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
假疫苗的事籠罩著中國,
事件最終以國家重拳出擊告一段落,
然而,每一個父母,迄今心有餘悸。
大家可能都發現了,
這起事件的報道鋪天蓋地,
媒體都很賣力,
但有一個不爭的事實無法迴避——
問題疫苗的發現和披露,
最早都是國家藥監局做的,
媒體記者主動發現問題的能力,
已然在消失。
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多少痛貶時弊、曝光問題的努力,
曾經一點一滴在推動國家的進步,
從孫志剛收容案到三鹿奶粉事件,
媒體永遠是,
這個社會最敏銳、最有正義感的力量。
而現在,
面對滿屏的娛樂新聞和明星緋聞,
當事件降臨到每個人頭上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那些曾經為真相奔走的媒體人,
他們,都去哪了?
今年,恰好是張季鸞誕辰130週年,
我特意檢索了很久,
沒有任何紀念活動。
比起某個小鮮肉的18歲生日,
各種炒作報道鋪天蓋地,
號稱“粉絲承包了地球”,
張季鸞身後一直很寂寞,很寂寞。
當我打出“張季鸞”三個字的時候,
我知道,
許多人連這個名字都未曾聽過。
這不怪任何人,
被我們這個時代遺忘的大師,
太多太多,不差這一個。
但要知道,
張季鸞幾乎是每個媒體人的精神偶像,
他畢生奉行的人格與報格,
是新聞從業者的最高標杆。
他在公共傳播領域的消失,被遺忘,
事實上卻意味著,
關注真新聞、揭露惡事件的人,
正在變得越來越稀缺。
1888年,張季鸞出生在山東鄒平。
他的父親張翹軒,是當地知縣,
妥妥的地方一把手。
張翹軒為官清廉,不謀私,不貪汙,
不幸病逝後,
只留下一個貧苦家庭。
14歲的張季鸞和母親、妹妹,
護送父親的靈柩,
跋涉千里,回到故鄉——陝西榆林。
在陝西,
張季鸞師從當地大儒劉古愚,
遇到陝西學臺沈衛的賞識,
幸運地得到了官費留學日本的機會。
1905年10月,
這名有些口吃,但相當聰慧的窮苦少年,
東渡日本,開始留學生涯。
他讀書勤苦,記性一流,
據說能整本背下日本的百科全書。
留日期間,
正是同盟會炙手可熱之時,
張季鸞的思想與同盟會的主張契合,
身邊朋友也不乏同盟會中人,
但他始終沒有加入同盟會。
此時,他已定下終生的抱負,
要走“新聞救國”“言論報國”的道路,
他向來主張媒體要超然於黨派之外,
才能保持客觀中正。
因此,他畢生未曾加入任何黨派,
矯矯不群,特立獨行。
回國後,
張季鸞有過兩次相當短暫的從政經歷,
第一次創造了歷史,
第二次創造了自己。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
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
因為于右任的推薦,
25歲的張季鸞任總統府秘書,
參與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人家說,
他因為這個宣言,創造了歷史。
張季鸞卻說,
意見是孫先生的,我不過記錄而已,
不該引以為榮。
第二次從政,在1925年,
經同鄉好友推薦,
張季鸞被任命為隴海鐵路會辦。
任何年代,“鐵公基”都是肥缺,
然而,他上任不到一個月,
就拂袖而去,留下一句話:
不幹這勞什子,
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自此以後,除了新聞,
再沒有什麼高官厚祿可以打動他。
就像于右任評價的那樣,
張季鸞是——
“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
在他逝世後,于右任寫詩追念他說:
發願終身作記者,
春風吹動耐寒枝。
1926年,
張季鸞和吳鼎昌、胡政之,
三人接手已經停刊的《大公報》,
決心辦一份中國最好的報紙。
這,成為張季鸞一生最大的轉折點,
也是中國報業史上最閃亮的開端。
讓張季鸞感覺“新生”的1926年,
其實是中國新聞史上最黑暗的一年。
這一年,
他的好友、著名報人邵飄萍,
因為辦報為文一向鐵肩辣筆,
慘遭張作霖羅織罪名,槍決而死。
這一年,
著名報人、民國“毒舌”林白水,
在邵飄萍被殺後,
仍然在報上痛斥奉系軍閥是洪水猛獸。
張宗昌氣急敗壞,效仿張作霖,
羅織了個罪名,將林白水槍決。
在這風聲鶴唳的一年,
張季鸞開始新的辦報旅程,
不懼強權,迎難而上。
過去的十幾年,他輾轉京滬等地,
持續辦報紙,做主筆,寫社評,
何嘗不是提著腦袋在針砭時弊?
