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被稱為中國知識付費元年。
2018年的當下，知識付費號稱已經進入了下半場的搏殺。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2016年隨著得到、知乎live、喜馬拉雅FM等知識付費服務商的出現，中國知識付費業態找到了新的生長節點。
2016年，有知識付費意願的用戶暴漲了3倍，知識付費用戶達到近5000萬人；截至今年3月，中國知識付費（不包括在線教育）可估算的總體經濟規模為100億-150億元左右。知識付費新業態正在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已然成為經濟發展各業態的風口。
從日前發佈的《2017年中國知識付費市場研究報告》可以看到：2017年，中國知識付費產業規模約為49.1億元，同比增長近3倍。未來三年，知識付費產業規模還將保持較高成長性持續擴張，預計到2020年，該產業規模將達到235億元。
從高速增長的數據來看，知識貢獻的價值和知識分享經濟，已經成為互聯網界的新寵，個人的知識成為了可以買賣的產品，這個產品和傳統的線上教育產品有著巨大的差異，它極具多元化、個性化、生活化等反傳統教育特徵，也彌補了互聯網上知識分散難以系統化的缺陷，從網上的信息噪聲中幫大眾挑出了可以為大家所用的、相對系統的知識，就像是知識的精選電商。
知識付費行業也衍生出了相當多的細分市場，從功能細分上來說，有小鵝通、短書等技術服務供應商，提供了一站式服務整合營銷平臺。在人群細分上更是湧現了眾多的平臺，分別針對女性、兒童、中小企業主、剛畢業的大學生等不同人群，針對不同的人群設計不同的產品。
這不由讓我也感到很焦慮，真的沒有人看書了嗎？書籍已經不能夠給大眾帶來足夠的知識慰藉了嗎？而大眾對知識的焦慮真的有那麼嚴重嗎？知識付費平臺上的產品又能夠解決多少個人的實際問題呢？知識付費究竟是在販賣知識，還是在販賣焦慮和恐懼呢？
我喜歡讀書，尤其是實體書，一書在手，清茶一杯，足以撫慰我俗務纏身的靈魂，那個時刻，焦慮和恐懼遠離我，也許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個脫離現實的、無用而過時的場景。但是，互聯網不正是以多元、開放、去中心化為主要價值觀嗎？個人的自由選擇意志，在這個時代被推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戶體驗、用戶黏性、留存率、月活度等KPI大數據，把用戶至上這個理念發揮到了極致。不過，這些大數據在我看來，也有可能讓互聯網業陷入一個新的困境，尤其是知識付費領域。
作為一個媒體人，我一直認為內容創作的最佳模式是PGC+UGC，但這個模式也有一個致命的弱點。舉例來說，當年香港《大公報》連載小說專欄的寫手金庸，他在寫連載時，會根據讀者的反饋來調整他的小說情節設計，和今天的網文寫手一樣，會和讀者溝通，把他大部分粉絲對情節的願景寫進小說裡，以換取報紙發行量的增長。
拿到今天來說，就是粉絲流量的增長。但這個舉動也會打亂作者一開始的寫作大綱，甚至會破壞掉整個小說的架構。究竟是完全遵循粉絲的意願，還是堅守自己的想法，這需要有所取捨。我們可以看到，在金庸先生的系列武俠小說裡，有幾部作品在某個階段，會呈現多個情節線齊頭並進，主線散亂的狀況，金庸先生也多次在媒體上承認，當時是為了符合粉絲的意願而作出的調整，導致小說在某個階段主線不明朗，後期再做修改，也給自己製造了很大的麻煩。
拿這個例子和現在的大數據導向型產品做比較，我們會發現，知識付費的專業化和用戶訴求兩者之間的博弈平衡，會成為知識經濟的重要分水嶺。
知識付費帶來的是知識還是焦慮？
回頭看看周圍的人，知識付費讓一部分人有所收穫，也讓不少人更加焦慮，以互聯網界所秉持的價值觀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好現象。個人可自由選擇的意志被高度重視，也就是意味著我們選擇或者不選擇知識付費產品，都不應該影響到我們的正常生活。
我們可以選擇以進取的方式去爭取少數人才可以擁有的社會資源，我們也可以選擇一種散淡浪漫的生活方式，讓自己平安平淡地度過一生。問題是，在這個到處鼓吹“成功學”，傳播並販賣焦慮和恐懼的時代，我們有選擇的空間嗎？我們有不選擇的權力嗎？我們擁有不焦慮不恐懼的社會環境嗎？
想當初摩拜被美團併購，一篇標題為《摩拜創始人套現15億：你的同齡人，正在拋棄你》的推文在朋友圈瘋轉，這一碗味道十分純正的毒雞湯，不僅是在售賣焦慮，而且製造恐懼。
文章中有如下描述：
“你的同齡人，正在無聲無息地拋棄你。
不會再有勻速前進的同齡人，
你要麼一騎絕塵，要麼被遠遠拋下。
如果你稍稍有鬆懈，你就會被落下了。
就算你呆在原地，緩慢成長，也是一種退步。”
讀罷此文，相信會讓很多人感覺無地自容。
那麼，毒雞湯的目標已經達成了，公眾的焦慮和恐懼正是它們的流量入口。
但是獲取流量的同時，這些焦慮文卻並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要麼是用雞湯搪塞，要麼是藉機營銷，做成實實在在的偽成功學。大多數“焦慮文”先是打破內心的平衡，教你逆流而上。
“喝紅酒，穿名牌，過上品質生活”，所告訴你的是好高騖遠；其次灌雞湯打雞血。“相信人的潛能是無限的”“尋找真正的自我”等。有的最後附上營銷產品，“訂購課程，教你如何擺脫現狀”。各類焦慮文不惜違背正常的邏輯思維，用誇大之語觸犯眾怒，便是因為對於焦慮的渲染，對於恐懼的製造，已經足以產生巨大的流量，而這些流量最終讓它們賺得盆滿缽滿。
拿最擅長營銷的新世相來說，2016年風靡朋友圈的一條微信《我買好了30張機票在機場等你，4小時後逃離北上廣》，呼籲辛苦坐在辦公室、擠地鐵的人們逃離北上廣，找到真正的自己。這樣說走就走的創意再一次成功撩動用戶的痛點，讓焦慮情緒找到洩洪口，10萬的粉絲增量讓這次焦慮營銷大獲全勝。
這些文章有的只是放大焦慮情緒，讓人陷入頹廢的喪文化中，對目標和理想產生懷疑。 例如2017年12月的一篇《京城地域歧視指南》中寫道“無論你開多少公司都不敵有北京祖居的原住民”。地域歧視和階級歧視體現得淋漓盡致，更不用談外來者的拼搏夢想。
一個充滿著焦慮不安和恐懼的社會，容易把人逼到一個兩難的境地：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當知識獲得的焦慮把全民逼到皆患有選擇恐懼症的時候，那麼對知識的恐懼也就應運而生。
知識付費，何去何從？
駱 新
東方衛視首席記者
新聞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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