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唱家、“中國夜鶯”周小燕，形象是公認的高雅。
腳蹬高跟鞋，手提小坤包。90多歲了，每次出門，必然會化上淡淡的妝。
甚至，最後的歲月裡，住進了病房，她依然撲粉、塗唇、描眉。於是前去探望的諸位，看到的還是那熟悉的面容。
能把自我形象保持成這樣，一是家教。
父母俱為書香門第，家境富足，喜愛音律，周小燕尚未出生，母親就常去各類音樂會，以為胎教。
生在這樣的家庭，想不高雅也難。
二是職業。
上世紀30年代，剛20歲就留學法國，在巴黎完整接受音樂教育。歷經7年苦練，正式登臺，一唱天下驚，成為歐洲各國歌劇院的常客——“中國夜鶯”的雅號，由此而來。
常年在頂尖藝術舞臺上演出，氣質自然出眾。
行文至此，不熟悉周先生的人，大概會覺得她高雅不失威嚴，受人仰慕卻又保有距離。
但你若見過她，或者哪怕僅僅見過她留存於世的視頻，便會訝異。如此大人物，竟謙謙素雅、溫潤如玉，即便僅看影像，也覺如沐春風。
何也？
因為她是先生。這個“先生”，既是後輩對她的尊稱，也是她最鍾情的事業——一名教書育人的先生。
從唱到教，在中國聲樂界，能把這兩件事都做得明明白白上到高度的，周小燕是獨步天下。
著名音樂評論家居其宏曾說過，把創建中國聲樂學派當作目標理想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其中有以美麗動人的唱歌藝術獨樹一幟堪稱大師者如郭蘭英等人，有高徒輩出而驚豔國際樂壇的如沈湘等人，而將這兩者合二為一、兼而得之的雙料大師，僅周小燕一人而已。
於術，她創造了嶄新的聲樂教學模式。
上世紀50年代，她剛教書那會兒，音樂院校注重的是示範演唱，結果出現了聲音模式化的現象，天南地北的學生一張口，全都一個腔調。周小燕是最早一批進行教學探索的人。她提出了因材施教、明確訓練規格、注重突出藝術個性相統一的教學主張，成功地培養了一大批不同聲部、不同個性的優秀演唱人才。
比如廖昌永。
他出身農村，來上海前沒見過世面，路遇周小燕嚇得不敢打招呼，跳到馬路對面躲起來。這些都是花絮，不多說。
單說周小燕一下子就聽出他的特點：會抓腔。
抓腔，就是可以不懂原版的歌詞，但就能唱得準，唱得出韻味。不管多沒見過世面，農村孩子廖昌永就有這本事。於是周小燕就狠命練他，每次上課前，都要他字正腔圓地朗誦歌詞，做不到就不能唱。廖昌永不理解，不理解也不行，就得那麼練。
時間長了，廖昌永悟出門道來了，說自己終身受用。他去參加世界歌劇大賽的時候，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對他讚不絕口，說你有一個非常偉大的老師，而且她有一套非常特殊的訓練體系。
於德，她堪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典範。
她自己上世紀50年代就入黨。要知道在此之前，她早早出國遊歷歐洲，專注學業和事業，跟共產黨幾無來往。但她一回國，幾次接觸下來，就認定只有共產黨能救中國，從此矢志不渝，即便特殊年代裡幾次受到政治運動迫害，也不改初心。
信仰為何如此堅定？
倒也不難理解，她可是《長城謠》的首唱者。“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
日寇鐵蹄肆虐中國時，19歲的她是流著淚唱紅這首歌，從街頭唱到醫院，唱進中國人的心中。
難怪她招學生，第一條標準就是看學生愛不愛國。
而學生一旦投入她的門下，她必傾力教授。
她是一個單純到僅有音樂和學生的人，以至於沒有學生便焦慮不安。她生命的最後幾年，90多歲的人，每天還在帶學生上課。學校愛惜她身體，規定她每天只能指導一個學生。她還不高興，有記者去採訪，她抱怨：“這樣太浪費生命了，我想一天教兩個。”
在她既病痛又想念教學的最後一段日子，上海瑞金醫院甚至設想過給她在醫院裡開一個鋼琴教室。即使在意識模糊時，學生去醫院探望，她已不能說話，但還是會下意識地揮手做指揮動作。
能遇見這樣的先生，學生之幸。
2016年3月4日，她去世，享年99歲。
無數人去參加她的追悼會。有記者隨意找到一位普通市民，問：“您為什麼要來？”
那市民是位退休的小學教師，回答:“她出國時就想著要報效國家，國家有需要二話不說就回來。她為人師表，言傳身教地投入，現在多少人能做到？很多人想要她那樣的高雅，但她高雅的背後是高尚！”
在我看來，這位普通市民的直白之言，是對先生最隆重的紀念。
《中國教育報》2018年09月2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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