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青銅器，位於蜀地的三星堆青銅面具留下萬千迷案……引得無數專家學者前赴後繼去追尋。顯然，古蜀的神秘不止因為三星堆。
從戰國至西漢，西南有巴、蜀、滇、夜郎、西甌、駱越等獨立於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國。司馬遷《史記》中曾言“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後雲“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留下種種謎團。
而青銅器，則成為這些輝煌歷史的記憶再現。尤其是西南之青銅本就獨樹一幟。成都平原更是西南地區青銅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年代前後緊密銜接自然是不可忽略的亮點。今天，我們的故事就從象徵尊貴身份的西南青銅器開始講起。
▲“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開幕之夜
西南各地因地理環境，飲食習慣各有不同。那麼，參加一場近三千年前的史記中的西南王公貴族中的宴席到底是什麼樣呢?9月29日，2018年度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代表性原創展覽“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亮相。以“盛筵”為名，相關負責人做出字面的解析：盛筵可以理解為盛宴，盛宴關注點在“人”，而盛筵更注重 “物”。此次展覽焦點的“物”即為青銅器，據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館長介紹：“此次展覽實屬精中選精，西南五省13家博物館拿出各家最有代表性的30件青銅重器。”
據主辦方介紹，“盛筵”展從禮樂、飲食方面揭秘了古時西南王者盛筵中的相關器件，集中展出了202件/套文物，以西南地區商周至西漢時期青銅器為主。其中一級文物就有79件/套，二級文物53件/套，三級文物38件/套。本次展覽品來自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貴州省博物館、四川博物院、雲南省博物館、成都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等文博機構，可謂博物館的藝術盛宴。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館長程武彥接受媒體採訪
“展覽中，西南青銅器的禮樂飲食文化差異性多於共性，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是神性，第二是生活性。”三峽博物館館長程武彥對本次展覽以“盛筵”為名的青銅展自然而言是展現西南地區青銅時代上層社會的繁盛之景，但並非止於一場絢麗的視覺活動，貫穿於展覽背後的文化脈絡是支撐本次展覽的重要部分，博物館的敘事方式絕對不可以等同於學校般的說教，“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展覽實際上為觀眾展現的是一個“解密”的過程。
歷史總是伴隨著謎團，一樁樁未知的事件勾起我們對歷史的嚮往。展覽為我們還原了當下對西南地區青銅時代的理解脈絡。“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的古蜀國曆史謎團也由此解開。三星堆遺址將古蜀文明向前推進了2000多年，使人們確認了古蜀歷史的源頭和古蜀國的中心，從這裡開始，西南青銅盛筵自此拉開了序幕。
▲“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
