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寫的紅色村名，是狹義的，專指烈士或有突出貢獻的人，而將原來的村名更改，供後人紀念的村莊名。不包括革命紀念地和戰鬥遺址。
“紅色村名”承載的抗戰歷史
一片片血火文章
幾年前，長治市革命文物收藏協會創辦了《紅色太行》報紙（每月一期）和刊物（每季一期），我出於對歷史文化的愛好，每次都看。會長李志文和總編楊宏偉讓我寫點兒有關紅色文物的文章，我有些犯難，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收藏到解放前的革命文物實物資料，但李會長一句話點醒夢中人：“你不能寫一下你所擅長的紅色地名嗎？那可能更有意義。”我便從我熟悉的地名入手寫作，開始寫長治的，慢慢擴展到周圍地市，還包括河南焦作、河北邯鄲等地。每篇文章千字左右，先介紹村名來歷，敘述英雄的出生和事蹟，最後點明紅色村名的紀念意義，和實物、碑亭等，配以一或兩幅圖片，或村名照片，或烈士故居，或犧牲場所，或紀念碑亭等。我還在《長治日報》文化版上，刊登過部分文章。
這些紅色村名，通過革命文物收藏網和報刊、網站，將烈士的英名傳向更遠的地方。幾年下來，有許多人在微信上、生活中、網絡上與我交流。現在我將有關內容編入了即將由北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上黨指紋——長治地名縱橫談》一書。現在我搜集的資料很多，發表了“紅色村名”38篇，其中長治市九個，三個在沁源縣，一個在武鄉縣，一個在沁縣，一個在潞城市，一個在長子縣，一個在平順縣，一個在壺關縣。有一次，原長治日報社老社長王佔禹，看到我的“紅色村名”系列文章後，鼓勵我說：“到時候可以結集出版，這對下一代更有教育意義。”這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和動力。
“紅色村名”承載的抗戰歷史
一段段感人故事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幾年來，我尋訪烈士資料，踏訪烈士遺蹟的場景一下子又湧現到了眼前。
我寫的第一篇紅色村名是平順縣克昌村，因抗日戰爭時白克昌帶領一個班的人參軍，為表彰他，當時平順縣人民政府把密峪村改成克昌村。我專門找到了白克昌的女兒白豔春夫婦，他們提供了許多保存的白克昌生前的照片和書籍，使我對白克昌有了更深的瞭解。文章刊出後，我專門給他們送去報紙，他們連連感謝，為有這樣的父親而驕傲。
武鄉縣尚元村，本來叫皮堙村，村因民兵王尚元犧牲而改名。前年，村民領著我來到村外為烈士立碑的地方，我們踏著荒草，找到半圓的烈士碑，村民為我尋找紅色歷史的“義舉”連連稱讚。
在沁縣段柳鄉尚義村，我走訪了村裡老幹部，瞭解了村名的由來。老幹部繪聲繪色地給我講，王尚賢被日軍追捕逃脫不得時，十分惋惜，我們都充滿敬意。當說到村子得名時，資料上說王尚賢犧牲後，用保留姓名中一個字的辦法改村名，他說：“不一定是這樣的，可能還有其他意義”，但隨即他又說：“我們寧願相信村名是為紀念烈士而改的。”在長勝村（當地稱塔底村）王尚賢故居，我們看到一片片荒草遮掩的房子，我們陷入了沉思。
潞城市宋村，為紀念犧牲的屯留縣漁澤鎮寺底村人高登雲曾改名登雲村，為此村裡將當年立的烈士碑，按原樣重新豎立在村中繁華地段，我在抄寫碑文時，幾個小學生與我共同念出那段文字，我感覺我做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長子縣南溝河村，為紀念烈士連金熬，曾改名金熬村。我專門去看了烈士犧牲的房子，那是村裡一個較高的地帶，至今房子仍然呈現70多年前的樣子，村裡的幹部說：“保持原樣，讓後人知道，這裡有我們的英雄。”並給我提供了已80多歲、居住在長治的一位老人的線索，我專門找到了這位身體還硬朗的老大娘，聽說我要了解連金熬的事蹟，她講著講著情不自禁地給我唱起了以當地內容為主的長子小調：“花晚孩，真正壞，狼心狗肺把人害，1942年，晚孩開小差，跑到寄氏縣，民兵把他抓回來”，並給我補上了其他資料上沒有記載的烈士追悼會上漢奸家屬穿孝服的細節。今年，村民專門給我發來照片，邀請我去看看村裡新建的烈士亭。
去年我專門去忻州市定襄縣尋訪偏僻的繼成村，那天，天下著小雨，當地朋友專門開吉普車走了幾十裡的山路，找到村子時，村民說：“烈士有靈，知道你要尋訪，也落了眼淚。”我若有所思，為自己做的事備感自豪。
我去代縣，別人爭著去看雁門關。我找到烈士陵園看門人時，老人感慨：“只有清明和有組織的活動，人們才來，你專門從千里之外來拜訪烈士，真不容易啊。”他領著我，給我講那些烈士的英雄壯舉，我也得以看到烈士的遺物。
在沁水縣海江村，在祁縣生茂村，在代縣高凡村，我走了十幾裡崎嶇不平的山路，找到了烈士犧牲的地方。
昔陽縣有仁村，我從無路的土牆上，攀著灌木下到立有五米高的烈士石碑的村邊門樓上。仔細抄下烈士碑文，在昔陽縣三烈村，那天一片霧茫茫的山村裡，村口門洞上“三烈村”幾個紅色的大字依然清晰，彷彿告訴人們這裡是烈士的家鄉。（來源：上黨晚報 張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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