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被害的罪名並不是‘莫須有’，而是”證據確鑿“，是有正式判決書（胡小掌櫃第27期）
在世人傳統印象中，岳飛是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但其實這是不符合常理也是不可能的事，岳飛最高職務是樞密副使，相當於現代的三軍副總司令，又是南宋最著名的大將，怎可能以‘莫須有’三個字就隨便處死了呢？
當然，岳飛案的判決書上的證據，是不是真實，這有待考證，但岳飛的罪名肯定不是‘莫須有’。
岳飛案的‘莫須有’出處來自韓世忠和秦檜的一次對話。韓世忠就岳飛被冤謀反一事質問秦檜，秦檜回答：“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韓世忠怒道：“‘莫須有’三字，可以服天下？”。由此，‘莫須有’一說也成為岳飛案的罪名。秦檜也因為加害岳飛成為史上著名的大奸臣。
不過，南宋是一個非常重視律法的朝代，連皇帝也不能剛愎自用，刑事案件採用“鞫讞分司”體制，使審理權與判決權分離，還規定了‘長官躬親’‘親嫌迴避’等等制度，是歷史上制度相對完善的朝代。更何況岳飛案涉及官員級別高、人員眾多，一句‘莫須有’是不可能能解釋得清楚的。
岳飛是三軍副總司令，岳飛案也是皇帝親自下詔，是一件詔案，必須有正規的流程、正式的罪名才能定岳飛的罪。
岳飛案判決書上的岳飛重大罪名如下：
第一：岳飛坐擁重兵，逗留不進。這件事發生在紹興九年（1139年），金軍十萬大軍把南宋名將劉琦的1.8萬‘八字軍’包圍在順昌，情況危急。5月下旬高宗就令岳飛前雲救援，岳飛沒有奉詔；到6月6日，高宗再下詔，令岳飛火速前往，不得頃刻住滯，用詞已經有責備之意，只是岳飛原有‘目疾’，此時又有‘寒嗽’，到6月11日才派兵救援，而且還只是派前軍統制張憲、遊奕軍統制姚政率背嵬軍、遊奕軍騎兵出光州北上，岳飛主力並沒有出動。
因為金軍攻城力弱，劉琦守住了順昌，金軍撤退了，岳飛的援軍還沒有到。根據宋朝法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從5月下旬到6月11日，超過了三天，岳飛的罪名成立。
當然，在古代，軍隊沒按時到是不是一定要斬，這個也很難說，畢竟古代道路不好走，正常來說，影響不大，一般不會斬主帥，像岳飛這種統帥級人物，更不可能因這種事而被斬，因為岳飛不管有沒有真實的理由，找個合理的藉口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南宋時各軍隊之間也確有互不相救的習慣，《三朝北盟會編》布衣周南仲上書：
”今之諸軍將帥，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深入，其誰為應，一軍陷陣，其誰為援?劉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俊負跋扈之大惡，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
岳飛不奉詔的事還有二件：第一次是發生在紹興六年，岳飛的母親去世，岳飛就辭職回家守孝，按傳統丁憂持續27個月，但當時正值國家存亡之際，宋高宗急令岳飛回來官復原職，準備出戰。只是岳飛以喪母之痛，無心建功立業為由，婉拒了宋高崇的命令。宋高崇只好一而再，再而三都下詔，岳飛才奉詔。
第二件事發生在解順昌之圍後，《宋史·本紀·卷二十九》記截：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指班師，飛不聽。皇帝要岳飛班師回朝，岳飛沒有聽從。還聯合李若虛一起，揮軍北伐。李若虛支持岳飛北伐，是不顧矯詔之罪。而這次北伐也發生了後來的十二道金字牌詔令班師。
岳飛有抗命的事應該是事實。
第二條是密謀謀反和批評皇帝
謀反的證詞是王俊的供詞。王俊是岳家軍重要將領，其實岳家軍內部也是有矛盾的。張憲是岳飛左右手，被王俊出面首先告張憲‘謀反’，再牽連到岳飛。證據當然是胡說八道，但因為王俊是岳家軍重要將領，儘管他胡說一通，但也算是證據了。岳飛‘謀反’應該是不成立的，這條罪是冤枉了岳飛。
‘指斥乘輿，情理相切要害者，斬'這是岳飛判決書裡說岳飛批評皇帝的證詞。（乘輿指皇帝）以岳飛的性格估計有可能，岳飛肯定是一名好將軍，但他的性格缺點也突出：脾氣硬，曾棄官而走；幾次抗命；作為手握重兵的他，也曾干預無後的高宗立儲之事，膽子很大，以岳飛這種膽大的性格，說幾句皇帝的不是，估計有可能。當然，就算這條不成立，岳飛第一條‘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是成立的。
綜合來說，岳飛的罪名是有正式的判決書，有正式的罪名，所以跟‘莫須有’沒有關係。同時，岳飛之死，跟他的罪名，不管是真或被冤枉也沒關係，岳飛其實是政治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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