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晚,走出東京野村證券總部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真的是要跟供職25年的老東家野村證券說拜拜了。

能沒有感情嗎?人生能有幾個25年?當年第一個走進野村證券的中國大陸人,他如今已是兩鬢斑白的花甲老人。

回望燈火通明的辦公大樓,他的眼睛溼潤了,25年前後的一幕一幕,如電影拷貝似的在眼前閃現。

他生在日本東京,混血兒,父親是中國臺灣人,母親是日本人。1953年,父親響應新中國“華僑歸國運動”的號召,衝破種種阻力,舉家回到中國大陸。

當年那條船上,就有剛剛才3歲的他。

跟新中國一起長大的他,在天津、內蒙古、北京……都留下了他青春無悔的人生軌跡。

得益於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人生的重要節點,他有了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到日本自費留學。

中國有句老話,叫三十而立。這句話對他來說,顯著的標誌就是30歲那年,重返一別27年的日本。

在駛向既熟悉又陌生國度的那條船上,他的思緒跟掠過甲板的海風一樣,四處漫飛……

進野村證券之前,在父親朋友的資助下,他先是到語言學校學日語,半年後,正式考入上智大學,主攻經營學。

四年後,加上在中國北京大學作為工農兵大學生的那塊文憑,他又取得了上智大學的學歷。

擁有本科雙學位的他,就是在35歲這一年,走進了伴隨他25年的野村證券,開篇說過,當時是中國大陸第一人。

進野村證券富有戲劇性,經過也有點繞。他在上智大學讀書期間,組織了一箇中文俱樂部,認識了一位慕名而來的外校日本學生。

大學畢業的前一年,這位日本學生,介紹他認識了在日本外務省工作、會中文的另一個日本朋友。

接著,外務省的朋友介紹他參加了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日中經濟協會。在日中經濟協會,他接觸認識了借調到協會來工作的野村證券的人。

又後來,就是這位野村證券的人,將他介紹到了野村證券中國室。

1925年成立的野村證券,是日本數一的大證券商,但保守型的野村證券,在他之前,還沒有聘用過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人。

可想而知,他進野村證券可謂一波三折。面試後不久,野村人事部門通知他,他沒有被錄用。理由很簡單,年齡限定27歲以下,他超齡了。

面試他的是野村證券中國室室長,非常看好他的資深前輩。得知他落選了,前輩據理力爭,從中幫忙,終於有了轉機,他被破格錄用,成為野村證券的一員。

有介紹說,野村證券是最早拓展中國金融和投資業務的境外機構之一。此言不謬,25年野村證券生涯,他是最好的佐證,最有發言權。

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後來他知道,他來日本的1980年,野村證券就已經在北京設立了全世界第一家海外證券辦事機構,當時叫駐在員事務所。

後來他還知道,其實就在更早前的1978年,野村證券的高層就訪問過中國,認為中國將來一定會是世界最大的市場。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他成為野村證券中國室的翻譯,開始跟著野村團隊,全力開拓中國市場。

他回憶說,野村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貢獻不小。

那時候,野村證券在市場經濟方面給過中國好多建設性的意見,同時,還帶日本企業代表團到中國訪問考察,談項目搞投資。

作為隨行翻譯,往來日中之間,成了他工作的常態。

野村證券組織的企業訪華團多了,他就乾脆住在北京的長城飯店,送走一波,再去北京國際機場接下一波。

記憶猶新的是,野村證券還從中國官方金融企業中招收了好幾批研修生,到日本來研修經濟、金融、證券,研修市場開發,研究日本是怎樣高速發展起來的。

作為翻譯,他見證了,野村證券對推動中國證券市場的建立和發展,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現在中國金融界尤其是證券領域的很多骨幹,好多都是從當年來日本研修的人中成長起來的。

開發區,在中國,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詞了。他說,最早開發區的概念,就是野村證券跟中國講的,野村證券也為中國建立開發區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和建議。

說服日本企業到中國去投資,野村證券正人先正己,自己也帶頭到中國投資。他說,由野村證券投資經營的上海花園飯店、北京發展大廈,都是他當年經手過的項目,其中,北京發展大廈的投資洽談和建設,是他直接參與的。

野村證券在中國的業務多了,他被從中國室調到野村中國投資株式會社,專門從事上述兩個項目。

25年在野村證券,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與這兩個項目有關,他時常在日中間飛來飛去,一年到中國出差10多次,幾乎每個月都到北京和上海去。

