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提起張飛（字益德，諡桓侯，？– 221），「豹頭環眼，燕頷虎鬚」，黑麵虯髯，忠憨魯莽而武勇過人的「黑張飛」、「莽張飛」、「猛張飛」，卻又粗中有細，時不乏鬼靈精，這種形象已深入民間。然而上述張飛像近來時或遭懷疑。有人認為張飛實乃一「能文能武的美男子」。這類論點在網絡上盪漾，積非成是，三人成虎，竟有以之翻案稱「《三國演義》中有一點把張飛和關羽寫反了」。種種說法，令人錯愕。
一時叱吒風雲的名將張飛，已有零星文獻探討其形象：沈伯俊曾撰文否決所謂「張飛美男子」說；蔡東洲指出諸種所謂張飛作品盡屬明人之偽作，張飛儒雅化為明人之「功勞」，惟在辨偽上猶可申論；胡寧則補強冀英俊之論述，清楚地指出各種所謂「張飛立馬銘」皆為用偽文物；陳瑩嬑系統地考察了張飛形象自漢末三國迄《三國演義》成書前後之演變，用功甚勤。惟關於如何產生近乎使張飛形象作一百八十度轉變的「張飛文人說」，文史學界似猶未有對其由來並演變作詳細描述者。一般人甚至習焉不察，或認為張飛相關文物當有所可信，乃至書畫史之文章亦偶或有提及張飛作旁證者。
本文在前人基礎上，更從原始文獻入手，論證前述「張飛文人說」之虛妄，指出張飛能書能畫等說產生於明中葉以後，主要發端於當時名相楊廷和之子，享有博學盛名，因見逐於嘉靖帝而佯狂自恣之楊慎。自此該說愈演愈烈。本文亦嘗試描述「張飛文人化」之層累形塑過程：如何由最初一兩件所謂相關文物下，稍通文墨之名將，竟漸次變化成部分人言之鑿鑿之「能詩能畫能文的美男子」。上古傳說人物之層累變形或與神話時代之初民心理有關，而信史時代人物竟也在千餘年後更重新被層累塑形，此一演變過程當亦一有趣個案，值得探討。
二、三國兩晉史料所載：萬人敵虎將張飛
據《三國志》及《裴松之注》所載，張飛特色以「忠義」、「勇」、「暴」為主。張飛之忠義，表現在其始終追隨劉備，為之心腹，時人推許為「為之死用」、「勇而有義」、與劉備、關羽「恩若兄弟」。雖張飛亦屢受後人稱述其能「禮賢」而釋嚴顏，唯其內涵似非「愛士夫」（嚴顏甚且自視為斷頭「將軍」）而更近於「敬好漢」。
至於張飛是否被視為士大夫之氣類？答案應是否定的。史料所見，張飛在當時仍被視作不能為王佐之「武人」（袁準），甚至是個不與四海英雄為儕輩之「兵子」（劉巴）。縱然該二段數據皆為高抬其他人物而不免對張飛有所貶損，然而至少張飛不以能文出名當屬實。否則以張飛桓桓武功，赫赫「萬人敵」名氣， 時人乃至裴松之皆未為之鳴不平，豈不怪哉！
而，東漢以來，文士地位漸趨崇高，魏晉南北朝以降，文學活動或批評等蔚為熱門。邇來所有提及張飛的文獻中，莫說無一字及於「善屬文」了，就連其是否能書能畫亦不著一字。名聲遠低於張益德的曹不興被稱能畫，惡名昭彰的吳末帝孫皓被承認善書，蜀中亦有陳壽認定名過其實的諸葛瞻「工書畫」，獨獨無人道及張飛張桓侯書畫之才，若張飛真為書家、畫家乃至能詩文，何獨見冷落如此？
有勇略之名將，本不必需通文。張飛並非文人，實無損其名將形象。歷史上的張飛以忠義勇猛之名為人所稱頌，固不必硬生生將他變造為一儒將甚至文人。
三、明中葉以前：歷代書畫碑銘著錄中「缺席」之張飛
南北朝以來，「關張」併為一時猛將代稱。以張飛之名聲，果其亦工於書畫，後世文人學者品評時，不應漏記，至少該有一二傳聞。然逐一檢視今存自魏晉迄明初之資料，卻未見有人提及。迄明中葉前，名將張飛更從未披上「儒雅」外衣。
《三國志》中提及蜀人善書畫者，僅一諸葛瞻。之後迄明初之各類書畫著錄，其重要而見諸《四庫》者，如《採古來能書人名》、《書品》、《文字志》、《書斷》、《述書賦》、《法書要錄》、《歷代名畫記》、《墨藪》、《宣和書譜》、《書小史》、《圖繪寳鑑》、《書史會要》，凡此諸書中皆未見張飛。而傳世諸法帖亦罕及張飛之作品。