“1200平米的展館，不用輾轉西南各地，便可穿梭於時空的長廊，踏上解謎西南地區歷史進程的文化之旅，感受從“蠻夷之地”到絢爛多彩的古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百越文化 的藝術盛宴。”策展人彭學斌在展覽現場對雅昌藝術網如是說。 “本次展覽是對這五個地區文化的揭秘，展覽一般的情況下是把真相如實的告訴給觀眾，是根據現有的成果給觀眾進行個交代，但是也並不能因為某個研究問題未解決，我們就這個展覽就不做，對於‘盛筵’這個展覽它目前研究存在的問題原封原樣的展示給了觀眾，並且展示了當下最新的研究進展，給觀眾們提供一個真實的視角……”
▲“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
何謂“盛筵”?彭學斌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國王召集一個大型筵席，然後在這場盛宴中所有涉及到的青銅器，幾乎都可以在本次展覽中找尋到蹤跡，在實際上這場展覽就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王之盛筵’的重現。
古蜀國：盛筵大幕中的“神”
既然為“盛筵”，參加者自然是身份地位顯赫尊貴的上層貴族，而金面罩無疑是這場“盛筵”之中的“主角兒”作為三星堆文化時期權力的重要象徵之一，根據一些學者的調查，認為它很可能是在祭祀中作為法器使用。古蜀人將金作為尊貴的象徵，他們信奉神，信奉祭祀，信奉太陽，故此不難推測，以金箔覆蓋面容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的原型就是那些特殊而尊貴的人，不僅掌握著生殺大權，還有著與神靈溝通的能力的“王”。
▲戴金面罩同人頭像，商代，三星堆遺址出土，高41 長19 寬17.3cm，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藏
金沙遺址是古蜀國文明的第二個時期，作為古蜀國商周時期的“C位地區”——金沙盛筵，我們能聽到淳厚悠揚的銅鈴樂聲作伴。
“
銅鈴”這種青銅樂器在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均有出土，在本次“盛筵”展覽中也同樣出現了形制類似、大小不均的“銅鈴”，在三星堆及金沙時期，人們大多是在祭祀場合才能享受如此旋律。伴著莊嚴悠揚的樂聲，佩戴著大金面具的大祭祀將在眾人注視下進行一系列的祭祀活動。無論是太陽神鳥金箔、金蛙形器還是神樹上的青銅鳥都在此盛筵中亮相。
▲銅鳥，商代，三星堆遺址出土，高27.7 厚6.8 寬15.4cm，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藏
▲金蛙形器，晚商至西周，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長6.9 寬6 厚0.05cm，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不管三星堆和金沙也好，他們都是一種神權社會代表，對於神靈的這種崇拜和歧視，實際上它表現的風格是十分濃郁。
鳥作為古蜀國重要的象徵，被認為是溝通天地的使者，相傳，古蜀望帝杜宇因宰相開明治水有功，便將帝位禪讓於開明。後來，杜宇歸隱西山，死後其魂魄化為杜鵑鳥，但他仍不忘蜀國的子民，每逢三月開春時節，便在空中連啼“民貴呀”，催民耕作，直至口角流血。血滴在地上化為一朵朵鮮豔的杜鵑花，留下了“杜鵑啼血”的悽美故事。
▲銅鳥，晚商至西周，成都金沙遺址出土，長6.1 寬6 厚1.5cm，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在祭祀中，除了青銅鳥，還有這一件在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鏤空的地方分別為四隻神鳥和太陽，即“四鳥繞日”。古蜀人崇尚“鳥”的圖騰，除了崇拜鳥能靠近太陽以外，他們還靠著鳥觀象授時來為農業服務，這十二道旋渦狀光芒像火苗也像象牙，或許也蘊藏著一年十二個月和春夏秋冬四季。