除了上海、北京,他還作為翻譯,跟著野村證券的高層,在四川、廣西、東北等地考察,幾乎走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

與野村證券一起致力於日中友好,見證中國改革開發鉅變的同時,他也切身感受了中國這塊讓他眷戀的熱土。

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等等,前輩!”他的回憶被打斷,一個同事多年的後輩女員工,從燈火通明的總部大樓裡跑了出來,讓他明天再到人事部門來一趟。

他不好意思地拭了拭不知不覺已經溼潤的臉頰。

第二天,人事部門告訴他,經過研究,決定返聘他回野村證券繼續工作到65歲。他25年在日中之間的嫻熟業務,得到野村證券的認可,期待他繼續傳幫帶教。

盛情難卻,他留下了。但僅僅半年,他又離開了。而且這次,徹底離開了伴隨他25年的野村證券。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話還得從25年前說起。前面說過,他25年前能夠走進野村證券,機遇始於他在上智大學讀書期間成立的一箇中文俱樂部。擅長交朋好友的性格,讓他受益匪淺。

到野村證券工作後,隨著朋友圈的擴大,受中文俱樂部的啟發,他覺得與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增進交流,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於是,他牽頭舉辦了一個在日華人的忘年會,每年的12月份,召集大家歡聚一堂,共敘友情,為新的一年鼓勁加油。

他辦的這個已經存在20多年的忘年會,因其人員層次、素質高,而且大多都是在日中友好交往中比較活躍的人物,從而成了眾多在日華人忘年會中的一個精品。

久而久之,忘年會成了一個組織,而且還專門設立了事務局,活動次數由每年一次,增加到每年的4月、8月,也搞懇親聯誼活動,活動的定位就叫“在日中國商務人員聯誼會”。

在野村證券工作之餘開展的聯誼活動,近水樓臺,一開始,參加人員中,以金融行業居多。

根據這一特點,後來,他跟朋友合作,又註冊了一個非盈利性的一般法人社團組織——中國金融研究會。

研究會專門邀請日中政經界的重量級專家學者、知名人物,兩個月活動一次,舉辦研究中國經濟的演講活動,也有整十年光景了。

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好像天生就是一個活動家,他參與的社團組織還不止這些。

比如還有兩個,一個是在東京存在多年、跨行業的日本企業中國商務人員交流聯誼會,他的野村前輩在創建之初還給起了一個很中國的名字:餃子俱樂部。

一個是以在日華人為主的高爾夫球友會,因場地在扶桑鄉村俱樂部,取名叫扶桑中國會......

最難忘,他在做北京大學日本校友會第六任會長時,面對當時中日兩國關係的低迷形勢,他逆勢而上,在大倉飯店舉辦了有300人參加的紀念中日邦交40週年大會。

解釋到這裡,應該明白了,他之所以在野村證券返聘半年後又離開,就是因為這些日益增多、事關中日友好交流的社團活動,需要他全身心地投入,畢竟歲月不饒人。

在日本,忘年會也好,聯誼會也罷,都回避不了要安排吃喝,活動的組織也不是一個輕鬆的活兒,更何況他的執著、韌勁。

也許冥冥之中有天助吧,在野村證券返聘幾個月後,他的老上司又將他介紹到花園飯店(上海)的管理公司——大倉飯店((Hotel Okura)),一家在日本很有名的大酒店,做了酒店管理本部的擔當部長。

他呢,也正好利用這層關係,工作、交友兩不耽誤,如有活動安排在酒店進行,因為他從中周旋,既有檔次又給予優惠,活動倍有面,達到了預期的交流效果,參加的人皆大歡喜。

一晃離開野村證券已經8年了,從回憶中走出來,他感慨地說,我在日本的人生,無論是曾經站在野村證券的巨人肩膀上,還是今天邊工作邊熱衷搞民間外交,都與日中友好交流結下了不解之緣。

生命不息,戰鬥不止。這句話,是他當年在中國那個特殊年代耳熟能詳的一句口號。

如今68歲已是滿頭銀髮的他,喜歡把這句話用在他畢生所鍾情的日中友好事業上,幹勁不減當年。見到他的人,都感覺他老當益壯,鬥志昂揚,永遠在路上......

故事到此,他的名字,你一定呼之欲出,不錯,他就是聞名日本華人圈的佐佐木芳邦,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一個畢生致力於日中友好的混血兒“50”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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