至於後文所將述及，巴蜀地區與張飛有關之所謂「立馬銘」、「與張遼書」、「真多山題名」等作品，更不見於《華陽國志》、《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勝覽》等地理著述中，甚至金石類著述如《集古錄》、《金石錄》、《隸釋》、《隸續》、《寶刻叢編》、《金薤琳琅》、《金石林時地考》等亦不之載，所謂「刁斗銘」同樣不見於明中葉以前各種金石著錄內。明中葉以前，張飛在此類文獻上完全缺席。
張飛張桓侯「威名垂萬古，勇力冠當時」，其忠義勇悍亦未使他受任何君王猜忌，難道歷朝文人全都故意對其書畫才能視而不見，又不把記載其功績之碑銘當一回事，直到明朝後期才終於還他原貌？答案應該顯而易見。
四、由楊慎至晚明：初步大改造之張飛
史書上的張飛，具有「勇」與「暴」的性格，早期張飛祠亦帶有「厲祀」色彩，予人陰森感。然而在宋代文人漸次提高蜀漢地位下，張飛之神格漸由戾狠駭人之陰神轉化為護民保鄉之陽神。又在庶民娛樂興起後，基於市民審美趣味之市井娛樂創造下，娛樂作品中之張飛性格更經歷了由「暴」到「莽」的演變，直接的粗暴化為可愛的魯莽。
元朝俗文化興盛，加強了張飛的可愛化。《三國志平話》中，魯莽直率，會闖禍卻又每每直接了當立下大功的張飛，可說是當時張飛形象的典型。然而過度誇張化的《三國志平話》，角色間極不平衡，整體性大受影響。《三國演義》大量參考史書，併為了整體藝術平衡而對各角色特色加以修改，張飛誇張而近乎「超人」的喜感面相被削弱，卻被暗暗塞入了粗中有細，漸漸成長的慧黠。
初步予張飛以「儒將」色彩，稱張飛能書，就存世文獻看來，不早於明朝嘉靖（1522 – 1566）前。嘉靖間，已有博學之名的楊慎（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1488 – c.1562）陸續出版了他的各類作品。帶儒雅色彩乃至超世飄然之風的張飛描述，就首度出現在楊慎之作品中。
（一）楊慎作品中之張飛像並辨偽
以下將針對楊慎作品中的「能文張飛」三件作品「刁斗銘」、「立馬銘」、「新都縣真多山題名」加以說明並辨偽。尤其針對名氣最高之「立馬銘」作重點分析。
1、「刁斗銘」
稱張飛工書，始自楊慎。《丹鉛總錄》中，將南宋《輿地紀勝》所載加工改寫，聲稱張飛所書「刁斗銘」文字「甚工」。
唯無論王象之《輿地紀勝》原文，抑或其後明天順五年（1461）之《大明一統志》，雖都聲稱有「鐫飛名」之古物，但二原始記載皆未稱所謂「刁斗」之「銘」為張飛所書。尤其是據《輿地紀勝》，該刁斗乃「耕者」得於祠北的。縱非偽古物，《輿地紀勝》作者王象之親睹後亦未留下隻字詞組評論，反而徑引張士瓌（通瑰）和白君詩以稱讚張飛，而詩中內容全然未及銘文。天順《大明一統志》文字稍含糊：鐫有張飛名字的究竟是刁斗或是三印、佩鉤？即使承認刁斗上真有張飛之名，亦未稱其為張飛所親書。
然而至楊慎筆下，「文字甚工」，「飛所書也」等字樣就冒出來了。考慮到楊慎對史料容易輕率地誤判或擴大解釋，這個地方難保不會再犯。如果只要有相關文物就一定是親自手書、一定是文化人這種說法可以成立，那麼「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的陳伯之，因為丘遲遞送了名篇〈與陳伯之書〉而決定降梁，也可以解釋成他是一流文章鑑賞家了？稍後他人亦有以「刁斗銘」贊張飛能書，但諸人恐皆楊慎之粉絲，或受楊慎高名影響，未必果真親睹此器此銘。
無論如何，由此擴散，後世許多文人對所謂「刁斗銘」都不曾置疑。自楊慎始，藉由其影響力，張飛始披上了「工書」的形象。