▲商周太陽神鳥金飾，商代，成都金沙遺址出土，外徑12.5 內徑5.29 厚0.02cm，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隨著歷史進程的不斷推進，古蜀國已經慢慢不再是完全獨立的個體，他們與中原開始有了聯繫。開明王朝則成為了古蜀國最後一個王朝，大約在中原地區的春秋戰國時期，蜀地出土的青銅發生了變化，它們吸收了中原文化、楚文化、秦文化……逐漸從原本的形制中脫離、進化。此時的筵席已不再是宗教祭祀的依託，這一點，“水陸攻戰宴樂紋銅壺”是最好的見證。
古蜀王族：平原上的禮樂宴會
“水陸攻戰宴樂紋銅壺”作為四川博物院的“鎮館之寶”出土於成都百花潭，為何是寶呢?若有人想要知道戰國時期的蜀地生活，只需看此一瓶就已足夠。
▲水陸攻戰宴樂紋銅壺，戰國，成都百花潭出土，口徑13.2 高40.3cm，四川博物館藏
“水陸攻戰紋銅壺”包羅了當時人們的生活萬象，壺身紋飾全面反映了戰國時期的生產、生活、軍事狀況。尤以第二層的宴樂圖為代表，真實再現了2000年前貴族階層的盛大宴享場景。同時也說明古蜀文化已經受到了中原時期影響，在三星堆及金沙時期，所出土的青銅器多為面具、人像或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到如今已經有了禮樂用品，這件器物也是古蜀與中原相互聯繫的見證之物。
▲水陸攻戰宴樂紋銅壺 局部
▲水陸攻戰宴樂紋銅壺 紋路圖解
整個畫面分為豐富的四層，從上至下分別為：習射和採桑;宴樂戰舞和弋射、習射;水陸攻戰;狩獵和雙獸桃形圖案。記者在現場還看到了一塊長5米、寬3米的超大屏幕。“這是特地設置的體感互動區域，讓市民通過體驗來了解四川博物院的鎮館之寶‘水陸攻戰紋銅壺’。”展覽製作負責人馬捷透露，觀眾可以在體驗區域控制“水陸攻戰紋銅壺”壺身上的人物動作，比如打扇的侍女、敲鐘的舞姬等，讓壺身上的紋飾“活”起來，感受2000年前貴族階層的盛大宴享場景。
▲水陸攻戰宴樂紋銅壺 局部
宴會上主人坐在高臺上，面前有專門的舞女表演“武舞”，後方則是編鐘樂器的演奏團隊，賓客舉杯向坐於廳中的主人敬酒、道賀。“鐘鳴鼎食”描繪的商周貴族生活的大概便是如此。
在蜀地的宴會上射禮是一種重要的社交禮儀，射箭者站在亭子裡，懸空張開布質的箭靶，賓主按照禮儀要求，向箭靶射箭，旁邊有專人負責報靶，其他人在亭外圍觀。我們在瓶身二層可見有人拉弓射飛鳥，這叫做“弋射”：大家使用綁了細繩繳的箭，射向鳥群，一旦射中，便通過收回繩子以獲取獵物。想要參加這樣的活動一定要記住一個準則：弋不射宿，就是不可射停在樹上的鳥兒。
由此可見，穿越到此時的筵席上無論是喝酒、奏樂、跳舞還是狩獵都可作為娛樂項目。
如此盛大的宴會上自然少不了精美的食器。
同樣出土於成都的戰國時期的“
卲之飤鼎”，是古蜀王朝盛筵之上精美食器的代表。那為什麼這個鼎要被稱為“卲之飤鼎”呢?
▲“開明王蜀，禮樂尚楚”單元展品 銅鼎
這是由於此件文物在發掘時發現蓋內鑄銘文“卲之飤鼎”。雙耳上有三角雷紋，下為圈弦紋，腹部為兩圈鳳紋，三象鼻形足。蓋頂略凸，中為一龍形紐套環，環上飾斜線紋和三角雷紋。蓋上有兩圈三角雷紋，將鼎蓋紋飾分為內、中、外三層。外層鼎立三牛形鈕，中層飾鳳紋，內層飾三角雷紋、索紋及弧線連鉤紋。整體器物鑄造十分精美，也體現出其明顯的楚式風格了。
本次“盛筵”展覽對每個單元的展品做了限制，這就使得每一件展品都是精益求精的，每一件展品的展出都有它獨特的意義，所以對於三星堆到金沙村，古蜀國的文明對於我們而言仍然有太多的謎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青銅器之中窺視一二古蜀國上層盛筵之中的些許剪影。
巴國王族：山水而居，食器一物多用的節儉美學
其中，“巴都濱江，俎豆用享”展現了古巴王國的發展歷程。戰國時期，巴國主要活動區域位於今重慶一帶。在楚、秦、蜀諸強環伺下，巴國曾數次遷移都城，均位於長江或其支流嘉陵江沿岸。
