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明朝灭亡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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