稍舉一例。近人鄧拓（1912 – 1966）在〈由張飛的書畫談起〉中曾另舉所謂「新亭侯刀銘」作張飛工書之證。蓋亦受楊慎以來「張飛工書說」誤導下先入為主認定張飛為書家，再對材料作過度引申。「新亭侯刀銘」出自《太平御覽》引陶弘景《古今刀劍錄》，原文為：
張益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煉赤珠山鐵為一刀，銘刃曰「新亭侯蜀帝大將也」。後被範強將此刀入吳。
此處可注意者，一則原文未稱其為張飛手書（他條至少還提及某些劍是諸葛亮手書），更未稱其字體佳否，不足為張飛善書之證；二則劉備政權以紹續炎漢自命，國號曰「漢」不曰「蜀」，張飛自稱「蜀帝大將」豈不怪哉？何況張飛「初」拜新亭侯時劉備猶未入蜀，預稱「蜀帝大將」簡直荒謬！實際上《古今刀劍錄》記事間或不合史實，未可遽信。預設立場而誤解材料，又不曾分析材料，易使論述踏入誤區，仍應稍留心。
2、「張飛立馬銘」
(1)胡寧教授之辨析
一件所謂「其書甚工」的「刁斗銘」猶不足以撼動世人，若有能附麗史事的文物，影響視聽的力量就大了。漢建安二十年末（c. 216初），張飛在巴郡抵禦魏將張合的進攻並反擊，反將張合驅出巴西郡，使「巴土獲安」。此事亦張飛一生中極重要之功績，而楊慎《全蜀藝文志》中便出現了與此事相關的「文物」：「流江縣紀功題名」，稱此一紀功碑銘內容為：
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合於八蒙，立馬勒石。
由此開先河，一系列「張飛立馬銘」（又稱作「流江縣題名」、「流江縣記功碑」、「流江縣紀功題名」、「紀功題名」、「張飛破張合銘」、「八蒙摩崖」、「八蒙山紀功銘」、「破張合勒馬銘刻石」等）紛紛問世。對於「張飛立馬銘」之辨偽，西華師範大學胡寧教授〈《張飛立馬銘》真偽考辨〉一文成果極佳。主要分析有三點：
a、源流不明
此銘文突顯於明代。明中葉以後有關《張飛立馬銘》的著錄相繼出現。此前文獻則未之見。
b、《張飛立馬銘》的內容歧異
《張飛立馬銘》雖僅有寥寥20字左右，但諸種典籍著錄卻出入不小。銘文中出現的戰地「八蒙」亦與史料記載不符。
c、《張飛立馬銘》的字體不類漢隸
今存五種《張飛立馬銘》之字體各自皆有弱點，作偽風格明顯。似明清時期隸書風格。
(2)漢魏晉紀功碑銘之慣例
所謂「張飛立馬銘」，除胡寧教授已指出之諸多不可信外，另有一大可疑處在於：無論幾字版本，內容之簡略皆與漢、魏、晉時紀功碑銘格式不合。
今存諸種「張飛立馬銘」皆字樣清晰，未見殘缺痕跡，各個記載此「銘」內容之文獻亦不稱其有闕文。無論幾字版本，結構皆可拆成下述六段：
a、極簡官職：漢將 / 漢將軍
b、自己一人本名：張飛 / 飛
c、屬下人數：率精卒萬人 / 率精兵萬人 / 率精騎萬人（本段或無之）
d、對手一人：大破賊將張合 / 大破賊首張合
e、地點：於 / 於 八蒙 / 八蒙 / 八蒙山 / 宕渠
f、結語：立馬勒石 / 立馬勒銘（本段或無之）
上述結構，若以漢、魏、晉間刻石紀功慣例相比，缺憾相當明顯。某些紀功碑銘必不可少的內容，在上述六段內卻完全看不到。
首先是時間。大凡意圖借紀功碑銘垂名後世者，其歷史意識當驅使作者註記下立功之時點或期間。檢諸石刻資料大抵可證此說無誤。
其次則主事者官職爵號，或者還多出主事者之郡望。當事人既不願名堙滅而不稱，刻石紀功，本質就帶有炫耀心態。有官位爵號者當然希望表現此時此地之身分，甚至表述自己的郡望，矜家門而榮故里。「刻石紀功」本身就與「謙虛」相矛盾。張益德既求留名千古，寧復含蓄若是？
換言之，若真為漢末張飛欲刻石紀功，至少該有的內容大約如下：
（惟）（漢）建安二十年（十二月），徵虜將軍領巴西太守新亭侯（涿郡）張飛……