《華陽國志》有載，巴國極盛時期的疆域：“東至魚腹(重慶奉節)，西至僰道(四川宜賓)，北接漢中(陝西漢中)，南及黔涪(烏江流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
秉承著西南地區一貫安逸閒適的風韻，特殊的地理環境產生了獨特的青銅文化，本次“盛筵”之中，展示了巴人上層社會的筵席風貌，俎、豆、壺為基本禮器，炊器又以釜、鍪為主。區別於中原地區青銅文化，巴國青銅器帶有濃郁的民俗特色。
本次展覽中對巴國青銅器分類的單元以“巴都濱江，俎豆用享”為名，在展覽單元名中佔有一席之地的俎豆夾組合同樣也是巴國文化中重要的部分。組合是巴國上層社會宴享、祭祀時最核心的食器，是最高等級權貴使用的重要禮器。
▲俎豆夾組合，戰國，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俎豆夾組合”出土於涪陵小田溪墓地，是一套用於祭祀、宴享的器物組合。青銅時代，俎的用途廣泛是可以直接載牲的盛食器，同時也是可以盛放各類物品的承託器，而豆，在青銅文化中的亮相次數不勝枚舉，主要盛放肉醬、醃菜一類食物。俎豆夾組合一物多用，讓人們感受到巴國上層社會讓人意外的“節儉”之處。
▲俎豆夾組合 俎部分，盤徑35.2 足徑28 高42cm
在俎豆夾組合出土之時，銅豆中存有疑似醃菜的植物殘留，更加佐證了本器物組合的實用價值。是巴國上層社會宴飲盛會之中的常客，也更顯出巴國文化中的民俗風味。但是本件俎豆夾組合中，豆有八件，根據《禮記》記載漢代的禮儀規定“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八件之器為上大夫等級，但是經學者研究，巴國地處偏遠相對國力較弱，所以用的上八件豆器的應該也已經是上大夫之上的上層人士。
▲俎豆夾組合 豆、夾部分，豆：口徑13.8 足徑6.6 高7.4cm，夾：長13 寬1.6cm
春秋後期因伐楚失敗，巴國被迫遷徙，巴國已成為遙遠的代名詞《墨子•兼愛下》所載：“君大夫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不可知也。”可知當時，在中原諸侯眼中遠赴巴國便為畏途，出使的使者也不能隨時保持聯絡。巴國隨舉國遷徙卻也偏安一隅，戰國時期重新崛起，與蜀國、楚國交戰，再到後期被秦朝併入版圖，時代更迭，巴國的青銅器中帶有了明顯的楚地、中原、蜀等地區風格。
▲嵌綠松石鳥形尊，戰國，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長28 寬16.8 高29cm，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嵌綠松石鳥形尊”，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整體呈現鳥形、魚嘴、鷹喙鼻、獸耳、鳳冠、鴿身、鴨腳。通體覆蓋精細羽毛紋路，在羽紋上有規律的鑲嵌綠松石，帶有中原文化的特徵，並融合當地風情，大有發揚光大之感。
▲嵌綠松石鳥形尊 側面
▲嵌綠松石鳥形尊 底部
本次“盛筵”展覽之中，鳥形紋樣數量不少，與上文所提及的對“神鳥”形象的崇拜息息相關。但本件鳥形尊卻更添詼諧，以“四不像”的狀態呈現在觀眾眼前。而這詼諧的器物也確確實實是一尊酒器，是巴國上層人士筵席的“座上賓”，我們不難想象在一席規格極高的宴會之中，嵌綠松石鳥形尊的出現盡顯巴人豐富的想象力，酒，是盛大宴會的主角，故而酒器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巴人在酒器上費盡心思，陰陽線刻，錯金銀工藝……巴人對這場盛筵的重視彷彿從側面印證了巴人對生活的熱愛。
從巴國酒器這複雜的形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戰國時期巴國重新崛起，與楚國聯姻，與中原交流所帶來的文化融合，為巴國的青銅器帶來影響，但在形制上仍保有本國風格。
