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福路51號望道舊居尋訪而出，“信仰的味道”義烏商報全媒體新聞採風團一行便即刻前往望道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 陳光磊教授的家。才到樓下，已見陳教授在樓下相迎，彷彿如同自家長輩，可親可敬。
走進陳教授的家中，最顯眼的擺設便是靜立在牆壁一側的五門書櫃，透明的玻璃櫃門裡滿滿擺放著各式書籍，其中《陳望道全集》和研究陳望道的相關論著尤為注目，這既是他對恩師的憶念也是恩師學術研究的傳承。
1957年，陳光磊作為中文系新生入學復旦；1962年考上了望道先生的研究生，師從先生攻讀文法修辭學科；1973年被先生調回復旦大學語言研究室，協助先生恢復研究工作；1975年，先生因病入住華東醫院，他與先生家人一同在醫院陪護，直至1977年10月，侍奉先生走完生命的最後歲月。在十幾年的光陰歲月裡，望道先生之於陳光磊亦師亦友亦如父。
初見
“當年先生67歲，他身穿灰白色的中山裝，中等身材，體態端莊，皮膚黝黑，顴骨高且嘴角分明，透露出樸實堅毅的精氣神。”這是1957年陳光磊初見望道先生時的第一印象。那年復旦大學迎新會上，校長望道先生在臺上致辭，作為大一新生陳光磊和中文系的同學們端坐在前排，聽得入耳、看得真切。“望道先生講話比較舒緩還帶著濃濃的義烏鄉音，給我們一種親切之感。”陳光磊回憶道。
不久，望道先生專門為中文系學生作學術報告《怎樣研究文法修辭》。這次講座是陳光磊進入復旦上的第一堂學術課，讓他更加近距離見到了先生，聽到了望道先生談怎樣讀書、怎樣做學問等許多道理。先生說，讀書要讀代表性著作，讀書方法有兩種，可以快讀略讀，看清系統，也可以慢讀細讀，瞭解內容，兩種方法都要學會。先生還說，要從繼承性研究走向創造性研究，要從前人到達點出發，不能從前人起跑點出發。先生印發了資料，用具體生動的實例來說明羅列事實不是科學研究，科學研究必須運用辯證邏輯形式邏輯概括出規律來，先生還特別提出學術研究要用“古今中外法”。儘管已時隔數十年，但談及望道先生這次精彩的講座，陳教授還是記憶猶新。
考研
陳光磊本科的畢業論文是在胡裕樹老師指導下，學習運用望道先生的功能理論探討漢語詞類中的“兼類”問題。論文完成後，胡裕樹老師對他鼓勵有加，希望他能爭取進一步深造的機會。於是，他就報考了老校長陳望道教授文法修辭學科的研究生。
可是，報考過後冷靜一想，陳光磊卻有了一絲顧慮和擔憂。原來，望道先生和吳文祺、鄧明以兩位先生在《文匯報》發表了《“文法”“語法”名義的演變和我們對文法學科定名的建議》的文章，在學術界引起了爭鳴。那時還在讀大三的陳光磊也投稿《文匯報》參加討論，他所持的看法是:先生們對於“文法”“語法”學科術語演變的考察很有學術價值，但學科定名還是以當前約定俗成傾向最大的“語法”為宜；自然也就對先生主張用“文法”定名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稿子署的是筆名，但寫有單位、身份和真實姓名。《文匯報》把稿子轉給了先生，未予刊登，而在討論綜述中作了一段概括。
其間，在一次上海語文學會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會上，有一位同學發言，所說的觀點與他所寫的基本相同。先生以為這位同學就是陳光磊，就以此名字指稱。“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先生記得我的名字，會不會因為這件事認為我對他不敬而另有看法呢?”陳光磊把自己的顧慮透露給胡裕樹老師，老師就對他說:“望老對人不是這樣的，尤其對青年學生望老是很愛護的。”
後來事實證明胡裕樹老師說的是對的。陳光磊如期收到了通知，他被錄取為望道先生文法修辭學科的研究生，也是望道先生所收的第一位研究生。回憶起當時的心情，陳光磊坦言心情激動得難以言表，他體味著胡裕樹老師所說的“對青年學生望老是很愛護的”，對望道先生充滿著敬仰和感激。
讀研
研究生入學後，望道先生對陳光磊不是一章一節的上課而是佈置讀書作業，並要求寫讀書報告，或談讀書心得。“望道先生很重視理論學習，要我去聽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專題課，他一般都坐在客廳裡，聽我的學習彙報。同我講話時，開始是坐著的，說著說著先生就會站起來，並且會邊說邊踱步，我自然也就馬上跟著站起來，他總是用手做一個按捺我的姿勢，叫我坐著。”
望道先生在學術研究上對學生的要求很是嚴謹。陳光磊回憶道，記得有一次為了一篇讀書報告，望道先生專門找他談話。當時幾位研究生正在讀普通語言學課程，在讀了俄文版的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後，陳光磊寫了一篇讀書報告，在當時把西方的學術都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批判成風的社會語境下，將索緒爾把語言定義為符號體系談成是一種資產階級觀點。“這個觀點現在看來十分可笑，而且荒唐，不過當時就那麼寫了。”