以可見的漢、魏、晉紀功碑銘作對比，即便有所殘缺，仍可曰幾皆作是例。而「立馬銘」中，凡此類內容全缺，更僅刻石不滿二十五字，又無韻無偶，張益德也太寒酸了吧？
論者或曰：那是因為張飛僅用矛尖臨時揮灑而已。設若張益德果真膂力過人又內功深厚，「丈八蛇矛」更是神兵器，擊刺外兼可雕鑿，則多刻幾字，想必不妨。又何苦惜字如金儉吝若是？以矛代筆，怕只能當傳說，未可較真。
又，「立馬銘」內容不附郡望，若為真反倒破除了張飛出自士大夫家庭之說。加之銘文既非典正四言亦非巨麗駢驪，倘張飛果為此文，則張飛之文采，大概也只能用粗獷來形容了。或許這才是最初作偽者原意：本來只想為粗獷武人添花圈，不想後人眼花，直認戴花圈者必為美人矣！
真偽勿論，兩件首見於楊慎作品內所謂張飛工書的「證據」，已可見楊慎意圖塑造的張飛，是個有勇略又兼具雅興的人物了。
3、「新都縣真多山題名」
更進一步，《全蜀藝文志》還載有所謂「真多山題名」，聲稱作者為張飛。內容為：
王方平採藥此山，童子歌「玉爐三澗雪」，信宿乃行。
依此記述，則張飛非但通文，更有仙家風流了！
然而〈玉爐三澗雪〉實為改編自〈西江月〉之詞牌名，始創於全真教始祖王重陽，帶有後起內丹思想，並非漢末魏晉之道教。漢末之王遠得聽聞童子歌詩餘，內容又為唐宋以後方有之概念、詞牌，王遠仙人姑不論，張益德聞之亦不驚不怖不畏不疑，豈非咄咄怪事？
無論如何，楊慎筆下，張飛已多出了相當程度的美學、審美素養。既工書，又能賞景，時或愛「露一手」留下石刻題名。
（二）楊慎影響下之晚明材料並辨偽
1、「張桓侯與張遼書」
楊慎之後，推崇楊慎的曹學佺（1575 – 1646，曾任四川右參政，四川按察使）在《蜀中廣記*名勝記》中又給張飛添一件文物：
《碑目》：「閬中有張桓侯與張遼書，石刻漢文八分書」。
所謂《碑目》，應指《輿地紀勝》之《碑目》。然而《輿地紀勝》中實未之見。
此說究竟可靠否？仍應回到東漢末之歷史情境來探討。據《三國志*張遼傳》載，張遼本雁門馬邑人，初從幷州刺史丁原，後從董卓，再從呂布，呂布敗後降曹操，從曹操北討南征，嘗屯潁川臨潁、長社。此前經歷中看不太到他和張飛有較深交集的可能。當然史傳記載未必會鉅細靡遺，但至少欠缺積極史料說明張遼與張飛間的交情。不像關羽明顯曾與張遼共事並交流過。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後，張遼長期負責對孫權之防線，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北伐時，張遼一度被調離合肥，轉至陳郡，後再還屯合肥。終其一生並未負責西線防務，不曾與張飛對峙過。
張飛與張遼間，在個人則無證據顯示其有私交，在公事又無必須通信之理，為何張飛會有尺牘與張遼？設若史闕有間，張飛果真嘗與張遼周旋而未載於文獻，那麼二人通信何必僅只一回？其更奇者，魚雁往返便罷，又非檄文議論、道籙儒經，乃竟刻諸石崖，張皇其事，漢魏以來未見有此風氣！
要言之，無論自歷史情境觀，自漢魏碑刻慣例觀，所謂「張桓侯與張遼書」純屬子虛，縱有之亦必屬偽文物無疑。這個偽文物的聲明添了些與張飛有關的書翰記載，然而大抵還不脫前述楊慎所創造出的張飛像。
2、「張飛能畫說」
再次擴充張飛才藝，文獻可見就是明天啟間（1621 - 1627）出版的卓爾昌（浙江仁和人）之《畫髓玄詮》了。《畫髓玄詮》祖本為元朝夏元彥所著之《圖繪寶鑑》，卓爾昌據正德本或嘉靖本《圖繪寶鑑》改編重刻，改題作《畫髓玄詮》，另輯入關羽、張飛等傳說能畫者。後世稱張飛能畫，多引此書，惟為避清聖祖御諱而改稱《畫髓元詮》。
