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危機是十年一輪迴，那麼2018年輪迴的結果就正好砸中了“90後”的腦瓜子之上，特別是最早那一批率先步入中產的“90後”，我們稱他們為“新中產”。
在談論這群被砸得“非常痛”的90後新中產之前，我們先談談“中產”的定義。
我認為“中產”並不是簡單指財富、地位、身份，而是指的一種消費態度，即更加註重細節、質量、品味、創意、個性文化。“消費態度”之所以可以作為一個界定中產的指標，是因為一個人的消費態度更容易體現出他手上資金的可支配程度，例如剝除貸款、租房等固定支出之後，在“吃喝玩樂”上的消費程度和態度。
簡單概括中產的消費行為就是：他們需要買好的，但又不是最好；買貴的，但又不是太貴。我們姑且就在這個“中產”標準下，加入一個“年齡段”作為區分，那麼尋找符合“90後”年齡特徵的“新中產”就更容易被了。
至於為什麼要選擇“新中產”來談“焦慮”呢？
儘管“90後”已經步入了需要把“防脫髮”從話題的層面提到操作的層面的年紀，但這顯然不是他們唯一要面對的“焦慮”問題。我認為“焦慮”一詞，本不應該在這群率先步入中產的“90後”群體——他們比同年齡人走得更遠更快收入更高，本應該成為國家和社會發展中流砥柱的他們，為何反而更快地陷入了“焦慮”之中？
看到這裡，你一定會說是“房價”讓他們焦慮吧，但答案真的這樣簡單直接嗎？
為此，我選擇了幾位稅後年收入在“30萬+”的“90後”了進行採訪。
人物一：謝菲菲，89年，北京的某大型基金產品經理，稅後年收30+
“我現在真的非常焦慮。”一杯啤酒下肚之後的謝菲菲說起了她所“焦慮”的事情。最近，謝菲菲跟拍拖三年多的男友登記了，但她並不想操辦什麼的婚禮。原因就是想“省點錢”。讀金融出身的謝菲菲善於計算各項生活成本，而結婚的成本被她歸類“無必要的開銷”。
當我以為謝菲菲是因為“婚姻”而焦慮的時候，她說了“辭職”的想法。
“從到北京讀大學計算器，到現在已經在這裡10年了，但我始終感覺不到‘歸屬感’。先不說北京的戶口我是否能拿到，那擋在眼前的房價就已經讓我絕望了。”謝菲菲說，“現在回老家，無論是孃家還是婆家，都在追問我們關於房子的事情，好像我們的未來除了房子，無論做什麼都不值得家人認可了。”
如果不是聽她親口說這話，我很難象出來，以當年市裡的文科高考狀元身份考入北京知名大學金融專業的她，說出了在北京找不到“歸屬”的話。在我們的眼中，謝菲菲就是那種一路以學霸身份走來，在她的字典裡沒有不曾有“放棄”二字，更不會說出這樣消極的話。
89年出生的謝菲菲今年29歲，按照計劃，她將在33歲那年結婚，35歲前要一個孩子。去年這時候，她說還有5年時間去考慮房子的事情。“對我來說，房子不是一個家，而是一個枷鎖。每當說起房子，我在事業上所有的規劃都有所顧慮，我不希望自己畢生所有的奮鬥只是僅僅為了一套房子和一個戶口而已。”謝菲菲又喝了一口啤酒。
“咱們再想想辦法就好了。”謝菲菲的老公是一名律師，在北京一所律所擔任經濟類案件訴訟工作。收入穩定，性格內斂，也是名校高材生。如果按照家庭收入，謝菲菲跟他老公二人可以實現稅後年收入45萬以上的目標，但同樣的“焦慮”也出現在他的臉上。
也許，“焦慮”是一種傳染病吧，他們兩都被感染了。
而他們認為解決這樣的“焦慮”的方法，就是離開北京，到南方城市闖蕩一下。
人物二：陳鋒，91年，上海的互聯網創業者，稅後年收30+
認識陳鋒是因為一場互聯網活動，我以記者的身份採訪了這位90後創業者的代表。91年出身的陳鋒是上海某211、985大學的IT專業學生，在他大二那年，國家開始提倡“雙創”的政策，鼓勵大學生創新創業，他無疑是那個風口的受益者。
