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時，要求重慶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山清水秀美麗之地，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讓重慶各項工作邁上新臺階。這是繼2016年1月視察重慶後，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對重慶提出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要求，不僅為重慶發展指明瞭方向路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讓重慶在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中地位更加凸顯。重慶的開放歷史由來已久。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被迫開埠，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以打開對內開放局面為主，再到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全面對外開放，重慶的開放之路向我們呈現了一條從無到有的探索與實踐之路，展示了一段從閉塞落後走向開放崛起的奮鬥軌跡。
一、山門初開天地寬
重慶古稱江州，是一座山環水繞、江峽相擁的山水之城，也是一座依託長江水運逐漸發展起來的川東地區的商業重鎮。重慶開放的歷史較早，19世紀末期，隨著帝國主義的入侵，深居內陸腹地的重慶也未能逃脫西方列強肆掠的魔爪。根據中英《煙臺條約續增專條》，1891年，重慶海關成立，由英國人掌管海關事務，重慶正式開埠，成為西方列強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地區的一個據點，也因此成為中國最早對外開埠的內陸通商口岸。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初衷是開闢市場、傾銷商品、掠奪原料，將重慶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使其淪為半殖民地城市，然而這一行為卻在客觀上加強了重慶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西方的現代化因素由此逐漸輸入重慶，促進了城市的近代化：重慶直接面向國際市場的進出口貿易逐漸發展起來；城市建設、航運、商業、工業、金融等近代產業起步；與長江中下游上海、漢口、宜昌的貿易和金融聯繫擴大，逐步形成了一個以重慶為中心的區域性市場體系。到抗戰爆發前，重慶已成為國內饒有名氣的工商業城市。
如果說開埠為重慶瞭解世界推開了一扇窗，那麼戰時首都的特殊身份則為重慶與外界的交往又打開了一扇門。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隨之而來的是大批沿海工礦企業遷渝，重慶的近代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迅猛發展，當時除去東北，全國軍火工業的80%都靠重慶生產。金融機構、文化機構和學校的內遷，促使重慶在抗戰時期的商業和文化極為繁榮，並形成以重慶為中心，輻射到四川及西南、西北各省的龐大商業網絡，重慶在較大區域範圍內實現了開放型的物資和文化交流。與此同時，隨著各國駐華使領館的紛紛遷渝，重慶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交往和聯繫也日漸頻繁。內遷還帶動了對外交通的新發展，尤以盧作孚創辦的民生輪船公司為典型代表的民族產業，在支援抗日戰爭、維護戰時交通上起到很大作用。當時為配合戰時運輸需要修築的一大批公路支幹線使重慶與附近地區連片成網，開闢的國際航線則建立起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空中聯繫。總之，戰時首都地位的確立，抗戰大後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形成，開啟了重慶與外界交往的新階段，促進了重慶城市的國際化。
二、踏平崎嶇成通途
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這是對重慶地形最為形象的描述。雖然坐擁長江黃金水道，有著天然的港口優勢，但丘陵多山、地勢崎嶇，嚴重製約了除水運以外的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這也是導致重慶從古代到近現代一直比較閉塞落後的原因之一。沒有便捷的交通，對內對外開放只能是一句空話。尤其是對於重慶這座內陸城市來說，交通建設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解放初期，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由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對立，我國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在對外關係上比較封閉。但上世紀50年代初，重慶市委、市政府通過一些私營企業從香港等地轉運、進口了一些急需物資，用於經濟恢復和發展。“一五”期間蘇聯援建的全國百多項重點項目中，就有重慶的發電廠等。儘管這一時期重慶在對外關係上比較封閉，但在對內開放上卻打開了局面。解放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坐鎮重慶主政西南，為恢復和發展經濟，作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鐵路為先行，帶動百業復興。成渝鐵路的開工建設，使重慶停工已久的近30家大中型鋼鐵廠、機器廠又重新開工，並帶動了400餘家小型工廠陸續恢復生產，對經濟恢復時期拉動內需、擴大公私訂貨、增加就業、改善人民生活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成渝鐵路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自行設計、自己修築、全部採用國產器材修建的第一條鐵路幹線，是鏈接川西、川東的經濟、交通大動脈。成渝鐵路的建成通車，打破地區間的封閉狀態，城市和農村互為市場，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依託成渝鐵路交通幹線的地區經濟帶和新興城市群逐漸發展起來，使成渝地區成為西南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成渝鐵路成為西南交通網中的重要環節。從此，重慶踏平山川阻隔，以開放的眼光和胸懷融入全國經濟版圖，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拉開了序幕。
60年代中期開始的三線建設，是重慶當代歷史的又一重要發展期。沿海大批企事業單位內遷，不僅為重慶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設備，而且大量的熟練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引進，增強了重慶的科技實力。70年代，國家安排從法國和日本引進四川維尼綸廠生產所需的成套設備和技術，開闢了我國第一個天然氣化工基地。三線建設使重慶老工業基地的實力得到壯大，促進了綜合性工業體系的形成；交通狀況得到改善，奠定了城市現代立體交通網絡的基礎。三線建設時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鐵路進一步打開了重慶與外界交流的大門，從根本上改變了交通閉塞落後的狀況；重慶港的擴建和長江、嘉陵江十幾個碼頭的建設，以及白市驛機場的改擴建，大大增強了重慶航運業和航空業的吞吐能力。交通狀況的極大改善，奠定了今天重慶在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交通樞紐的地位，同時也為重慶充分發揮經濟中心作用提供了必要條件，大大推進了重慶城市現代化進程。