然而卓爾昌書訛誤甚多，好篡易《圖繪寶鑑》內容，改後竟至幾不成文，而擅改韓昂序言，亦致吳麒之與韓昂二人言論混而難分。要言之，《畫髓玄詮》並非一嚴謹之學術著作，很可能只是書賈圖利花招。如此書籍而以之充證據，不亦危乎？
卓爾昌以前之重要書畫著錄皆不見張飛，已如前述。雖「張飛能畫說」亦晚明創造之偽說，然而自此張飛才藝除翰墨外更增丹青，他已不只儒將，更近乎文人雅士了。
（三）楊慎等人論述致疑
楊慎於明朝「以博學冠一時」，他在作品中宣稱張飛有「刁斗銘」、「流江縣紀功題名」（即「張飛立馬銘」）、「新都縣真多山題名」等文物傳世，稱張飛工書，卻無任何論據，相當可疑。
也許有人說，博雅如楊慎，言必有據。實則楊慎好矜奇炫博，又時而對文獻詮釋過度，《丹鉛總錄》出書未及四十年，陳耀文即著《正楊》一書指出其錯誤或值得商榷者至一百五十條！在此只稍稍舉楊慎作品內一例來看楊慎為文嚴謹程度如何。《丹鉛總錄*曹操欲用孔明》條中，引《抱朴子》所言，稱曹操「欲用乎諸葛孔明」，且認為此「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
《抱朴子*外篇*逸民卷第二》原文確實和楊慎引文所差無幾，但就沒「諸葛」二字。實則此處「孔明」為胡昭。楊慎誤解《抱朴子》「欲用孔明」一文，更未檢《三國志》而認為其「事不見於史」，何其不慎如斯哉！受楊慎誤導，博學慎思如胡應麟，竟也相信「葛洪記載『曹操請諸葛孔明而為之拒』」一事，由此可見知名文人影響力之大！
上例已可概見楊慎時或率爾立論。他說張飛善書，又不曾詳列證據，豈可徑視為真？要之，「刁斗銘」有目無文，雖宋人聲稱耕者獲刁斗，迄明初未援此作張飛善書之證，始造此說者即楊慎，而其說未可輕信。
四庫館臣評楊慎：「負氣求勝，每說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李慈銘（1830– 1895）更直指楊慎「喜杜撰附會，以英雄欺人」，仗著博學過人，好以偽資料或附會誇大之詞來欺世。引述楊慎言論若無其他有力旁證，恐難成立。
與楊慎約同時代之郎瑛，亦曾以所謂「刁斗銘」稱張飛善書。然而郎瑛所著僅止雜文，並無論證。實際上，郎瑛推崇楊慎，其《七修類稿》、《七修續稿》時或提及楊慎及楊慎所著《丹鉛》系列，稱許楊慎博洽，甚至在有疑慮的情況下仍認定「諒升庵不謬」，很可能郎氏此說一樣是受楊慎影響。
再，陳繼儒《太平清話》，四庫館臣稱其「雜記古今瑣事，徵引舛錯，不可枚舉」。他一樣推崇楊慎而受其影響，本身又或輕信雜說。如偽文物「壽亭侯印」就被陳繼儒稱為「知為漢物」、「製作古雅」。陳氏重彈楊慎老調而未給出具體論據，豈可輕信？
至於曹學佺，四庫館臣早已指出其著書多有訛誤。大者如《蜀中廣記》稱蘇東坡（1037 – 1101）寫詞與楊棟（？– c. 1264）贊虞允文（1110 – 1174），《提要》譏「允文采石之功。在南渡後。東坡之沒久矣。安得先有此詞！」案：曹氏書內雲：
楊直夫名棟，青神人。蘇東坡贈以詞雲：「允文事業從容了。要岷峨人物。後先相照。見說君王曾有問。似此人才多少？況蜀珍先已登廊廟，但側耳聽新詔。」按《小說》：「高宗曾問馬騏曰：『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幾？』騏對曰：『未試焉知！允文亦試而後知也。』」蘇與楊、馬皆蜀人……出《丹鉛錄》。
雖誤出於楊慎，曹氏未加揀擇而乃更添其誤。疏舛如是，其言寧可以為證耶？
後人震於楊慎之博雅聰明，又因為由楊慎開始散播，愈多作品引用「張飛工書說」甚至不考出處，造成一種「張飛工書說」乃古已有之的假象。經梳理後，易知其實不然。
五、層累變形：完全文雅化之張飛
