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巖最終抄家入獄
胡雪巖背後有左宗棠，盛宣懷背後有李鴻章。一朝天子一朝臣。背後的高官變了，前面的富商也要變。
當左宗棠煙消雲散，李鴻章橫空出世，胡雪巖也就樹倒猢猻散，取而代之的是盛宣懷。
胡雪巖，安徽績溪人（一說是浙江杭州人），道光三年（1823年）出生，幼年時家貧，以幫人放牛為生，後經人推薦，在杭州一家錢莊當學徒。
胡是價真貨實的屌絲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義氣，也有賭徒的勇氣，當然，也很有運氣，結識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齡，並挪用錢莊的五百兩銀子資助他晉京。
王有齡後來官至浙江巡撫，在他照顧下，胡雪巖也從錢莊學徒變成錢莊老闆，不但其錢莊分號“幾遍各行省”，還涉足生絲、茶葉貿易，“與外洋互市”，賺了個盆滿缽溢。
王有齡還給胡保薦了一個知縣的頭銜，這就是“紅頂商人”一說的原由。王有齡去世後，胡雪巖又攀上了左宗棠這個大靠山。
盛宣懷比胡雪巖年輕十一歲，與胡的卑微出身不同，他出生於江蘇常州的官宦世家，父親官至道臺，與胡林翼、李鴻章有交，這也意味著他比胡雪巖更容易接駁上更多的權力關係網。
三十六歲時，盛投入李鴻章幕府，協助李鴻章辦理洋務。
當胡雪巖在金融市場與生絲貿易市場呼風喚雨的時候，盛宣懷則在李鴻章的權力羽翼下，參與組建輪船招商局，並任招商局會辦（相當於副總經理）；主持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創辦天津電報局，並任電報局總辦（相當於公司總經理）。
可以看出：同樣是“紅頂商人”，胡雪巖不過是一名有著官員虛銜的私營企業主；盛宣懷則是“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的官方代理人，是帝國的體制內人。
大清帝國最後的日子
胡雪巖更多地憑藉私人的官商關係網絡積累財富，盛宣懷則完全以正式的權力代表身份圈佔市場。
盛宣懷無疑比胡雪巖更加如魚得水，因為，他不但掌握著胡雪巖望塵莫及的權力，而且長袖善舞的本事，大概也會讓胡雪巖自嘆不如——如果胡雪巖知道的話。
後來胡雪巖因為生絲貿易失利，資金鍊出現斷裂，經營的錢莊又發生擠兌潮。最後龐大的胡家產業帝國，幾乎一夜之間土崩瓦解。
而按照寫《紅頂商人胡雪巖》的臺灣歷史小說作家高陽、寫《胡雪巖的啟示》的臺灣學者曾仕強的說法，胡雪巖的破產，市場風險只是表象因素，幕後原因是左宗棠的政治對手李鴻章派系暗中做了手腳。
李鴻章與左宗棠因為政見、派系利益不同，一直明爭暗鬥。
為了削弱左宗棠系的勢力，“倒胡”便作為李鴻章派系的一個策略提出來。誰叫胡雪巖是左宗棠的“後勤部長”呢？
具體執行“倒胡”策略的則是李鴻章的得力親信盛宣懷。
李鴻章
前面提到的上海道臺邵友濂之所以拖延交還胡雪巖的貸款，據說就是因為盛宣懷告訴他，李鴻章大人希望他緩發這筆協餉。
邵友濂當時雖系左宗棠的下屬（左時任兩江總督），但他是李鴻章派系的人馬，當然照辦。
盛宣懷藉著主持電報局的便利，對胡雪巖的資金流向瞭如指掌，又趁胡調度錢莊資金還貸之時，馬上放出風聲，說胡雪巖做生意蝕了老本，阜康錢莊快倒閉了，從而引發擠兌潮。
不過，支持上面這種說法的史料並不足夠。但“權力鬥爭說”很符合人們對於官場生態的想象，也很符合一個單軸權力社會的運行邏輯——權力，既可以將胡雪巖從一個錢莊夥記扶植成富甲天下的鉅商，也可以將胡雪巖從高高的雲端一把拖下來。
如果說胡雪巖是一株大樹，根系深紮在官場的地下，那麼當他的官場根系被權力派系撬松的時候，一場從市場襲來的“颶風”，便足以將他連根拔起。
樹倒猢猻散，牆倒眾人推。
在胡雪巖被擠兌潮搞得焦頭爛額之際，多年前他“侵取西征借款行用補水等十萬六千七百八十兩”的舊帳，也給人抖了出來，戶部建議朝廷下旨追算。
所謂“行用補水”，就是當初胡雪巖幫左宗棠向銀行借款時所產生的應酬費用、交通費用等，是一筆灰色開銷，肯定有一部分流入胡雪巖的私囊。
不過這筆開銷早已經核准後列入西征經費的正項奏銷了，所以左宗棠出面奏請“準免其追繳”。
