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弼草書《梅嶺詩軸》
立軸 水墨紙本 147×29.5cm 鈐印：汝弼
鑑藏印：臨川李氏 題識：東海。
釋文：梅嶺無梅空有名，憑將何物送君行。金鰲閣下橫江水，為近源頭徹底清。
當時在書壇上已經改變了明初那種工整平穩、圓潤婉媚、細勁流暢的“臺閣體”規範，追求的是奔放自由的書風。張弼是當時典型的書家代表，書風受懷素狂草放縱的影響極大，作品用筆奇崛，線條流暢，牽絲帶筆處揮灑自如，使轉生動活潑，氣勢貫通，變化豐富，反映了張弼草書的典型面貌。張弼是明代前期草書的代表人物。他喜歡作大字草書，史書記載說他酒酣興發，頃刻能寫數十張紙，疾如風雨，矯如龍蛇，世人甚至以為顛張（張旭）復出。董其昌說張弼的草書是學習懷素，實際上他同解縉的狂草關係更為直接。他們代表了明代前期對唐代狂草的一種理解與取用。一方面，他們作為與當時流行的臺閣體的對立面，更多地表現了自己 個性，而受到人們的重視；另一方面，他們給明代後期草書直抒性靈以啟迪。張弼小字草書流傳較少，作品圓熟勁健，結構、章法自然而富有變化。張弼行書結構緊湊生動，較多地使用方筆，形成自己的風格和特色。張弼的草書，以唐代張旭、懷素為楷模，亦是明初草書家欲改變元代自趙孟頫以來蘊藉清妍的書風，追求揮灑放縱的延續。他的一些作品，在張旭和懷素的狂草中加入章草筆意，在意念上與早期的宋克、俞和頗為相近。但他的許多作品，卻又完全拋棄章草的用筆，在結構上以開合為主，筆意上則求快、求飄。所以祝允明曾說：“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幡然飄肆，雖聲光海宇，而知音嘆駭”，認為張弼作品中的輕浮作態不可取。但張弼求新求變的改革性書風，卻成為當時潮流的走向，學他的人很多，甚至海外之國亦購求其跡。其間必然地有了精粗優劣的差別。陳獻章評張弼草書：“好到極處，俗到極處。”俗到極處四字，誠然是很大的貶詞，但好到極處卻又是非常的褒語了。董其昌一代書學宗匠，評張弼的《慶雲堂帖》亦多讚美之辭：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評書，獨推其盛年之筆，當由未見翁之大全耳。今觀此刻，眾體畢備，若有意無意，或矜莊如禮法之士，或瀟灑如餐霞之人。雖與希哲同學醉素，而狂怪怒張則希哲不免，翁無是也。
關於草書，張弼曾有答客問“（昶）深解書法，或問張汝弼草書，曰：‘好到極處，俗至極處。，問：‘如何則可？’曰：‘寫到好處，變到拙處。’”這一段文字對了解張弼的草書藝術及思想應是有所幫助的”。都穆說：“張公草書師宋昌裔，昌裔者名廣：“洪武初與宋克（仲溫）、宋璲（仲衍）俱以書擅名，人稱三宋’。然評者謂昌裔書較之二宋不逮，以其筆聯續不斷，非古法也。（《寓意編》）。”都穆的褒貶於此可見。貶者主要依據是“筆聯續不斷，非古出法也。”這一點在當時或許是個問題，並會有不少的支持者，但以我們今天的認識來看，“古法”並非只此一法，大可有別的風格存在。即便取張旭草書來說，亦有“筆聯續不斷存在，晚明王鐸、傅山等連綿大草在今天更是備受歡迎，可見不可偏執於一己之見。
張弼常常醉書，故酒酣興發下筆速疾，如驟雨旋風，應手萬變，並可見懷素遺意。張弼認為自己的狂草大字最佳，驗之他的書法，說的也是有道理的，這大約和一個醉字不無聯繫。
董其昌評張弼時說：“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自是吳中書家倍出，聲價少減。然行狎書尤佳。今見者少耳（《容臺集》）。自張弼之後，吳中出了祝允明、王寵、文徵明等一批傑出的書家，張弼“聲價少減”自是情理中事。但董其昌對張弼的“行狎書”很有好評，值得注意。行狎書即行書，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藏有張弼的一件行書卷“蘇軾太白仙詩卷”，即為一件難得的佳作此卷寫的筆酣墨暢，筆勢飛動，提按自如，張弼行書水平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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