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是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文治武功俱稱於世，被譽為“真三不朽”者，其思想貢獻尤其卓著。其良知心學遠承孟子，近繼陸象山，而自成一家，影響超越明代而及於後世，風靡一時而傳播中外。所謂陽明學，就是由王陽明創立、其後學傳承光大、合“良知”本體論、“致良知”方法論、“知行合一”實踐論、“親親仁民”民本論四位一體的良知心學。《傳習錄》三卷的內容集中體現了陽明學的具體內容。現擇其思想精華概述如下：
一是“良知即天理”的良知本體論。王陽明繼承了陸九淵“心即理”的“心”本體論。但他進一步探索了“心之本體”的問題，如答徐愛問時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又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傳習錄上》）這是很明確地說明了“心之本體”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觀點。他說：“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可見，“良知”二字，在王陽明心學體系中是確立道德理性的“心”之本體，這個“良知”，從根本上講就是道德自覺。
二是“致良知”的方法論。在王陽明看來，所謂“天理”就是內存於心的“良知”，認識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天理良知做標尺去衡量一切事物，這樣就能認識事物的道理所在，這就叫“致良知”。王陽明說：“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王陽明的《詠良知》詩說：“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又說：“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傳習錄下》）“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這都說明，“致良知”是王陽明認識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陽明心學的根本宗旨。
三是“知行合一”的實踐論。王陽明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傳習錄上》）又說：“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傳習錄中》）“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概括地說，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有三個要點：第一，知行只是一個工夫，不能割裂。第二，知行關係是辯證的統一：知是行的出發點，是指導行的；行是知的歸宿，是實現知的。但王陽明雖然講知行不可分，實際上他更重視力行實踐的工夫。所以其後學黃宗羲在解說王陽明“致良知”說時作了“致字即是行字”、“必以力行為工夫”的解讀，則“致良知”便是“行良知”。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徹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達於至善，這實質上是道德修養與實踐的過程。
四是“親親仁民”的“民本”論。這是王陽明良知學在政治實踐中的運用。王陽明一反程朱理學家提出的《大學》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說，而堅持《大學》古本的“在親民”之說。他指出：“‘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親民’。”（《傳習錄上》）王陽明“親民”說的基本思想，是保民、愛民與富民，以民之好惡為好惡，主張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親民”。這明顯繼承了孔孟“仁政、愛民”的民本思想傳統而體現了王陽明良知學說的“民本”特質。
陽明學並不是僵死的學問，而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實踐意義的鮮活文化。我們應當深入發掘其時代價值並加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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