三、衝出峽谷匯百川
1978年，中國歷史迎來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重慶也由此開始了對外開放的實踐與探索。但剛開始在原有體制下，重慶外貿公司只是沿海口岸的收購、調撥、轉運站，沒有自由進出口權，對外開放進展緩慢。1980年4月，國務院批准重慶為長江沿岸對外貿易運輸港口。8月，重慶海關成立。隨著一批涉外機構、進出口公司的建立和完善，重慶對外開放的步伐逐漸加快。
1983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關於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重慶成為經濟計劃單列市，並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改革和開放是一對孿生兄弟。鄧小平曾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概括一點說，就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對內搞活，也是對內開放。”因此，這一時期重慶進行的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就是一場深入的對內對外開放。重慶在國企改革、軍工改革、流通改革等方面，均有不少開全國先河之舉，如嘉陵廠“軍轉民”率先開啟對外合作之門，商業“四放開”改革突破封閉模式闖出經營新路，為推動中國全局的改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計劃單列後，重慶被闢為有直接對外進出口權的內陸口岸，享有了直接對外洽談、報價、成交、簽約、發運、結匯、邀請外商、簽發護照以及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和設備等方面的權力，為重慶擴大對外開放創造了良好條件，重慶對外開放全面起步。當年，重慶即開始自營出口，並首次組團參加廣州交易會取得可喜成果，全市自營出口實績佔四川省出口總額的比重達31%。為適應國際市場的需要，重慶把引進技術裝備，推進技術改造與開發適銷對路的新產品結合起來，調整和優化了出口商品的結構；積極開拓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在輕紡、機電、化工、醫藥等行業確定了一批出口專廠，努力發展品種完備的出口生產體系和與之相適應的對外貿易經營體系。到1987年，重慶已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往來關係，出口創匯在1983年以來的五年間增長了7.3倍。
在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重慶認真貫徹中央“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方針，抓住綜合體制改革試點的機遇，立足重慶，依託西南，聯合沿海，面向全國，積極探索對內開放的路子。市委、市政府先是制定了鼓勵、歡迎外省市來渝投資和進行技術支援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繼而又提出聯合開發大西南的設想。四省區五方經濟協調會、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西南經濟區市長聯席會相繼成立，重慶與周圍一圈、西南一片、長江一線的聯合協作不斷加強，形成了以專題項目為紐帶，行業協作為網絡的多層次、多內容的聯合協作格局，極大地促進了重慶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中心城市作用的發揮。
1992年，國務院批准重慶為沿江開放城市，享受沿海開放城市的政策。這一時期，重慶市委、市政府通過出臺《關於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若干實施意見》等文件，確立了實行全方位、高起點的整體開放總體佈局。通過狠抓調整出口產品結構、拓寬國際市場、發展國際旅遊、改善投資環境、擴大對內開放等各項工作，形成了新一輪對外開放的熱潮。到1996年，全市外貿進出口總額邁上新臺階，利用外資規模進一步擴大，重慶高新技術開發區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出口窗口和創匯基地作用進一步發揮，形成沿兩江、沿公（鐵）路線展開並連接三峽庫區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初步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重慶的對外開放猶如滾滾長江，衝破峽谷瓶頸，奔流向海……
四、大開放促大發展
1997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重慶對外開放闊步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市委、市政府抓住重慶直轄、三峽工程建設和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機遇，在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制定了一系列指導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文件，確立了“大開放促大發展”的思路，通過綜合立體交通骨幹網絡建設改善發展硬環境，通過“十個一批”等發展環境綜合整治活動優化投資軟環境，全市對外開放大格局逐步形成。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重慶市把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點放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區縣開放型經濟建設上，充分發揮北部新區和兩個國家級開發區在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中的龍頭作用，以良好的發展環境和集聚效應促進區縣（自治縣）特色工業園區的發展，構築佈局合理、相互促進、各顯優勢、梯次型的經濟發展格局，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優勢，促進全市開放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為了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市委、市政府以大開放的氣勢，大膽“引進來”，勇敢“走出去”。大膽“引進來”需要塑造對外開放的全新城市形象。重慶先後成功舉辦亞洲議會和平協會第三屆年會和第五屆亞太城市市長峰會等高規格的國際性會議，在國際上提高了知名度。每年一屆的“中國重慶投資貿易洽談會”、“中國重慶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和“中國重慶三峽國際旅遊節”更是堪稱對內對外開放的“神來之筆”，吸引了大量的境外投資。一批國際知名公司紛紛搶灘重慶，福特、愛立信、本田等來渝投資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大增，投資興辦的企業項目涉及製造、物流、金融、房地產、商業零售等領域，大大促進了重慶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化進程。