巴國青銅器，受到楚地中原的文化影響，卻因地域偏遠未被完全同化，自身的民俗特色鮮明，或許我們無從考察歷史上巴人的生活細節，但是通過這些默不作聲卻又富有故事的器物中，可以感受到巴人對生活的熱愛，民以食為天，在這些曾經活躍在巴人盛筵之上的器物中窺視一二那段伴隨著衝突卻又獨立絢爛的屬於巴國的民俗風情。
滇國王族的笙歌燕舞
滇國，是史記中所提及的“西南夷”諸國中僅次於夜郎的大國，是西南寶藏之地，滇國青銅文化晚熟早夭，既是雲貴地區青銅器文化的傑出代表，同時又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從整個亞洲的地理環境來看，青銅時代的滇國是當時亞洲文化交流的樞紐之一。
整個單元中，滇文化所展出的展品，紋樣多以牛、虎、孔雀、狩獵、舞蹈等為主，較少出現龍鳳饕餮等中原青銅器文化中所常有的形象，並且紋樣多偏於現實，在受到了多方位的文化傳播之後，仍然保持著自身的文化特色，我們不難揣測滇王朝的文化繁盛與文化自信。
上文所述水陸攻戰宴樂紋銅壺，人物形象在青銅時期諸國器物中並不少見，但滇國的人物形象卻更加生動，人物動作上更加誇張且富有戲劇性。
▲疊鼓形狩獵場面貯貝器，西漢，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高65 蓋徑29 底徑48cm，雲南省博物館藏
“疊鼓形狩獵場面貯貝器”，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由兩鼓疊鑄而成，上鼓鑄四臥鹿，下鼓鑄四臥牛，器蓋上鑄立體狩獵場面，其中一人筒體鎏金，疑似主人形象。器身整體遍佈陰線刻紋飾圖案，圖案包括犀鳥、獵人狩獵、飛鳳、虎牛相鬥等圖案。器蓋上的狩獵場景，極富動感，極易與滇國所處的地理環境聯繫起來，雲南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滇國與周邊的巴蜀文化、夜郎文化、鉤町文化、粵文化以及泰國越南等地有著豐富的交流，民族風情也十分濃郁。
▲環紋貨貝，西漢，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長1.5 寬1 高0.7cm，雲南省博物館藏
而貯貝器中所盛放的貝殼，本身有作為貨幣流通的歷史，策展人彭學斌採訪中提到：“這種海貝，實際上就是印度洋的產品就是從印度洋運過來的。”滇國並不臨海，但所貯貝器以及環紋貨貝的出土印證了其擁有豐富且多元的文化交流歷史。並且，上文所提到的牛的形象，在“疊鼓形狩獵場面貯貝器”的下鼓部分有所描繪，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印度牛的形象，這個跟我們中國的這種黃牛水牛不一樣，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表現，雖然此時未打通南方絲綢之路，但多方的文化交流已經初見端倪。
▲疊鼓形狩獵場面 底部
▲西漢 四牛鎏金騎士貯貝器頂部
環紋貨貝被滇國貴族“金屋藏嬌”般的貯藏，疊鼓形狩獵場面貯貝器的紋飾以風俗民情為主，人物形象活潑生動，動物的描繪亦趨於寫實，是西南青銅文化迥異於中原文化的特點。
貯貝器的功效類似於現代意義上的“保險箱”，這件疊鼓形狩獵場面貯貝器，器身被鑄成雙鼓相疊，以樂器形制用以鑄造貯貝器，器蓋描繪場景中人物與動物的形象均富有動感，本件器皿雖不是筵席上所用之物，卻通體反映出了滇人“尚舞”“尚樂”的蛛絲馬跡。
視角回到筵席之上，出土於雲南昭通桂家院子的“孔雀蓋提樑銅壺”是一件漢代器物融合了滇文化的多元文化融合產物，蓋頂立一開屏孔雀，肩上有對稱雙環，鎖鏈龍形提樑。
▲孔雀蓋提樑銅壺，東漢，雲南昭通桂家院子出土，高43 腹徑27cm，雲南省博物館藏
作為酒器，孔雀蓋提樑銅壺底的形制十分精巧，提樑部分的也鑄龍形圖案以彰顯其貴氣，孔雀立於器物最高處，龍紋盤踞提樑，看得出鑄造者對於酒器的精心設計。
▲孔雀蓋提樑銅壺 局部