但慈禧太后還是諭令革除胡雪巖的功名，並清償舊賬。
最後，胡雪巖遣散妻妾，變賣家產還債，連胡慶餘堂也交出去給人抵債，隨後左宗棠逝世，胡雪巖失去了最後的保護傘，又被清廷抄家。
晚清名商——胡雪巖
胡雪巖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後，盛宣懷迅速建立了名為國有、實則由自己把持的產業帝國——山東內河小火輪公司、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蘆漢鐵路、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勘礦總公司、華盛紡織總廠……
到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十二歲的盛宣懷已經掌控了整個大清帝國的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產業，並獲授太常寺少卿官銜（正四品）和專摺奏事權。
但盛宣懷的命運也好不到那裡去，他當上郵傳部尚書後，因謀劃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發四川保路運動，資政院因此要求將他“明正典刑”，最後清廷雖然沒有殺他，只將他革職，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
歷史總是一種很無聊的重複。
李鴻章之後是袁世凱，盛宣懷也就成了昨日黃花，那麼袁世凱又推出了誰呢？他叫周學煕，北洋實業大亨。
周學煕34歲進入袁世凱幕府，是北洋政府的財政操盤手。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周學煕受邀擔任財政總長。
至於後來的蔣介石，就不用多說了吧。
如果要列出一個最有知名度的晚清商人榜單，我認為胡雪巖、盛宣懷與張謇這三位，是可以進入三甲的。胡雪巖（1823—1885）的史料記載並不豐富，但由於小說與電視劇《紅頂商人》的渲染，胡氏之名已經家喻戶曉；盛宣懷（1844—1916）則以“大買辦”的盛名被寫入主流近代史；張謇（1853年—1926年），“狀元實業家”的名號也是響噹噹的。
這三個大商人，都是江浙人，生活的時代也大體上重合，但他們的人生軌跡與商業理念又大異其趣，由此留給歷史與後人的形象與意義自然也各不相同。我們回過頭去打量他們的人生，會發現這三個人恰恰代表了三種不同的商人境界。
胡雪巖像
胡雪巖雖然現在幾乎已成了“紅頂商人”的代名詞，但他在三人之中其實是出身最寒微的，幼年時家貧，以幫人放牛為生，及長，經人推薦，在杭州一家錢莊當學徒。價真貨實的屌絲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義氣，也有賭徒的勇氣，當然，也很有運氣，結識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齡，並挪用錢莊的五百兩銀子資助他晉京。
王有齡後來官至浙江巡撫，在他照顧下，胡雪巖也從錢莊學徒變成錢莊老闆，不但其錢莊分號“幾遍各行省”，還涉足生絲、茶葉貿易，“與外洋互市”，賺了個盆滿缽溢。王有齡還給胡保薦了一個知縣的頭銜，這就是“紅頂商人”一說的原由。
王有齡死後，胡雪巖因為適時地給接任浙江巡撫的左宗棠送上十萬石軍糧，又得到左的青睞與庇護，後來經左宗棠保舉，獲布政使官銜，加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一時風頭無兩。但胡雪巖的確切身份，應該說還是一名“民營企業家”，只是在晚清那個社會，經商離不開權力的眷顧，所以需要捐頂官帽子，這樣才可以更方便地搭建官場人脈。
真正的“紅頂商人”其實非盛宣懷莫屬。盛宣懷出生於官宦世家，辦理洋務出身。當胡雪巖在金融市場與生絲貿易市場呼風喚雨的時候，盛宣懷則在李鴻章的權力羽翼下，參與組建輪船招商局，並任招商局會辦（相當於副總經理）；主持辦理湖北煤鐵礦務；創辦天津電報局，並任電報局總辦（相當於公司總經理）。到光緒二十二年，五十二歲的盛宣懷已經掌控了整個大清帝國的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產業，並獲授太常寺少卿官銜（正四品）和專摺奏事權。
