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證是辨證論治的尖端
初跟隨胡老抄方，常聽胡老說：“這個哮喘病人是大柴胡湯合桂枝茯苓丸證”；“這個肝炎患者是柴胡桂枝幹薑湯合當歸芍藥散證”，並見其方總是原方原劑量，很少加減，療效卻很好。
感到很奇怪，於是請教胡老，胡老笑曰：“辨方證是辨證的尖端。”當時因習慣於用臟腑經絡等辨證方法，故對其言不理解。胡老看透了我的心思，因此常利用星期天給我講解《傷寒論》《金匱要略》及其方劑的特點、適應證，這樣漸漸有所領悟。
在《傷寒論》中第34條“桂枝證”、第101條“柴胡證”等，有以方名證的範例，因此，方證是《傷寒論》的精華。通過長期的臨床實踐，逐漸體會到，不論是臟腑辨證、經絡辨證，還是八綱六經辨證，最終都要落實在方證上。也就是說，有無療效，決定於方證對應與否。
例如八綱和六經，雖然是辨證的基礎，並且在這個基礎上也能夠制定施治的準則，但在臨床治療、確保療效上，是遠遠不夠的。
具體來說，若已辨明為太陽病，其治療原則是用汗法，但發汗的方藥是很多的，是否任取一種發汗藥即可用之有效呢？當然不是，中醫辨證，不僅是辨八綱六經而已，而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通過它們辨方藥的適應證。如太陽病治鬚髮汗，但發汗必須選用適應整體情況的方藥。
更具體地講，除太陽病的特徵外，還要詳審患者其他一切情況，選用恰當、有效、適應整體的發汗藥，這樣才能有可能取得預期的療效。
例如，太陽病，若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則宜用桂枝湯；
若無汗、身體疼痛、脈緊而喘者，則宜麻黃湯；
若項背強、無汗、惡風者，則宜用葛根湯；
若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則宜用大青龍湯。
這些方劑，雖都屬太陽病的發汗劑，但各有其固定的適應證，若用得不恰當，不但無益，反而有害。方劑的適應證，即簡稱為方證，某方的適應證，即稱之為某方證。
這即《傷寒論》的方證對應的理論和經驗。如桂枝湯證、麻黃湯證、葛根湯證、大青龍湯證、柴胡湯證、白虎湯證等。故胡老稱“方證是八綱六經辨證的繼續，亦即辨證的尖端”。中醫治病有無療效，其主要關鍵就在於方證是否對應。
經過胡老的薰陶，逐漸熟悉了方證，在臨床治療上獲得了很大自由，臨床療效有了顯著提高，也更深刻地認識到方證的意義。如曾治一嬰兒，感冒後只喝水不喝牛奶，家屬很著急。
西醫檢查治療無效，轉中醫治療。先以停食著涼給服至寶錠、保赤丹等不效；又以脾虛服健脾湯藥，治療月餘不效。診得其脈浮數，苔白潤根厚，又症見易頭汗出，飲水或喝牛奶後常嘔吐，一看便知此是五苓散證，予服一劑，汗止、吐已，但仍不愛喝牛奶，因尚有噯氣、腹脹等症，知此時為茯苓飲證，隨予服兩劑而痊癒，轉而一天能喝四瓶牛奶，其父母甚是感慨，立志要自學中醫。
又曾治一日本留學生，咳嗽二月餘，曾服中藥數十劑不效，而劑量、藥味越來越多，視其方多為養陰清肺之劑。診時症見咽中幹、不思飲，惡寒無汗、鼻塞、頭痛，舌苔白潤，脈沉弦。此證首辨六經當屬少陰太陰合病證，再辨方證為麻黃附子細辛湯證，僅服一劑而解。
“執一法，不如守一方”，這是充分認識到《傷寒論》的方證辨證的重要性。方證較之證型更為直接，它具有定性、定量和實踐檢驗性質。古今不少人看到了方劑和證間存在著一定對應關係，重視了證和方劑間關係的研究，諸如孫思邈、柯韻伯、方有執等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留下了許多寶貴資料，值得我們在他們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挖掘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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