孔雀的形式是雲貴地區獨特地域所帶來的圖案信息，孔雀鳥形與巴文化的鳥形尊稍顯不同，頭部比例較大，但總體呈現寫實風貌。與提鏈中龍形紋樣搭配讓人不禁遐想，滇文化中的孔雀紋飾有代替其他文化中鳳鳥的形象的可能。孔雀的形制更顯優雅華貴，與巴人的“詼諧趣味”不同，滇人華麗優雅的審美趣味在這些筵席器物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孔雀蓋提樑銅壺 頂部
本次展覽之中除了大量食器、酒器、樂器等與筵席息息相關的器物之外，各類銅飾釦的展出也是其差別於其他地域的特徵之一。銅飾釦雖並非筵席所用器物，但佩戴之人卻是這滇國筵席的主角兒。
鎏金二人盤舞銅飾釦，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本次“盛筵”展覽之中，滇國單元所展出的銅釦飾非常多，此件銅飾釦中二人服飾相同，高鼻深目，腰間束帶，佩劍掛於右肩。二人口微張，並且各持一盤，腳步微屈，作邊歌邊舞狀。下有一蛇，口咬前人右足，尾繞後人左足，動感強烈。人物托盤而舞，所描繪的正是一片歌舞昇平。同時展出滇國銅飾釦種類繁多，且精緻細膩，大多與鎏金二人盤舞銅飾釦相似，動感十足。是對當時民俗風貌的展現，在側面反映出了滇國文化的繁榮，盤舞為漢代舞蹈，這也承接上文所提滇文化的晚熟早衰，晚熟，是滇國的青銅文化鼎盛之期，中原地區已然進入鐵器時代。早衰，滇文化青銅時期並未持續很久，便受到了漢文化的同化。
▲鎏金二人盤舞銅釦飾，西漢，晉寧石寨山墓地出土
在盛大的筵席之中，銅飾釦雖並非直接參與其中，但卻依附於這宴會的主角，見證著滇國這一場又一場的盛會，細枝末節中記錄著當時滇國筵席上的熱鬧非凡。
史記中所記載：“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於我大?’即夜郎侯亦然。莫能通身毒國也……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王受印、滇小邑，最寵焉。”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滇國隨小卻佔據著重要的位置，讓人無法將目光移開。
“漢孰於我大”或許聽起來有幾絲狂妄，但不難從中揣摩出作為文化交流要道的滇國對本國文化的自信，從側面也印證了古滇國的繁盛，我們今時今日以無從窺視當日繁華之景，唯有這件件青銅器將這份繁華盛筵帶到我們眼前。
大國探秘：夜郎王族用食器“套頭”下葬
夜郎國文明相比在西南五省區裡面是比較薄弱的一環，因為其目前沒有發現高等級墓葬，所以本次“盛筵”展覽標題將夜郎國單元命名為：“夜郎探秘”。
據記載，夜郎是戰國秦漢時期活躍在雲貴高原東側的一個重要地方王國，在西南地區(即史書記載的西南夷)佔有一足之地。西南夷包含今天的川、渝、滇、黔、桂五省區市以及西藏。戰國至西漢時期，這裡分佈有巴、蜀、滇、夜郎、西甌、駱越等獨立於中原王朝的部族或王國。夜郎文明在這場“盛筵”之中所扮演的是一個相對神秘的角色，對於這個文明，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探索的故事。
▲夜郎探秘，釜蹤鼓跡
對於夜郎國我們所熟知的便是“夜郎自大”的故事，但這其實是誤傳，誠如上文所述最早《史記》中所記載的，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於我大?”這樣的言論最早便是滇王所說，而後來卻變成了夜郎自大的成語，讓人不禁想要為夜郎王“喊冤”，真正“自大”之人其實是滇王，而非夜郎。策展人
彭學斌表示夜郎單元就此設置為夜郎“正名”的影像視頻。在這個神秘王朝的筵席之上，首先吸引我們實現的：肩腹部裝飾的立虎昂首向上、威風凜凜，讓人感到王權的尊嚴……收藏於貴州省博物館的“飾虎銅釜”在展覽中亮相。飾虎銅釜是貴州夜郎文化的代表性器物。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件出土於貴州省赫章縣可樂墓地的青銅器，出土時竟套在死者頭部。這種形式的墓葬叫作“套頭葬”，是夜郎文化特有的葬俗。
