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人嗎？”著名學者凱瑟琳·麥金儂在20世紀末向美國社會提出了這個尖銳的問題。她指出，即使在女性權利在書面上已經得到承認的現代社會，女性依然在各個領域被貶低與侵害。如今，把這個振聾發聵的提問放到今天的中國，同樣值得人們反思與回應。
近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道《女性讀博+生娃 兩全or窘途》將女博士生生育的問題放到了輿論的聚光燈下。這篇報道指出，許多女博士生要麼在學術科研與家庭之間作一個“有你沒我”的抉擇，要麼默默承擔雙倍的壓力。
正如受訪者在報道中所提到的，這種困境的直接原因，便是我國尚未出臺對女博士生生育的相關政策支持。一方面，女博士生的身份依然是學生，無法享受國家為女性職工提供的生育福利，而她們在經濟上也只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另一方面，與本科生或碩士生不同，博士生承擔了與職場類似的工作強度與精神壓力。
博士生的就讀年齡和女性的最佳育齡高度重合，對這些女性提出“不生育”的要求，無疑很不恰當。因此，國家與高校有必要對這個群體提供一定的生育政策支持，不論是提供產假還是生育補貼。如此，才能提供良好的環境，讓女性免於面對家庭與學術的兩難抉擇。
然而，政策與補貼，未必能夠徹底解決女博士“生育難”的問題。學界也有學者擔心：如果照顧生育女博士生的政策過多，很可能導致博士生導師不敢招收女生，女性會在學術選拔中被邊緣化。即便是初衷在於保護女博士的政策，也可能走向反面，讓女博士生的處境更加困難。
這種左右為難的窘境，揭示了女博士生育問題背後更深層次的困境：女性在社會中需要同時承擔雙重角色。她們一方面需要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她們與家庭綁在一起，需要證明自己是合格的母親或妻子。正如羅塞爾·霍奇柴爾德在《第二輪班》中指出的——女性在工作時間之外，需要付出大量額外的時間處理養育兒女等家務事，這相當於是要上無薪的“第二輪班”，這讓女性在工作的場域中天然具有劣勢。在報道中可以發現，除了生育本身的生理活動以外，女性還被默認應該承擔照顧孩子的主要工作，而父親則常常缺席這類工作。
有社會學研究指出，家庭勞動在現實生活中基本是無薪的，並且其作用被貶低了，而女性恰恰是家庭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當今，全職主婦越來越少，許多女性都開始走向職場。但是，這些走向職場的女性既要完成能夠提高社會地位、實現自我的職場工作；又要完成一個作為妻子與母親的所謂“義務”，這樣的局面，無疑對這些女性不利。
女博士生的生育問題，實質上是女性家庭勞動不被承認的窘境的折射。國家與學校的政策支持當然有助於緩解女博士生生育問題。但如果需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社會需要重新思考家務勞動的重要性與意義，公平分配養育孩子的職責，保證不讓女性獨自承擔“第二輪班”。只有通過破除女性就該是“賢內助”的迷思，讓兩性的勞動能夠被平等對待，我們才能自信地重申憲法之中的莊嚴承諾——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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