對他來說,
最壞的時光已經過去了。
他曾因為,
報道了當權者認為不應該報道的新聞,
兩度被捕入獄——
一次在1913年,袁世凱當政時期,
因為披露“善後大借款”內幕,
震動全國,
新聞見報當晚,他和曹成甫,
這兩個北京《民立報》的創始人,
就鋃鐺入獄。
一直被關了三個多月,
在好友的多方營救下,
他才僥倖出獄,隨即被逐出京城。
而他的搭檔曹成甫,
不幸瘐死獄中,
這成為他終生的悲痛。
另一次入獄是在1918年,
披露段祺瑞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
再次被捕,
在首都警察廳被關了半個多月。
張季鸞體弱多病,手無縛雞之力,
但文章寫得又好又快,
犀利無比,能量巨大。
一代報人的風骨,
是他在與強權的持續抗爭中,
用生命錘鍊出來的。
面對朋友和同行,
他則是一個有情有義、古道熱腸之人。
曹成甫死後,
他全力撫養遺孤曹谷冰長大成人。
邵飄萍死後,
他雖然經濟上時常捉襟見肘,
但還是慨然相助,
把邵的母親和遺孀接到天津,
一住就是三年,
每月饋贈100元,
張季鸞寫下了《大公報》“發刊詞”,
旗幟鮮明地闡述他的辦報理想——
不黨:以國家利益為標準,不為任何黨派代言;
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不為金錢所左右;
不私:向全國開放報紙陣地,做公眾的喉舌;
不盲:不盲從,不盲信,冷靜觀察,獨立發聲。
張季鸞不僅一再重提“四不主義”,
而且基本踐行了這一莊嚴承諾,
把這份報紙辦成了全國的標杆。
《大公報》最具戰鬥力的地方,
是它的時政評論,即社評。
卻始終戰鬥在第一線,
隔三差五就要親自寫社評,
把它寫成了招牌。
《大公報》最早在全國出名,
正是源於張季鸞的“三罵”。
初創期間,
他在一年內發表多篇社評,
罵吳佩孚,罵汪精衛,罵蔣介石,
誰在當時的權勢最大,他就罵誰。
最重要的是,
他不是為了博眼球亂罵,
而是頂著巨大的壓力,
罵到了這些當權者最該罵的地方。
比如他罵汪精衛,
1927年11月,在其當漢奸的11年前,
就看出汪精衛好為人上,不甘人下,
遲早會不惜國家利益、人民生命財產,
去實現他的領袖慾。
1927年12月2日,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次日,
張季鸞發表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
針對蔣介石所說“婚姻是革命成功的基礎”,
斥責老蔣說,
士兵們在前方出生入死,
而你身為將帥,卻在後方談情說愛,
真是“人生不平,至此極點”。
還罵蔣“不學無術,為人之禍”。
人家新婚燕爾,張季鸞大唱反調,
把蔣介石得罪得夠嗆。
然而,蔣介石不以為意,
反而因此高看張季鸞,重視《大公報》。
蔣介石從不看國民黨的黨報,
但每日必看《大公報》。
老蔣這一讀報習慣,
可把國民黨宣傳部門急壞了。
在一次秘密會議上,
宣傳部長葉楚傖說,
《大公報》言論太大膽,常常使政府難堪。
會議當即討論決定,
要用重金收買張季鸞。
於是開出15萬元的匯票,
送到《大公報》總編室。
張季鸞看了一眼,
把《大公報》人員全部請進總編室,
一邊搖晃著手中的匯票,
一邊義正詞嚴地說:
文人就是不能發財,發了財,
文章就寫不出,寫不好。
當著眾人的面,他把匯票退了回去。
任何時代都是這樣:
你越是鐵骨錚錚,人家越看得起你;
你越是曲意逢迎,人家越瞧不起你。
張季鸞的文才、膽氣和人格,
贏得了蔣介石的尊重。
蔣介石不僅以“國士”待之,
在宴席上推張季鸞坐首席,
當眾稱讚張的道德和文章,名滿天下,
而且把《大公報》推為全國輿論中心,
說這份報紙,是“中國第一流之新聞紙”。
不要以為《大公報》得到最高當權者的肯定,
張季鸞就會改換頭臉,開始唱讚歌。
要是那樣,張季鸞就只是,
那個沽名釣譽、亟待招安的宋江,
不值得我們如此浪費筆墨。
民國時期,