受楊慎稱述張飛「刁斗銘」等作品的影響，張飛能文說開始發酵。謝肇淛《文海披沙》中〈武人能詩〉條，雖只認為樊噲、張飛、高敖曹等視同於文人是「武夫健卒」而以「宿根」能詩能文，且「能文」標準放得很寬：樊噲一番慷慨直陳也可以算「能文」。然而若對他該段斷章取義，加上所謂張飛「刁斗銘」，給人感覺彷佛張飛也同時兼能詩文，則張飛不只是稍具雅趣之儒將，更已稱得上詞章家了。
果然，張飛確實開始往這方面變形。除了有學養能通文外，甚至家世、相貌在部分人筆下都漸漸儒雅化。
（一）家世與教養：「富豪」、「本業儒」、「大學問者」
張飛是否出身富家，史料未載。此說實出自《三國志平話》，為《三國演義》所繼受。《三國志平話》雖稱張飛「家豪大富」，並未引申其出自書香之家。相反，卻是個衝動直接，好戰好酒，每每與各軍師唱反調，「煞麁」之武將。
然而後來乃有所謂張飛「本業儒」、「大學問者」說，文獻可見者有張光祖（1602 – 1680）撰於康熙三年之〈乃文辨〉。該文徑將張飛比做張良，認為絳灌之流皆不之及！然而該文虛構張飛早年本修儒業。稍有歷史感即知，所謂「侯平日將有事於科名」，誤將兩漢察舉徵辟當作隋唐後科舉，其偽毋庸多言。更毋論全篇內容混史料、《三國演義》及其他雜說為一談，極欠嚴謹。
至於其推論「非具大作用、大學問者，詎能智勇兼到」云云，更未免太酸腐氣。果真非大學問者不能有大作為，將置泗上亭長英雄劉邦於何地？遑論漢末三國已有之黃蓋、王平、丁奉，後世名將沈慶之、麥鐵杖、郭崇韜、楊業、荊罕儒、胡大海、額勒登保、鮑超等，皆為兼智勇之名將而不必為所謂「大學問者」。當然，就算是名將，張光祖顯然還是看不起「木強敦厚，不好文學」卻「可屬大事」為漢朝立大功的絳侯周勃，只願把張飛比作留侯張良，亂捧張家同宗，立論過於主觀！
到網絡時代，更有人直接宣稱張飛能詩能文，穿鑿過甚！果真張飛詩文俱佳，後世辛苦輯佚諸家如嚴可均、逯欽立等不應一無所獲。縱然鍾嶸、蕭統、徐陵、郭茂倩等人皆欠缺眼光，未曾評點收錄張飛作品，豈《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亦不願為張飛保留一鱗半爪乃至片言隻語稍稱其能詩文？恐怕事實只是：張飛並無這方面的專才，至少無特出之處而無文獻或聲名可傳世，並非所謂「儒將」。
也許讀者會懷疑，說不定後來人有獨得之秘，他們重新發掘了張飛的真實形象。王觀堂先生不就重視「二重證據法」，認為古物資料與文獻應並列齊觀？
「二重證據法」固應重視，但辨偽功夫實不可少。尤其明朝人偽造風氣興盛，治學作風亦不嚴謹，所遺資料應仔細檢視。已如前述，種種用以支持張飛能書能畫乃至本為文人之論據，全數欠缺堅實基礎，禁不起考驗。
（二）形貌：由「美秀多髯」至「無須美男子」
繼氣質改變後，張飛連形貌也再受到重構。此即所謂「張飛美男子」說。
最初楊慎雖欲將張飛儒雅化，似猶未在張飛形貌上大做文章。關於張飛的形貌，爬梳原始史料，全無可資徵引者。有之也已是晚唐李商隱（c. 813 – 858）〈驕兒詩〉中所謂「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句了。李商隱該句解釋稍有紛歧，唯無論此「胡」字如何解釋，至少其與口吃同屬被謔笑之樣態當無誤。
當然，李商隱所處時代距漢末三國已相當遙遠，不可以之為據亦屬實。然而被謔笑的「張飛胡」的確可能是後來「莽張飛」樣貌的先聲。其後劇作家、小說家底下，「黑臉」、「豹頭環眼，燕頷虎鬚」之說，紛紛出籠，或許正是依著「莽張飛」形象作的想象。
至晚明，董斯張（1587 –1628）《廣博物志*卷四十六*鳥獸第一*獸上》卻有如下記載：
張飛有馬號「玉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追」。《寰宇記》