2014年前後，各類創業團隊和各種風投基金激情碰撞，那時候的創業項目和風投資本滿天起舞。還是大學生的陳鋒跟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app開發團隊，開發了一款面對上海大學生的兼職App，結果大熱，註冊人數一個月內猛增2萬人。到了2015年，陳鋒的創業團隊拿到了第一個天使投資。作為團隊的負責人，陳鋒每個月拿到了2萬的月薪，他人生的第一張名片是印上了“總經理”的職位。
2016年，陳鋒大學畢業了，而他的項目也迎來了B輪融資，但是這次，因為自己對項目管理經驗的缺乏，以及投資的不斷進入，投資方對項目的把控程度不斷加深。到了2016年底，陳鋒不再是總經理了，而他的薪酬也比過去峰值時期低了50%。
2017年，陳鋒從項目退出，投資人以股權買斷的方式支付了100萬給陳鋒。他至此正式離開了創業團隊，並受邀加入了一個互聯網公司。拿著30萬年薪的他，也成為了一名“新中產”。
陳鋒一直認為，出名和賺錢都是要趁早，所以他在大學期間就不斷提高身價。“我真以為自己可以在這個項目幹到底，起碼到實現財務自由吧？”陳鋒說。
由於有成功的創業經驗，陳鋒在新公司的起點很高，作為一個畢業兩年多的職場新人，他的年薪加獎勵可以達到30萬以上！但就在上個月，在產品經理崗位上幹了1年多的陳鋒辭職了，理由是他適應不了“給別人打工”的節奏。
陳鋒說，在離職之前，他“焦慮”了大約半年：幾年前那段校園創業的經驗，讓他對現在職場身份的調整感到無所適從。於是，他拿著手上的100多萬元，打算回到老家，投資一間連鎖品牌的餐飲門店。
人物三：何小小，92年，廣州的某宇宙第一房企市場部，稅後年收30+
最近，何小小剛負責組織公司的一場新聞發佈會，因為某些建築工地的意外，讓她曾經引以為榮的企業變成了過街老鼠一樣被輿論口誅筆伐。“呵呵，我已經一週沒有回家了。”當我問她發佈會成果如何時，何小小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發了我這樣一句話。
何小小是92年的女生，2013年廣州知名大學畢業之後通過校招進入了房地產行業，那時候她所在的企業還沒有得到宇宙第一房企這樣的稱號，也沒有現在的天災人禍，可謂靜靜地過著該有白領的生活。
而在業內，何小小的企業是以“加班多、福利好”出名的，況且吃住全包，可謂相當給力的企業了。而在2015年，何小小結婚了，而就在同年，憑藉堅實的收入基礎，她與同樣是在房地產行業的老公一同貸款扛下了一套距離市區30公里的房子。當年，何小小生了一個女兒，可以說是十分和諧幸福的“90後”新中產家庭了。
2016年，何小小響應了國家“二胎”的號召，開始準備努力“造人”。
但無奈的是，廣州的房產政策開始調控，在市區購房的社保年限也由3年變成5年了。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卻活生生地擋在了何小小的面前。
而且更奇葩的事也發生了——趕在新政出臺之前出手置換房子，卻在賣家在簽了合同之後被違約惜售了！於是，賣了原先房子的她，現在也住不到新裡房去。
於是，她的二胎計劃擱置了，換房計劃重新提上日程。因此，一切開銷都省了下來，都是為了彌補那次買房失敗的惡果。
何小小說，拍腦袋決定的政策不是“誤傷”了她，而是“真傷”了她（她說的真實傷害，就是遊戲裡面無視防禦的攻擊）！現在，何小小所有消費都是“省”為主，因為“買房”的問題是以後擺在她孩子讀書戶口等問題的最大障礙了，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存錢了！
今天，我們國家也確是遇到一些麻煩，無論是經濟上還是其他，這個不確定性，是這批30歲以下的新中產年輕人從來不曾遇到的，他們的過去全都伴隨著中國黃金增長，不過，不經受風雨哪裡見彩虹。
“三十而立”或許就是這一代人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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