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自由,
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
都存在壓制言論自由的新聞檢查制度。
所謂言論自由,
不是政府給的,
是當時一批英勇的報人,
一點一點,堅持抗爭得來的。
張季鸞是那個年代當之無愧的猛士。
看看他當時在《大公報》上的社評題目:
《改善取締新聞之建議》
《關於言論自由》
《國府當局開放言論之表示》
……
他在社評中一陣見血地抨擊當局:
若當局持吹毛求疵之態度,
則中國永無言論自由可言矣。
他認為,
輿論的意義在於監督和批評,
而不是附和和讚美。
他從未沾蔣介石的光,
哪怕在晚年重病之時,
蔣介石派人送了1萬元,也被他拒收。
據說,蔣介石多次動員他做官,
許以部長級的高官,
張季鸞不為所動。
1926年他和胡政之、吳鼎昌接手《大公報》,
約定三人不得當官,
如當官,必須退出《大公報》。
吳鼎昌後來當了官,出山前,
按約定,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
而張季鸞和胡政之,始終是一介平民。
九一八事變後,
張季鸞主張不能輕易跟日本開戰,
要為御辱而忍辱,為雪恥而明恥。
但他對張學良的不抵抗,蔣介石的軟弱,
仍然公開在報紙上進行抨擊,
絲毫不留情面,
認為應該有人為東北淪陷負責,
“雖自殺亦無以謝國人”。
但是,此時舉國盲目叫囂,
與日本決戰的聲音此起彼伏,
張季鸞的理性反而遭到唾罵,
他還收到炸彈郵包。
但他召集報社同人,決定——
寧犧牲報紙銷路,
也不向社會空氣低頭。
他是堅定的愛國者,
所以不容許當權者丟棄國土,
也不容許愛國賊誤導國家決策,
到頭來,卻兩頭不討好。
無法想象,
一個冷靜的民族主義者,
面對空喊愛國口號的洶湧人群,
張季鸞經歷了怎樣的痛苦和掙扎?
等到七七事變後,日軍進攻平津,
張季鸞認為,
堅決抵抗的使命到了。
他發表社評《艱苦犧牲的起點》,
號召全面抗戰,直到勝利為止。
他上廬山,面見蔣介石,
說服蔣速下抗戰的決心,
得到蔣介石的明確答覆後,
他欣喜欲狂,一路高喊:
委員長抗戰決心已定,
一個字——打!
淞滬會戰期間,
50歲的張季鸞老來得子,
親友和黨國權貴贈送了貴重金銀飾物,
作為賀禮,
他推辭不掉,只好封存起來,並說:
抗戰期間,
前方將士為國灑熱血犧牲,
後方民眾死於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幾萬家,
我張某不能為得一子而收此巨禮。
到了1939年,
社會各界舉行抗戰募捐,
他把這一大包金銀首飾悉數捐出,
妻子想留下一兩件作為紀念,
都他勸阻了。
撤退到重慶後,
張季鸞的身體已經很差,
住在老朋友康心如家裡養病。
康家有很豪華的防空洞,
但每次躲空襲,
他都要專門跑到《大公報》的防空洞裡,
和報館的同人呆在一起。
在最危險的情況下,
他一定要和他的事業同生死,共患難。
張季鸞曾說胡適好比龍井茶,
總是那麼清新。
他的弟子王芸生則說,
張季鸞好比新泡的龍井茶,
清新之外還有熱。
無論是為人作文,
張季鸞始終熱情、熱烈,
對整個國家抱有一副熱心腸。
他曾說過,
做記者的根本,
是要對人類大眾,
小一點說,先對於中國同胞們,
有深厚的同情,
他們有苦痛,
應該給申訴,應該設法安慰。
凡社會的不平和罪惡,
應該反對,應該冒著危險,
去替人類和同胞們用言論鬥爭,
不應該屈服於惡勢力,或者同流合汙。
終其一生,
他一直如此要求下屬,
也如此要求自己。
他不求權,不求財,甚至不求名,
用他的話說,
“一個報人若只求賣虛名,得喝彩,
有時要犯嚴重錯誤,甚至貽害國家”。
所以,他在《大公報》上的社評,
從不署真名。
他對自己的文字看得很淡,
曾對弟子徐鑄成說,
我們的報紙,上午大家看了,
下午用來包花生米,挺好的。
他生前從未給自己出過文集,
一直到他病逝三年後,
他的老搭檔胡政之,