勇敢“走出去”需要擴大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重慶堅持擴大出口規模和增進出口效益相統一的原則，切實轉變出口增長方式，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在積極扶持優勢企業到海外投資辦廠、承包工程和開展勞務合作的同時，著力改善外貿出口經營主體結構，保持了汽車、摩托車等支柱產業的出口優勢。截至2006年底，重慶市外貿經營企業已達2400家。其中，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車生產民營企業迅速成為重慶市出口主力軍。2006年，商務部將重慶確定為全國八大汽車出口生產基地，大大推動了重慶汽車產品出口。此外，重慶在國內的區域經濟合作也不斷加強，長江流域經濟合作、西南六省區市七方聯席會進展良好，與西部其他省區、中東部地區以及港澳臺的合作成效明顯，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五、內陸開放築高地
2007年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為重慶發展導航定向，作出“314”總體部署。此後，國務院批准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並明確指出，加快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是形成沿海與內陸聯動開發開放新格局的需要。由此，重慶對外開放進入國家戰略全新高度。在此背景下，於第二年召開的市委三屆三次全委會審議並通過的《中共重慶市委關於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定》，提出加快把重慶建成我國內陸開放高地的目標。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重慶時，提出“兩點”“兩地”的戰略定位和目標。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又進一步要求重慶在加快建設“兩地”的基礎上，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建設內陸開放高地，既是習總書記對重慶的殷切希望，也是中央賦予重慶的重大使命和任務，重慶開啟了厚植開放、奮力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新徵程。
重慶以內陸開放為突破口，不斷完善兩江新區、保稅區和特色工業園區建設，逐漸形成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開放格局。兩江新區作為我國內陸第一個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自成立以來，積極實施大開放、大產業、大城市、大民生髮展戰略，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探索城鄉一體化發展，推動我國對外開放向內陸腹地縱深發展，形成內陸重要城市群中擔當起重要責任。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和西永綜合保稅區的設立，構建起了重慶水陸空保稅的“雙子星座”，有利於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成為重慶打造內陸開放高地的重要平臺，助推重慶加快建成中西部第一大加工貿易基地。各區縣（自治縣、市）結合地域資源優勢和產業特色形成的特色工業園區，有效帶動了支柱產業發展，構建起筆電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產業集群，有力地促進了全市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換代，是重慶市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和構建內陸開放高地的重要支撐體系。與此同時，為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重慶還及時出臺政策措施，創新體制機制，逐步改善投資發展環境和人才政策環境；主動出擊遠交近聯，與周邊和沿海地區加強務實合作；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提高招商引資水平，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推進外貿快速增長，總體上實現了開放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重慶以建設物流大通道為抓手，以開放為動力，在鐵路、港口航運、航空等領域不斷開闢國際新通道，將一個內陸城市推向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從重慶出發，經新疆阿拉山口，開往歐洲的渝新歐國際聯運大通道，在原新歐亞大陸橋的基礎上進一步優化完善，提升沿線各國、各地海關通關效率，加快實現了亞歐鐵路一體化建設，並搭建起與沿途國家的經濟聯繫和文化交往橋樑，對改變重慶內向型經濟結構，打造中國向歐洲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轉站和橋頭堡發揮了重要作用。重慶著力建設長江上游地區最大物流港口體系，重點推進主城寸灘、果園、東港、黃磏等四大港區建設。2017年底，首列從重慶果園港始發的中歐班列（重慶）開行，率先實現了中歐國際貨運大通道與長江黃金水道的“無縫銜接”。重慶不斷強化航空基礎設施，完善空中通道網絡，民航客貨運輸能力和綜合服務水平顯著增強。目前，重慶江北國際機場已成為國家區域樞紐機場，成功跨入全國九大、世界百強機場行列，是中西部地區第一座擁有三座航站樓、實現三條跑道同時運行的機場。此外，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的落地、中國（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正式設立、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在重慶的舉辦，均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需要，輻射帶動西部地區開發開放，推進重慶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重要支撐和堅實保障。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是重慶內陸崛起的強市之策。今天，在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重慶從近代以來100多年開放的歷史積澱中汲取養分，在完善開放通道、提升開放平臺、培育開放優勢、壯大開放主體、優化開放環境中更加註重帶頭開放、帶動開放，在深度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征程中積極主動服務國家大局，必將進一步凝聚起繼續全面深化改革的強大力量，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重慶工作的新要求，“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田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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