萬曆間有此記載者不只一家。然此記載一樣可疑。可疑處且勿論，此記載雖未討論張飛本身形貌，卻似乎在張飛的「配備」上開了俊秀化的先聲：本來元雜劇中給張飛配備的坐騎是匹黑馬，時或稱作「烏騅」，此處改「烏騅」作「玉追」，似已將其坐騎改雅字。而歌謠中「人中有張飛」句，似兼贊張飛的神態與形貌，雖不甚具體，已予人想象空間。
其後李綠園（1707 –1790）小說《歧路燈》，則聲稱張飛是「美秀多髯」，秀氣化的同時，形象與關羽稍重迭。如此改造或與李綠園之士大夫心態有關。
時至今日，竟更有所謂「張飛美男子說」問世，欲徹底將張飛形貌變造成俊秀之生扮！
此說大要，謂張飛兩個女兒先後嫁給劉禪，必屬美貌，從而張飛本人相貌定當不差；更佐之以「傳說」「唐代工匠為紀念『五虎上將』張飛」所雕塑之「慈眉善目」「臉上竟沒有一根鬍鬚」之不知名、未確認之人頭石像，稱「該石像的發現，使人們對張飛的真實面容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證」。
關於此說，沈伯俊先生早已提出有力批駁。即：一、張飛外貌出身，史無明文；二、古人選後重德不重色，政治因素大於外貌因素，劉禪又不以好色聞，甚至董允公開不允許劉禪「廣後宮」；三、縱然假設張飛兩位女兒外型出眾，也不能推得張飛必為美男子，父母與子女間遺傳關係十分複雜。
沈先生所說已可充分釋疑。根本重點，即原始史料未載張飛相貌如何：既不像諸葛亮那樣有句「容貌甚偉」又不像關羽那樣被稱為「美鬚髯」。《三國志》裡周瑜好歹被稱為「長壯有姿貌」；而陳壽未載荀彧外貌，裴松之便為之抱不平而以史料補充其姿容；甚至如趙雲至少有《雲別傳》說他「姿顏雄偉」；被司馬家整肅之何晏而有《世說》不忘其「美姿儀，面至白」。其餘原始史料中述及漢末三國群英之容貌者猶不少，而獨缺「雄壯威猛」之張飛。第一手史料既未描繪張飛姿容，後人何由而得推論張飛為「美男子」？凡此種種，俱屬對張飛層累附加之雜說。或即專為反對《三國演義》而來：為翻案而翻案。
其實硬把張飛說成清秀飄逸的「美男子」，實在也只是種想象力貧乏。難道粗獷就不能有型？甚或難道不能是「驅幹雖小腹中寬」？無論如何，史料失載。創作者當然可以自由想象，然而非得以此作翻案文章，分出此是彼非，就不免可笑了。
六、張飛文人說成因探故
上述諸多所謂張飛能書畫說，最早出現的「刁斗銘」、「立馬銘」、「真多山題名」皆與蜀人楊慎有關。其後之「與張遼書」，載此說之曹學佺深受楊慎影響，曾長期任職於四川。再後所謂「喜畫美人」乃至「文人說」及近人過度詮釋之「新亭侯刀銘」，甚至網絡時代所謂「美男子」說，恐皆與楊慎帶起之張飛儒將形象所蕩起之漣漪有關。
為何會產生張飛儒將化甚至文人化的情況？為何楊慎要留下此類記載？底下試為之作初步探討。
元代以來，張飛雖為民間戲曲所深愛，卻似乎並未成為民間信仰之要角。他的「二哥」關羽，在宋元之際，其信仰已漸次普及至全中國，到了明朝，更加興旺。關羽信仰的展開使其文化程度大為提升，然而關羽雖屬俗所謂「蜀國」的劉備集團，卻一輩子未到過巴蜀地區，反而是俗所謂「三弟」的張飛曾在巴漢留有足跡。楊慎或許一方面為了力矯陽明學末流之空疏或避免前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偏狹，有意多方挖掘漢末魏晉六朝的詩文題材乃至文化人，另一方面更或許因為他自己是蜀人，對巴蜀地區懷有過多的情感與驕傲。出於抗衡或並美之心態，又加上搜羅地方文物而務侈川峽天府之勝，楊慎更願意稱道曾入益州的張飛。稱頌張飛、鄙視吳將猶且不足，便輕率地聲稱張飛有多種文物存世，書藝甚佳，以圖更拉抬張飛形象。
