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桢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也是《国史实录》总裁。他说过一句话：“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孝宗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历史上那么多的好皇帝，也都很有作为，但在朱国桢的眼里，为什么只有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才可以称为“贤主”？我们在这里不妨一起说说。
汉文帝
汉文帝（前203年—前157年），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汉朝第五位皇帝。他即位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衣着朴素，废除肉刑，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汉文帝治国讲的是“德”。针对当时存在的诸侯王国势力过大等问题，他采取以德服人的态度。而在个人道德方面，他亦曾经亲自为母亲薄氏尝药，深具孝心。稳定了汉初封建统治秩序，开创了“文景之治”。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宋真宗赵恒第六子，宋朝第四位皇帝。他知人善用，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史》给他的评价是：“‘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史家将他在位及亲政治理国家的时期概括为“仁宗盛治”。可见，宋仁宗治国讲的是“仁”。
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1505年），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明朝第九位皇帝。他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声色，勤于政事。他以“孝”治天下，曾经定下了为宪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重视司法，轻徭薄赋，言路大开，扭转朝政腐败状况，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史称“弘治中兴”。
在这里，人们不难看到朱国桢所说的“贤主”中的“德”、“仁”、“孝”这三个字，但在查阅这三个皇帝的史料时，忽然发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共同点，即是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都将帝位传给了非嫡子（正妻所生的儿子），甚至旁系宗亲。
刘恒为代王时有位王后，生有四个嫡子，但在刘恒称皇帝后不久，这四个嫡子相继去世，其余诸子中宠姬窦漪房之子刘启最长。刘恒就将刘启为皇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史家将他们父子统治时期被合称为文景之治。
赵祯的三个儿子全部早夭，他于是在景佑二年（1035年）将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即宋英宗）接入皇宫，交给曹皇后抚养。但在宝元二年（1039年）豫王赵昕出生后，赵祯又将赵宗实送出宫。然而，赵昕又早夭，晚年无子的赵祯，最终只得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
朱祐樘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死后因为没有子嗣，只好迎立兴献王朱祐杬之子，也就是朱祐樘的侄子朱厚熜为帝。朱厚熜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1521年—1566年在位，年号嘉靖，后世称嘉靖帝。
宋仁宗
这是历史的一个巧合，朱国桢所说的“贤主”里的“贤”当然不包括这层意思。但是，几千年来为了皇位的争夺，人们常常不惜兵戎相见，因为这个天下成了皇帝个人家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黄炎培先生总结的国家兴亡的历史怪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天下都是皇帝自家的，代代相传，虽然偶然改朝，但依旧是换汤不换药，也就跳不出这怪圈了。
所以，就朱国桢所说的“贤主”而言，我们今人应该看到真正的“贤”不应该是单纯的“德”、“仁”、“孝”等，大贤应该上“让”、“禅让”，让有能力者、无私心者上，这才是贤的境界。因此，朱国桢“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这三位皇帝，而在于“三代以下”，即三代人，也不就是一百年的事情。他的意思可能是，一个人“好”或者“坏”，要在百年之后去评价他，而不是当下。
百年之后历史自有评说。明朝朱国桢已经总结出了三位，明之后还有吗？（文/蜗牛情感）
明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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