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躲開所有的追債人，安撫完所有的攝影師之後，誰又能預料到壓垮你的最後一根稻草會是什麼？聽聞你關閉了“聚光燈”（Limelight畫廊），我的心都碎了。再等一等，攝影可就要大步進軍藝術界了啊。” 在2018年寫給海倫·吉（Helen Gee）的一封信之中，曾任蘇富比紐約拍賣行攝影部門主席丹尼斯·貝瑟爾（Denise Bethel）這樣遺憾地說道。
聚光燈畫廊被關閉，已經是五十七年前的事情了。海倫也於2004在曼哈頓的一家臨終關懷醫院去世，享年85歲。在她1997年出版的回憶錄《聚光燈：一個5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攝影畫廊和咖啡館》（Limelight：A Greenwich Village Photography Gallery and Coffeehouse in the 50’s）中，她以幽默和直率回憶起那段缺乏幫助、面臨破產威脅和野蠻工會官員的畫廊最後的日子。
這一切，可能要從1954年說起——那一年，一個在格林威治村靠近Christopher街，因謀殺案而被廢棄了七年的夜總會空間，在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內，搖身變成了一間乾淨明亮的攝影畫廊兼咖啡館。
“聚光燈”外部。
單身母親海倫
海倫本命海倫·溫默（Helen Wimmer）。十六歲時，與美籍華人畫家朱沅芷（Yun Gee）在一起的生活，是幼年喪母、個性羞澀又孤獨的海倫從十歲那年就開始盼望的。這似乎與她的人生志向十分吻合——在公共圖書館發現了伊莎多拉·鄧肯（Isadora Duncan）的自傳之後，海倫也決心要為愛與藝術而活。
在一次朱沅芷受邀到巴黎舉辦展覽後，為了可以加入他，海倫開始兼職幾份工作的打工日子。也是藉著這個契機，她得到了在Whelan Studios（也稱美國攝影公司）的照片修飾工作——後來，她形容那時候修飾逝者照片的工作是“讓死去的人復活”。1942年，海倫與朱沅芷結婚，直到她懷孕三個月時，朱沅芷才崩潰了——他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且沒有治癒的機會。等到這個名為Li-lan的女孩被生下來，並且朱沅芷的病情嚴重到了行為接近暴力的時候，海倫帶著兩歲的Li-lan、嬰兒床、一些衣服和幾本書離開了，那時候的她幾乎身無分文。
海倫與朱沅芷的女兒Li-lan後來也成為了畫家，其作品在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背景影響下，與父親頗為不同。
在華盛頓廣場公園餵奶時，海倫偶然結識了《今日女人》（Today’s Woman）雜誌藝術總監約翰·英格里（John English）的妻子佛朗西斯（Frances），藉由這個機會，她得以重新接觸攝影，做一些修圖工作。然而找尋更多的相關工作對於初學者來說依舊困難，她必須精進自己的技術，1951年時，她才漸漸在這一領域嶄露頭角——她搬到了市中心，擁有了自己的一個秘書，並可以送女兒上私立學校。
海倫並非沒有嘗試過做一名攝影師，她上過一些課程來學習攝影知識，因為除了做照片修飾之外，她“需要一些創造性的工作”。在師從莉賽特·莫德爾（Lisette Model）等人之後，她最終還是放下了自己的祿來相機。也許，攝影界可能喪失了一個潛在的新星，但第一位女性攝影畫廊主卻由此誕生。
咖啡養活了“聚光燈”，“聚光燈”餵養了攝影
“為什麼不把食物和攝影結合起來呢？為什麼不開一家歐洲風格的咖啡館，把它與專門從事攝影的畫廊結合起來呢？攝影師們從未有過自己的畫廊，也許是時候了。” 1953年秋天的某一個早上，投入街頭拍攝的空隙，在燒烤攤咬著意大利香腸的海倫這樣突發奇想。“雖然並不是人人都有興趣購買攝影作品，但人人都會喝咖啡”——海倫的想法正與當時紐約正在流行起來的咖啡館文化不謀而合。
在聚光燈畫廊之前的夜總會空間。在房東給海倫展示時，一切還如它當初被廢棄時的樣子，連因警察“突襲”而來不及收拾的酒瓶都還在。