望道先生看後把他叫去，手裡拿著這份讀書報告，開門見山便提了個問題:“語言不是符號體系，又是什麼?為什麼說語言是符號體系就是資產階級觀點?”從未看到望道先生如此嚴肅的陳光磊，心裡不免有點發怵。
“我就說這是按照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的觀點來看的。先生說，講語言是符號體系同講語言是交際工具並不是對立的；語言作為工具，它的特性就是一種標記(先生稱‘符號’為‘標記’)。先生又說，學術上不同意見儘可互相討論，互相批評，但不要動不動就搞批判、亂套帽子。他還諄諄教導我，寫理論文章也要多從語言材料、語言事實作思考，做學問始終要注意觀點和材料相結合。”望道先生的教言，點亮了陳光磊在學術研究上的指路燈。
大愛
陳光磊教授說，望道先生具有大愛之心，他真善美的人格魅力既是復旦文化精神的一種象徵，也是矗立於復旦校園內的一座精神豐碑。“先生愛復旦的師生員工，師生員工也愛先生。”
“舉一個例子，就是在‘文革’當中，冬天的時候有工友到望老家裡去裝火爐，當時已經沒有人管這個事情了，是工友自己來管這個事情的。問他們為什麼要裝呢?他們說:‘老校長冬天會冷的。’”陳光磊說這就是望道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先生逝世後，去為他送行的時候天很冷，而站在隊伍前面的好幾個，都是拄著柺杖的復旦老工友。
1952年全國高校進行院系調整，當時復旦整合了包括自身在內的十餘所大學，多了一些複雜的人事關係，如何團結來自各方面的人才，讓這艘大船順利航行，蘇步青曾說過:“靠的就是陳望道校長的人格力量。”望道先生晚年生病住院時，當時中文系的蔣天樞先生曾來看望他，兩位長者手握著手在病榻前親切交談。在送行的路上，蔣天樞先生對陳光磊說:“陳先生做系主任、做院長的時候，都是為我們下面的人講話的，他肯為下面的人說話，所以下面的人也都擁護他。”陳光磊說，也正因如此，使他明白了這位以耿直出名的蔣天樞老師之所以會與先生親切相交的原因。
當被問及望道先生是否曾與他談及以前的革命經歷時，陳光磊說，望道先生不太會談及他以前的光榮經歷，偶然提到也是寥寥數語。在這方面，他自己的文字記錄也很少。“望道先生一般不留信件，也不記日記，他僅有的一本日記，也是專門拿來記錄何時交黨費的。”
有一年，上海有關方面向宋慶齡和望道先生分別約稿，寫關於魯迅先生的回憶文章。“望道先生不肯寫，他認為，魯迅很偉大，他們的確是朋友，年份這麼長了，很多事情記不住了，寫不準確對魯迅先生也不好。”陳光磊說，因為望道先生在年輕時候就說過，個人不想在歷史上佔個什麼位置。後來他就跟望道先生說:“望老，這不是為您個人，這是為後人留一些歷史資料。”在這樣的再三勸說下，望道先生才同意撰稿。
傳承
訪談的最後，陳光磊教授談起了他對望道精神的認知:“勇於擔當、敢於創新、勤於學問、誠於教育。”這十六個字的概括，堪為精當。
懷著富國強邦的初心，跋涉在動盪多變的二十世紀，為著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去探求一些新的途徑，這是望道先生勇於擔當精神的踐行。興辦村學，開發民智；出國留學，探尋真理；翻譯《宣言》，點燃火種；一師風潮，革故鼎新……“從教育救國到科技救國再到革命救國，這便是望道先生的思想歷程。”陳光磊說道。
為著社會進步的需要，在文化學術上聯合中外、貫通古今，別開生面、推陳出新，這是望道先生敢於創新精神的踐行。《作文法講義》奠基白話文寫作；《修辭學發凡》引領修辭學研究新里程；《因明學概略》精要考辨了因明與邏輯、論辯之關係……“望道先生的每一本書都是因為社會的需要而產生，遵循著‘古今中外法、學術中國化’的研究理念始終站在學術前沿。”
秉著博學篤志的信念，學海泛舟、善學多思，這是望道先生勤於學問精神的踐行。在公務繁忙之中，他從未間斷過對學術的思考。《美學概論》寫作於繁忙的課業間隙，《修辭學發凡》的不斷重版修訂，《文法簡論》這部漢語功能語法的代表著作完成於醫院病榻之上……“我十分敬佩望道先生，他是學術的多面手，翻譯的一百幾十萬國外論著，內容涉及美學、文化學、文藝學、倫理學、經濟學等，這些都是得有了透徹的研究才能下筆作譯的。”
有著真善美的人格魅力，立足於學校教育，情繫師生員工，這是望道先生誠於教育精神的踐行。薪盡火傳承偉業，繼往開來促發展，望道先生和復旦幾任校長的師者風骨，一齊構成了復旦文化精神的象徵與不朽豐碑。“老校長李登輝曾提出六個字的復旦精神:服務、犧牲、團結，望道先生在辦教育、做學問中都生動鮮明地體現了這種精神。”
百年樹人，心懷復旦。望老自1920年9月到復旦大學任教後，便在這裡度過了近半個世紀的時光，可以說復旦的每一片教育園地上都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身影。而當年望老留給復旦師生的獨特人格魅力也正在融入復旦大學當今的校風、學風建設之中，緬懷、繼承、傳揚，繼而生生不息。 張靜恬 應悅
閱讀更多 論語中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