盛宣懷像
如果說胡雪巖是一名有著官員虛銜的私營企業主，盛宣懷便是“官辦”企業、“官督商辦”企業的官方代理人。盛宣懷之志，也不是當一名純粹的商人，而是做官，做大官。後來他經四處活動，上下打點，花了一大筆賄金，終於當上郵傳部尚書。
但若論出身，張謇比胡雪巖與盛宣懷都“正”，他是甲午年恩科考試的狀元，當過清貴的翰林院修撰；若論人脈，張氏也不差於胡盛二人，帝師翁同龢是他的恩師，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等官場大佬都與他有交情，江蘇巡撫程德全更是跟他過從甚密。但張謇卻無意於官場，而是選擇“下海”辦理實業，走上經商之路。
在辦實業的過程中，也應該承認，張謇的官場人脈必定為他帶來了不言自明的便利，然而，張謇顯然比胡雪巖、盛宣懷更有商人的身份自覺與獨立訴求，他願意運用他的人脈資源，但那是用來為商人階層謀取更獨立的地位、更大的權利和更多的利益。他創辦大生紗廠時，原本打算完全商辦，但由於勸股受挫，“入股者僅畸零小數”，不得以，只好引入官股，但股東們又對“官商合辦”疑慮重重，張謇告訴他們：“官有干涉，謇獨當之，必不苦商。”果然，因為有張謇在，紗廠“名雖為官商合辦，一切廠務官中並未參與”。張謇也是最早提出設立商會的倡議者之一，因為他認為官應還權於商，希望以商會分官府之權。
張謇像
而在胡雪巖與盛宣懷身上，我們看不到商人的獨立性，我們只看到商人對官場的臣服與逢迎、權力對商業的睥睨和干預。胡雪巖的發跡，是因為先後結交到封疆大吏王有齡與左宗棠，得到權力的眷顧；而盛宣懷長袖善舞的本事，大概胡雪巖也要自嘆不如：每創辦一個洋務企業，盛氏“皆有虛股若干以饋鴻章，故鴻章倚之若左右手”；又通過天津商人王某穿針引線，結納權監李蓮英，自稱為“門下弟子”，“蓮英喜過望”，多次在慈禧面前稱讚盛宣懷忠心耿耿。
然而，當商人將自己的命運跟官場權力緊緊捆綁在一起時，固然可以收割權力的超級紅利，但他們的未來是不確定的，因為一旦官場重新洗牌，他們的路也就到頭了。
根據高陽《紅頂商人胡雪巖》、曾仕強《胡雪巖的啟示》的說法，李鴻章為了鬥倒左宗棠，授意盛宣懷先搞垮作為左系人馬的胡雪巖，盛於是通過製造擠兌風潮，致使胡家的錢莊相繼破產，進而整個胡氏商業帝國在雪崩效應下完全崩潰，在左宗棠去世後，還被朝廷抄了家。
盛宣懷的命運也好不到那裡去，他當上郵傳部尚書後，因謀劃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引發四川保路運動，資政院因此要求將他“明正典刑”，最後清廷雖然沒有殺他，只將他革職，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
站在晚清這個“歷史的拐彎處”，胡雪巖與盛宣懷顯然只是隨波逐流者。張謇跟他們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具有胡、盛並不具備的社會關懷與政治自覺。
也所以，我們看到，胡與盛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只能停留在慈善捐獻的層次，張謇則自覺地致力於推動彼時國家的經濟自由、社會自治與憲政轉型。
張謇不會標榜“我的錢就是國家的錢”，但他從實業賺來的利潤都投入於教育、慈善、公益，二十多年來，他的公益捐獻“凡二百五十七八萬，仍負債六十萬有奇”；他也不會躲於租界抨擊別人“不愛國”，而是實實在在經營家鄉南通的自治，“對於政府官廳無一金之求助”；在清末轟轟烈烈的國家立憲運動中，張謇也是一名積極的推動者與參與者。
同樣都是晚清的商人，但張謇的境界是胡雪巖與盛宣懷難以企及的。毫無疑問，時代需要的不是胡雪巖與盛宣懷，而是張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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