隨著1902年生產的第一臺進口意大利濃縮咖啡機出現在格林威治村的Reggio咖啡館之後，這些紐約人頭一次品嚐到了濃縮咖啡和泡沫卡布奇諾。星巴克時代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那個時代人們受到的來自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館的衝擊——花費一杯意式濃縮的價錢，就可以讓人想象身處遙遠的歐洲。在海倫的主意誕生的不久之前，兩家咖啡館剛剛在紐約開業：開在馬克道格大街上的Rienzi咖啡館和開在市中心的Coffee Mill咖啡館。這些咖啡館都是基於巴黎咖啡館的理念——藝術家和作家在喝著咖啡和吃著羊角麵包的同時就創造了文化史。“我想到了畢加索、莫迪裡阿尼、讓·保羅·薩特、西蒙娜·德·波伏娃……但我想開的這間咖啡館則有兩個目的：它將會是一個展覽場所，也是一個人們相聚的地方。” 在海倫看來，畫廊從未做到可以獨立生存，因此她預備用咖啡館來支撐畫廊的正常運作。
聚光燈畫廊的平面廣告，強調了其歐式咖啡館與攝影畫廊結合的經營理念。
攝影在藝術界的地位問題，直到今天都是被爭論的話題。在聚光燈畫廊之前，並不是沒有畫廊嘗試過將攝影作品作為藝術作品進行售賣，而當時除了MoMA作為博物館有在購買攝影作品之外，幾乎沒有任何關注相關領域的藏家。二十世紀初，由阿爾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創辦並管理的291畫廊，曾經試圖通過展覽，讓攝影獲得與繪畫和雕塑同樣的藝術地位。活躍於三十到四十年代的Julien Levy畫廊，則將其最主要的興趣放在攝影領域——它曾展出後來成為攝影界標誌性人物的亨利·卡蒂埃·佈列松、沃克·埃文斯和李·米勒等人的作品，但除了以10美元的單價賣給朋友，並沒有能夠額外銷售出任何一件攝影作品。
1954年，聚光燈畫廊的開幕派對。畫面中央的是海倫·吉和佩吉·塔爾默（Peggy Tallmer）。
在將觀眾的目光僅僅鎖定在攝影上，並售賣攝影作品這一層面上，1954年創辦的聚光燈畫廊似乎做得比他們都好。同時期，在愛德華·史泰欽（Edward Steichen）為MoMA準備著著名的“人類一家”（The Family of Man）攝影展時，只有聚光燈一家畫廊專一展出攝影作品，平均每年舉辦九至十場展覽，平均每場有幾千人觀看。同時，《時代》等媒體的報道也令其漸漸變得知名起來。
聚光燈畫廊的首場攝影展來自約瑟夫·佈雷登巴赫（Josef Breitenbach）。
聚光燈畫廊的開幕展，最終選擇了剛從韓國回來的約瑟夫·佈雷登巴赫（Josef Breitenbach）的攝影新作，並獲得了公眾的認可。平均來說，每一場展覽，聚光燈畫廊都可以賣出兩件作品。在早期的展覽“Great Photographs”上，共45件參展作品，幾乎有一半都被賣出去了。在其舉辦的尤金·阿杰特（Eugène Atget ）的展覽上，由貝倫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為他製作的印刷品被以20美金的單價售賣，並幾乎售罄。在閉幕展覽之一的愛德華·韋斯頓（Edward Weston）的展覽中，超過一半的作品以75美元一幅的價格被買下。不過，但拉茲洛·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 Nagy）的售價在100美元到200美元之間的攝影與攝影相關作品卻未能暢銷。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每幅25美元的作品，和茱莉婭·瑪格麗特·卡梅倫（Julia Margaret Cameron）美幅65美元的作品也只是找到了極少數的買家。而唯一一個真正的收藏家是一個名為多蘿西·梅格斯·艾德麗茲（Dorothy Meigs Eidlitz）的女人——她一下子買了八幅攝影作品。後來，她的收藏被遺贈給渥太華的加拿大國家美術館。
1957年，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和哈羅德·范斯坦（Harold Feinstein）在海倫·吉的聚光燈畫廊，以及這場展覽的宣傳廣告。
這些作品的平均售價為25美元，但那在乘地鐵只要十美分的時代裡，是筆不小的數目。而從攝影風格上來講，聚光燈畫廊涉獵了各式各樣的攝影風格，從如安塞爾·伊士頓·亞當斯（Ansel Adams）經典的直接攝影，到如阿拉茲.布拉塞（Gyula Halasz Brassai）的社會紀實，再到哈里·卡拉漢（Harry Callahan）和阿倫·西斯金德（Aaron Siskind）這樣的主觀和實驗作品。談到人們購買一件攝影作品的理由，海倫在後來的採訪中說道：“通常人們買一件攝影作品是因為他們被圖像所吸引，而藝術家的名氣則並不意味著什麼。” 同時，海倫只售賣掛在牆上展覽的這些作品，而並非仿照後來畫廊的模式也售賣庫存。在聚光燈畫廊營業的七年間，海倫總共售出了大約5000美元的攝影作品，而她自己則收取25%的佣金。
孤軍奮戰的女性角色