這件飾虎銅釜出土於貴州省赫章縣可樂墓地，器型規整，紋飾精美，鑄造工藝精良，器壁光滑勻稱，體量碩大，出土時套於死者頭部，器外壁佈滿煙炱痕跡，顯然生前用作實用器。該器圓口，折沿，斜肩，鼓腹、圜底。釜腹上部對稱縱向置兩隻辮索紋環形大耳，耳上飾辮索紋6組12道。另在肩腹部對稱飾一對立虎，虎昂首向上，尾巴上卷，呲牙長嘯，威風凜凜。二虎虎身飾斑紋，頭後部飾一組捲雲紋，頸部各飾有一條項圈，項圈前半部刻一系帶類紋飾，後半部刻六個小方格，每個方格內刻一貝紋。虎頸項圈表明虎為人所控制，進而表明了器主對自然界的超凡控制能力。通過將立虎神化，器主的權力與威勢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因此，這件飾虎銅釜，彰顯了器主尊貴的地位與極大的權勢。
▲飾虎銅釜，戰國末至西漢前，赫章可樂M274出土，口徑44 腹徑49 高32.8cm，貴州省博物館藏
▲飾虎銅釜 局部
關於套頭葬的文化內涵目前還眾說紛紜，它像以“夜郎探秘”為名的展覽單元一樣撲朔迷離，有待進一步發掘和研究。據瞭解，黔西北的赫章可樂墓地、黔西南的普安銅鼓山遺址、滇東北的昭通營盤村墓地等，都曾發現過一些重要的青銅時代墓地和遺址。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等在《西南夷青銅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夜郎文化發現了眾多散佈的遺址，與《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君長以什數”的記載相吻合。
由於夜郎本身並沒有文字，記載夜郎的文獻相當簡略，我們所能夠了解到故事並不多，作為本次“盛筵”之上的“神秘客”，與其他西南諸國的文化多有交融，所使用的食器、酒器、樂器等也與西南諸國其他文化多有相似，“夜郎探秘”，夜郎國有諸多的謎題等著後世發掘，笙歌宴飲，觥籌交錯，這些夜郎王朝筵席之景將會伴隨著這一件件青銅器逐漸展現在我們面前。
和鳴鐘鼓，精明的百越王族
百越又稱為百越族，是居於現今中國南方和古代越人有關之各個不同族群的總稱。《過秦論》“南取百越之地”，在此廣大區域內，實際上存在眾多的部、族，各有種姓，故不同地區的土著又各有異名，或稱“吳越”(蘇南浙北一帶)、或稱“閩越”(福建一帶)、或稱“揚越”(江西湖南一帶)、或稱“南越”(廣東一帶)、或稱“西甌”(廣西一帶)、或稱“駱越”(越南北部和廣西南部一帶)，等等。因此，“越”又稱被稱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
羊角鈕鍾是戰國至西漢流行於嶺南地區的一種民族打擊樂器。廣西的浦北縣、容縣、貴港市、西林縣、柳州市、恭城瑤族自治縣都有發現，有的成組出現。同一組的羊角鈕鍾往往形體大小有差，音頻高低有別，可以成組演奏，也可以與銅鼓和其他樂器伴奏。
▲羊角鈕鍾，西漢，西林縣普馱糧站出土，高27 口徑17.5-12.3cm，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銅鼓是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傳統禮樂器和權力重器。廣西是蘊藏古代銅鼓數量最多、品類最齊全的地區。廣西最早的銅鼓出土于田東縣林逢鄉和同村大嶺坡春秋晚期墓和祥周鄉聯福村南哈坡戰國早期墓。這種銅鼓鼓面小，鼓胸外凸，鼓腰極度收束，鼓足短矮，足沿外撇，鼓耳細小，紋飾簡樸，顯得原始粗獷。“我的理解是嶺南人的精明有2000年的歷史，此單元的青銅器上都標註了器物的容量和重量(銘文)。有些器具在別的地方它能夠裝4200毫升，衍生發展到了嶺南，依照容量測只能裝4100毫升，到我們這次搞文物普查廣西博物館又測容量，檢測只能裝4000毫升。以及羊角鈕鍾都會有具體的重量標識，是有世代傳承的。我覺得一方面是誠信經驗的體現，另外一方面也體現廣西人喜歡做標準化計量，斤兩到底有多少?不像西南其他地區比較粗礦，反正做出來就做出來，不會有重量刻度的標識。”彭學斌 對雅昌藝術網說。