好不容易才給他出了本《季鸞文存》,
說張季鸞的文章議論,
就是時代的活歷史。
1941年4月,
《大公報》榮獲:
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榮譽獎章。
這是中文報紙首次獲此殊榮。
張季鸞的努力,贏得了世界的敬意。
在重慶新聞界舉行的慶祝會上,
他發表致辭,介紹其30年辦報經驗說,
辦報的秘訣在於“準備失敗”。
你看,即便是如此成功的一個報人,
在他一生事業的頂峰,
他所作出的,
仍然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姿勢,
只為真相代言,
所以要勇於發表犀利報道,
隨時準備接受打壓、停刊等“失敗”。
張季鸞最大的遺憾,
恐怕是未能親眼見證日軍的失敗。
整個抗戰期間,他一直號召:
“民族至上,國家至上”,
“抗戰第一,勝利第一”。
在生命垂危之時,
1941年8月18日,
面對日寇的狂轟濫炸,
他還寫了鼓舞人心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
1941年9月,
張季鸞在重慶病逝,
死時身邊僅有10塊錢的“積蓄”。
與他在物質上的清貧相比,
他得到了最尊貴的致敬——
蔣介石在他病重期間,
特地去探望他,
在他去世後,兩度致祭,
難掩悲痛,在唁電中說“握手猶溫”。
共產黨方面,
毛澤東第一時間發出唁電,
周恩來前往致祭,稱他為“報界宗師”。
在中國的媒體人中,
如此哀榮,絕無僅有。
然而,
身後的哀榮,到此為止。
張季鸞希望自己速朽,
不留名,不留文,
歷史卻殘酷地惦記著他。
1950年代,
張季鸞被定性為,
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賞識的“無冕之王”。
1960年代,
王芸生被逼寫文章總結《大公報》的歷史,
對《大公報》作了根本性的否定,
對張季鸞進行了無盡的詆譭。
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
自幼聰明好學,
但政審不合格,不能上大學。
張士基的三個兒女,
也由於政治原因未受完整教育。
張季鸞的墓地,
亦遭到嚴重破壞,
早已淪為荒郊野冢,不堪憑弔。
1999年,
張季鸞的孫女要重修祖父之墓,
當地政府一開始以為是港商回鄉投資,
熱情很高,
結果發現只有1萬港幣,
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最後,由張季鸞的後人自己重修了墓碑。
2008年,
張季鸞的孫子張哲明發現,
祖父的墓地,不知從何時起,
已被養豬場和磚廠包圍了,
連路都沒有。
因為養豬場被授予全省生豬繁育基地稱號,
磚廠一年則有300多萬元產值,
當地政府根本不願意實行搬遷,
反過來讓“張季鸞”搬遷。
遷延到了四年前,
2014年8月,
張季鸞的遺骸,
從西安市長安區遷葬故鄉榆林市,
這才告別了被養豬場和磚廠包圍的歷史。
張季鸞的身後命運,
何嘗不是我們時代的寫照?
因為違心批判張季鸞,
這成了王芸生最後歲月的夢魘,
他經常說,
於師於友于兄的角度,
他都愧對張季鸞。
臨終前,王芸生跟張士基說:
《大公報》的歷史不能由我寫,
我寫的那個不算數。
問題是,
誰寫的《大公報》,誰寫的張季鸞,
可以算數呢?
當不好的事件降臨每個人頭上時,
我們總是抱怨:
那些鐵肩擔道義的媒體人,去哪了?
可是,真有這樣的媒體人,
我們珍惜過嗎?
我們尊重過他們的嚴肅報道嗎?
我們尊重過他們的膽量勇氣嗎?
我們在刷娛樂八卦、明星緋聞的時候,
何曾分點時間給真正的報道呢?
我們需要張季鸞這樣的人,
但首先,我們得學會珍惜張季鸞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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