誠如史家劉知幾在《史通》所提到的，「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地理書者……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原為《四川總志》部分內容的《全蜀藝文志》，楊慎僅僅花了二十八天就編成，誤題作者、誤收非蜀之文處皆有之，而光環往往獻給特定名人。而楊慎在考據上雖有開闢草萊之功，在採掇故實時卻易輕信而好發異論，他筆下與張飛文物有關之三條內容：〈張飛刁斗〉（《輿地紀勝》詠刁斗銘）、〈流江縣紀功題名〉（張飛立馬銘）、〈新都縣真多山題名〉全都收錄在《全蜀藝文志》，確實不足為怪。
雖說對這種「郡國之記，譜諜之書」，「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然而由於楊慎博雅冠一時，廣受推崇，許多喜愛楊慎之時人或後人也就不疑有他，未假思索便接受所謂「張飛能書說」。又由於關羽信仰推波助瀾，有人堅信與「讀《春秋》」之關侯結義的張飛必非市井屠沽輩，因此張飛能書也就順便能畫了，也進一步變成「本業儒」了，也就變成「大學問者」了！
如此張飛，在部分文人圈裡成為談助，但實在太一廂情願，藝術性、生動性反不如《三國演義》裡粗中有細的莽張飛。因此雖能影響部分論述，偶充文人誇示博學用，究未成為主流形象。然而到了翻案成風的網絡世紀，各式雜說被挖掘出來，網絡的知識快餐文化與翻案意識結合，終於把「張飛文人說」發揮到誇張的地步：甚至連相貌都硬生生變造成俊秀文人！
七、結論：猛將的文士化——一個翻案意識下層累變造的個案
歷史上與關羽同為劉備手下「虎臣」，「功臨耿鄧親」的張飛，雖屢受後人歌詠，但在今存史料限制下，我們完全看不到他曾展現文士丰采的一面。而在市民藝術的創作下，史料上張飛的「暴」逐漸往「魯莽而可愛」的方向發展。
正在蜀漢地位漸受士大夫重視的同時，關、張二名將的相關文物皆相應出現。到了明朝嘉靖間，博學冠於一時，本身更愛翻案的楊慎，開始宣揚張飛有書藝作品存世。「刁斗銘」、「立馬銘」、「真多山題名」皆給前此俗文學下的「莽張飛」添了層異色。隨之而來的刻出八分書「張桓侯與張遼書」的張飛、「喜畫美人」的張飛乃至「本業儒」的張飛都出現了。以此為談助，與市民藝術創造下「粗中有細」的張飛相反而又相成，或作文人炫耀博學標榜見聞之一話頭。然而畢竟俗文學或民間戲曲影響力量較大，一般民眾意識中的張飛形象似仍較少與文士掛勾。
到了網絡時代的今天，喜出異同之翻案家或好奇愛博唯恐語不驚人的記者，藉著信息傳播之迅速與便利，正好拿張飛形象作題目。於是乎「能詩能文」的張飛甚至是「美男子」的張飛，都被說者以堅定的語調大肆宣傳，彷佛如此方能還古人以真面目般。在好事者眾口鑠金下，終於層累地堆砌出遠離史料的奇怪張飛像。新時代的層累變造與上古先民口傳神話互相映照，皆可作為歷史人物在大眾意識中變形的個案。
新時代的翻案，最初或與《三國演義》之名氣有關：上網炫耀見聞者每以異乎《三國演義》自喜，務以反《三國演義》為己任，更不曾撿擇辨析。而大眾意識又假時代之利更以加倍速傳播變形，人們每以為但凡不同於小說便真。虛虛實實，是邪非邪，漸至難分難曉。
《三國演義》藝術創作成分，人們知道得太少，卻想象得太多。真正在《三國演義》中精湛而有趣的歷史詮釋，未必有人細心挖掘；《三國演義》裡時代觀念錯置處也相對少人討論；反而今日「翻案家」們往往打不到要害，錯拿更誇張奇詭的偽說來聲稱《三國演義》「寫錯了」，這種怪現象背後的心理狀態也是個有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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