“如果我知道在接下來的七年裡，我要處理紐約最大、最繁忙的咖啡館和全國第一家攝影畫廊的運營問題，我就不會咬下那根（使我產生這個念頭的）香腸了。” 在回憶錄中，海倫這樣寫道。
一個女人，在那樣的時代裡主理一間首屈一指的攝影畫廊兼咖啡廳，意味著什麼？
海倫在兼咖啡廳的聚光燈畫廊。
作為女性的海倫倒是沒有在職業領域感受到任何的不公：作為一名修圖人，她因為掌握了獨特的透明修飾技術（這在當時也並未有幾個人可以做到），於是她是被需要的。當關閉了自己的修圖工作室，開始專注於聚光燈畫廊的經營時，這個當時唯一隻專注於攝影的畫廊則擁有著獨特的地位。當時紐約的許多藝術品經銷商都是女性，她們也並沒有受制於女性藝術家所經受的不公平待遇。
1954年5月13日“聚光燈”開業當天，海倫在路上。
“然而在社會地位上來講，就完全不同了。” 海倫在1997年的一個採訪中回憶道，“我是一個單身母親，獨自撫養一個孩子長大，我被很多男人視為可以攻擊的對象，我自己也一直在抵擋著這些。在那個時候，大男子主義的態度驚人地可怕。如果你敢一個人去派對，那麼派對上所有其他女人都會視你為威脅。你永遠需要同一個男人一起，即使他有兩顆頭顱，或是智商只有50。今日的年輕女性無法想象，女權運動帶來了怎樣的改變。” 聚光燈畫廊開始營業的20世紀50年代，正是介於美國第一次女權運動與第二次女權運動之間。彼時，女性的傳統角色雖已經被動搖，卻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女性在美國社會的地位。二十世紀早些時候，女性仍不擁有獨自外出的資格，更別提出現在被稱為“男性俱樂部”的咖啡館裡。直到20、30年代時，這一情形才被打破。海倫在接受採訪時甚至說，她不介意被冠以“女權主義者”的標籤，雖然這個稱號在九十年代末期已經似乎變成了一個有些骯髒的字眼。
回到原點
不得不說，在20世紀50年代，售賣攝影作品並不能致富。海倫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的同時，也的確是在冒一個很大的險。
雖然從畫廊開始營業就遇到過很多困難，但是直到六十年代，海倫才動搖了將聚光燈經營下去的念頭——聚光燈畫廊並非人們想象的那樣，是一個“金礦”——人們可以一坐就是一整晚，因此營業額很小。與工會的矛盾，追債人的催促，律師的欺騙等等，讓經營畫廊已經不只是對於攝影的激情那樣簡單。那些日常的煩惱，諸如某個女服務員生病了，或是洗碗工喝醉了，讓海倫不得不親自處理很多瑣碎的事情——她常常需要在畫廊主與咖啡店主的身份中頻繁切換。另外，在經營畫廊的日子裡，海倫又有了一段短暫的婚姻……這一切都使她從身體上到情緒上“被耗盡了”。1961年，她最終決定關閉畫廊。
海倫與她的回憶錄，其中詳細記載了創立“聚光燈”與關閉它的經過。
當雅各布·德斯欽（Jacob Deschin）在其《紐約時報》專欄中宣佈這一消息時，抗議聲不斷。而畫廊空間的新擁有者違背了協議繼續運營它，僅僅為了宣傳。畫廊垮掉了——油漆剝落，燈光昏暗，展覽很糟糕……很快，《時代》不再對它進行報道，新的擁有者終於關掉了畫廊。接下來，這個輝煌一時的空間的命運，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原點——它變成了一個忙碌的酒吧。除了名字相同以外，它與聚光燈畫廊再無任何相似之處。再後來，酒吧變成了異裝癖者酒吧，並於1971年再次被警察關閉。
關閉了“聚光燈”的海倫可能確實無法想象，接下來的幾十年她可能錯過什麼——在她職業生涯結束時，戴安·阿勃絲還年輕；延續攝影畫廊道路的李·威特金（Lee Witkin）在幾年後就開設了自己的攝影畫廊；70年代後，攝影作品的拍賣陸續出現，價格也慢慢上漲。1989年，愛德華·韋斯頓的《鸚鵡螺》的拍賣價就超過了十萬美元。海倫去世兩年之後，首幅拍賣超過百萬美元的攝影作品誕生。
64歲的海倫在自己的公寓中。
今日，不論攝影在藝術領域的地位，或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依舊沒有根本的改變。然而，無奈關閉了“聚光燈”的海倫仍應感到驕傲——那幾十場展覽，在試圖將攝影作為藝術作品而售賣的同時，也讓人們真正領略了它的獨特魅力。攝影究竟是什麼？攝影師又是一群怎樣的人？......她那間開在咖啡廳裡的畫廊，如同它的名字一樣，以戰後的紐約為舞臺，呈現了其獨特的生命力。曾站在聚光燈下的海倫，則將女性的身影，印在了厚厚攝影史中的一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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