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经过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仗损兵折将，西军遭受巨大损失，让宋仁宗痛心难过却又无可奈何。
可惜的是朝中的文臣大佬们并没有在此时主动为他分忧，反而在前线节节败退之时开始内斗，这便是北宋仁宗朝最大的一次文人之间的交锋，其惨烈程度绝对不输于前面的三大战。
当时仁宗在数次大败之后有意改革，便引进了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等人入朝辅政，这些人一个个孤傲清高，有共同的理想与富国强兵的追求。特别是范仲淹更被称为两宋三百年第一人，可见后世对他的评价之高。
欧阳修更不用说，是鼎鼎大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当时的大宋文坛领袖。富弼、韩琦更是年青力壮为国立下大功之人。
仁宗引进他们目的是要进行革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惜的是以范仲淹为首的一干君子们对于治理国家却并没有好的办法，只是提出好多大而无当空而又虚的东西，很快便让宋仁宗领略到了他们的真正水平。
还有一点便是欧阳修们对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同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称呼上也把他们界定为小人，这样便得罪了一大批人，其中便有当时的副宰相贾昌朝。
这个人不客气地说评价就是个标准小人，自从政以来查询一下基本没干过什么正事好事。
贾昌朝之所以一路高升当上参知政事副宰相，是因为他曾经当过给仁宗上课的讲师，而仁宗一向对自己的老师尊敬有加。
贾昌朝同志从此便一路高升，先是统管御史台，后来更是进入中书省成了副宰相。
内斗是从著名的大文豪楞头青欧阳修的一封奏章开始的。欧阳修很看不起贾昌朝这种小人得志，便上奏章给仁宗皇帝请他进贤人退小人，而且矛头直指贾宰相和当时的御史台长官王拱辰。
贾昌朝和王拱辰无故中枪，愤怒之下迅速展开反击，因为贾副宰相曾统领过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此时自然要与王拱辰合作利用这个有利武器对欧阳修等君子进行打击。
贾宰相的“打手”名叫梁坚，此人当时的职务是监察御史，接受任务后立即前来拜见宰相大人聆听他的教诲。
贾昌朝知道现在朝中君子党当政，如果要直接与他们对抗必然会死路一条，而政治斗争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直来直往而是杀人于无形。
在一番耳提面命之后梁坚满意离去，并没有写什么奏章直接弹劾欧阳修等君子党，而是直扑西北边境的泾州城。
当里定川寨葛怀敏大败之后整个西北乱成一团，还好当时范仲淹仍在当地主持军政大事，立即率领六千人马前去支援，不过还没等他赶到定川寨李元昊已经退兵走了。
而当时最惨的便是时任泾州知州滕宗谅，李元昊一路烧杀抢掠到了他的城下，可惜的是当时城中守军已被派出去支援定川寨，城中根本没有兵，还好滕知州急中生智马上征发城中数千百姓穿上军装站到城头上守城。
整个泾州城都知道完蛋了，如果李元昊试探一下便会知道这些“守军”的成色，连同滕知州在内所有人都做好了为国尽忠的准备。
谁知还没等李元昊攻城便迎来了折返回来的范仲淹，而西夏居然神奇地选择了退兵。泾州城躲过一劫，滕宗谅兴高采烈地把范仲淹的部队接入城中大宴庆贺。
两个人本来就有交情，滕知州一时高兴，不仅拿出巨额公款款待范仲淹所部军兵，还拿出一笔巨款请了数百和尚为死去的大宋士兵招魂做法事。
可惜的是西北打仗本来就花费巨大，滕知州一时得意忘形便花了公款，而且从没有想过要还。
梁坚到来时滕宗谅根本就不搭理他。一是他是当地的主官，朝廷正需要依仗他们来抵御西夏，就算犯点错误也没事。二是他和现在的参知政事宰相范仲淹大人是朋友，就算有事也不怕，一个小小的御史算个屁。
所以当梁坚向腾宗谅要账本时滕宗谅根本看都不看他，先别说有没有，就算有也不会让你看。梁坚碰了钉子却并没生气，冷笑着出城直奔前线麟州城。这次他的目标是张亢，如果您看过关于张亢的拙文便会知道张亢为了激励士气也曾用大量公款收买西夏人头，可惜这些是没人给你报销的，同样是挪用公款。
梁坚把所有证据收集整齐，以奥运会长跑比赛的速度一路冲向东京，把整理好的罪证第一时间交给宋仁宗查看。
仁宗看过后都懵了，没想到前线的将领如此嚣张跋扈，不仅对调查不配合，还大肆挥霍国家的钱财。
更主要的是他心里还记恨着滕宗谅，当年因为自己在宫内喜欢杨美人尚美人的事这家伙居然上奏章说自己是昏君。
仁宗越想越恨，刚要下旨处理滕宗谅和张亢，谁知为小人党立下汗马功劳的梁坚大人不知道是不是跑得太快伤了心肺，正在这个关键时候驾鹤西游了。
还没等君子党们松一口气，接任他的御史们便主动跳了出来，直接派人到泾州城找腾宗谅要账本，摆明要把他彻底整倒整臭。
腾宗谅没想到这班人没完没了，而自己也确实有问题，一怒之下便把账房烧了。狗日的御史，老子让你们查个鬼去。
这一烧罪更大了，御史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立刻跑回去添油加醋向仁宗汇报。
仁宗怒发冲冠，立即下诏斥责滕宗谅和张亢。范仲淹等人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立即纷纷上书援救。
谁知仁宗对他们这些只会动嘴不会办事的君子们也丧失了信心，根本不听他们的辩解，反而把滕宗谅连贬两次从西北前线调到岳州任知州。张亢也从并代两州的副都部署降为钤辖，原地留任继续守卫麟州。
君子们在贾昌朝和王拱辰的进攻之下被动应战全盘溃散，欧阳修愤怒之下笔吐莲花，写出一篇历史上声名远播的大作《朋党论》，以最佳坑队友的方式把所有君子送入深渊。
《朋党论》的核心是说小人结党，君子也结党，小人结党是危害国家，而君子结党是有利于国家。反正一句话概括就是君子们结党是对的，小人结党就是不对的。
历史上只要脑子还正常的皇帝都绝对不会允许臣子结党，并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
仁宗收到之封奏章后脸都绿了，知道再跟这些走火入魔的所谓君子们讲道理是讲不通了，加上身边贾昌朝和王拱辰不断上书为自己叫冤鸣屈的影响，终于下定决心把所有君子党一体贬出朝廷。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君子党内部又发生了分裂，自己人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甚至牵连到了原本与他无关的未来战神狄青。
正在此时又发生了历史上颇为有名的苏舜钦案（苏案另发，敬请关注），直接导致了君子党的全线溃败。
庆历五年正月下旬，仁宗实在承受不住小人党连番上奏，而且此时西北战事也宣告结束，和议达成，天下已经太平，便把参知政事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富弼等人全部罢免，以小人党代表贾昌朝等接任宰相，历史上鼎鼎大名“庆历新政”以小人党胜利君子党失败而告终。
范仲淹被贬之后收到了昔日好友滕宗谅的书信，信上说他重修了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贺文。
范仲淹把积郁于心的报国之志与爱国之心全部倾泻于文章之中，写出了名震千古家喻户晓的《岳阳楼记》。顺便提一句，滕宗谅大人字子京，岳阳楼地处巴陵郡。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保护的就是这样一群统治天下的“君子”和“小人”，在此过程中根本没有看到他们一丝一毫的为国考虑为前线考虑，反而更多的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有这样的朝廷在，后面的“靖康之耻”便不应该感到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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