無論是羊角鈕鍾或是銅鼓都是百越文化中樂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百越民族上層人士筵席中的常見器物。既有樂器，筵席中的食器與酒器自然必不可少。
▲羽人划船紋櫛紋銅鼓，西漢，貴縣羅泊灣一號墓出土，高22.4 面經29.3 足徑37cm，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銅桶是嶺南土著文化極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收藏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的“勾連雷紋銅桶”體型敦厚，被戲稱為“水桶”，吸引了不少觀眾的目光。這件青銅器出土於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1號墓，其形制和如今生活中常見的水桶相似，它也是用來盛放液體的。
廣州龍生崗43號東漢墓出土了一件仿銅桶而制的陶桶，其中有近半桶高粱，桶蓋裡的文字“藏酒十石，令興壽至三百歲”表明這是一件藏酒器。因此，專家推測“勾連雷紋銅桶”是南越國高級貴族用於宴飲的藏酒、釀酒之器，也可作盛儲器。
▲勾連雷紋銅桶，西漢，高36 口徑34 底徑30.2，廣西壯族自治區去博物館藏
百越文化中的青銅器上面很多都記載了它的銘文和重量，就是容量和重量，比如“『布、析』紋銅鼎”，這件銅鼎同樣出土於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1號墓，是為炊器、漢式鼎。鼎蓋及腹壁刻“布”、“析”、“析二斗一升”、“二斗大半升”銘文。其中“布”是“布山”的省文，在今貴港，而“析”在今日河南西峽縣，“二斗一升”則是他的容量。這件鼎器充分顯現了漢文化對於百越文化的影響。
▲『布、析』紋銅鼎，西漢，貴縣羅泊灣一號墓出土，高20.4 口徑18cm，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西漢中期以後，以合浦縣、貴港市為中心，新出現一種鏨刻工藝，在案、盤、盒、樽、魁、壺、高足杯等薄胎銅器表面，鏨刻精細的鋸齒紋、菱形紋、羽毛紋、織錦紋等圖案花紋，間有龍、鳳、異獸、魚、蟲等動物紋樣，繁縟富麗，鏨刻花紋器具雖在其他地區也有發現，但嶺南地區出現的更早，流行時間更長，數量種類也是最多的，因此，桂東南地區極有可能是漢代鏨刻花紋銅器的製作中心與主要產地。
百越之屬，和鳴中古，百越文化，在其獨特的民族特色基礎之上，融匯了中原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的元素，“和”多重文化精髓，“鳴”青銅盛筵的繁華盛世。
“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展覽，是西南聯盟各個博物館為觀眾們籌備從的一場盛筵，由於地理景觀異質性強，民族風俗的差異性大，在徹底融入漢代中原文明之前，西南諸國形成了各自燦爛的文化文明，在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獨樹一幟，而本次展覽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將這段歷史呈現給大家，以一場盛大的“王之筵席”為主體，將那段神秘的歷史，展現給觀眾。
“盛筵”之中從“三星伴月，金沙流彩”開始追述西南諸國文明起源，再從“開明王蜀，禮樂尚楚”、“巴都濱江，俎豆用享”、“滇王受印，笙歌宴舞”、“夜郎探秘，釜蹤鼓跡”、“百越之屬，和鳴鐘鼓”五個單元呈現多元文明盛況，最後“中華一統，絲路延綿”展現我國文化交融和合之境，一場盛大的歷史筵席就呈現在觀眾面前，然我們得以穿越千年感受歷史的魅力，與西南的王族們一起共享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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