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我國曆史上絕對是一個特殊的存在。不是因為她的富足，也不是因為她的“軟弱”，更不是因為她的文官制度，而在於她的社會習俗。
在古代，由於封建統治者的需要，同時也是出於對於死者的敬畏，對先人的懷念，“入土為安”的土葬宗旨是我國曆朝歷代喪葬的絕對主流，火葬是遠遠不能被古人所接受的。即使到了今天，土葬依然是我國鄉村很多老一輩人心裡的首選。
然而縱觀華夏文明五千年，在趙宋王朝的統治時期，居然吹起了一股火葬的風潮，隱隱間竟然有取代土葬的趨勢，並引發了當時“土葬”、“火葬”的大論戰。
而如此超前的觀念，在中國古代史上只發生在宋朝，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歷史的奇蹟。
清明上河圖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三月，宋太祖趙匡胤為了“禁民以火葬”，頒佈了一道敕令，“京城外及諸處，近日多有焚燒屍柩者，宜令今後止絕”，這道敕令後被編入建隆四年頒行的《宋刑統》中；
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九月，監登聞鼓院範同上書宋高宗，他認為“今火葬之慘日熾，事關風化，理宜禁止”，建議朝廷“撥地令貧民葬親”，杜絕民間火葬。宋高宗趙構接受建議，並“申嚴法禁”。
然而事實上，自宋太祖開始， 兩宋王朝多次頒佈禁令以求禁止火葬，但無法杜絕這種社會習俗已經成風的現象。
北宋時期， 火葬主要盛行於東京汴梁和河東地區，全國其他地區也有關於火葬的記載，比如山東、蜀中、荊湘、閩浙、嶺南等，雖然比不上都城汴梁，但在當時絕對是一種挑戰世俗的行為。
到了南宋時期，江南各地的火葬一度蓋過了傳統的土葬，成為當時盛行的社會習俗。
宋高宗開始，兩浙路（即今天的浙江和江蘇南部的太湖流域一帶）就成為火葬最為盛行的地區； 自宋孝宗以後，蜀中的火葬大為盛行，而成都更是引領蜀中的火葬之風；此外，嶺南的廣南東路、江南西路、荊湘南路也都風行火葬。
宋朝地圖
當時宋朝還非常流行一種名為“荼毗”的火葬法，施耐庵的鉅著《水滸傳》中第25回的武大郎和第51回中滄州知府的小兒子，死後在棺材內火葬，就是“荼毗”的一種效仿。
火葬的盛行還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喪葬服務：城市中出現了“化人場”，只提供火葬服務；南宋的臨安城中還出現了類似“殯儀館”的服務機構，設有專門的房間供人存放骨灰罐。
兩宋時期的火葬風氣是不分貴賤的，這已經對傳統的土葬禮制造成了沉重的打擊，逼得宋朝統治者不得不妥協。紹興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 ，戶部侍郎榮薿指出：“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並向宋高宗提出建議：“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之民並客旅遠方之人，若人死亡，姑從其便。” 急於糾正社會風氣的宋高宗，同意了他的建議。
雖然南宋朝廷的“松火令”僅限於“貧下之民並客旅遠方之人” ，但這不得不說，在封建禮教的重重的重壓下，這也算是一種進步。
南宋臨安皇城
那麼作為程朱理學衍生地的宋朝，原則上更應該是堅守理學、對世俗異端打擊最深的朝代，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挑戰社會倫理道德，而儒家士大夫卻無力禁止的火葬現象呢？汪郎以為，這和宋朝本身的社會特性有關。
首先，佛教在宋朝的本土化、世俗化，使宋人已經接受了佛教的理念。
《東都事略》中記載：“近代以來，遵用夷法，率多火葬”，這裡的“夷法”就是佛教提倡的火葬。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為了能夠生根發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經歷了南北朝的佛法弘揚，隋唐時期的本土化，到了宋朝後佛教已經成為和儒家、道家並列的三大教之一。
佛教的本土化、世俗化後，它的思想和喪葬方式不再為世人所牴觸，也為人們所樂意接受。宋朝《搜採異聞錄》中記載：“民俗火葬，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
實際上，兩宋時期火葬盛行的地方，也是佛教活躍的地方：都城汴梁在宋徽宗時期有寺廟600餘座，兩浙路更是被稱為“東南佛國”，臨安在蘇東坡的筆下是“錢塘佛者之盛，蓋家天下”，蜀中、嶺南、荊湘也是佛教盛行之地。
寺廟
其次，傳統的土葬觀念講究厚葬，昂貴的土葬費用導致百姓無力承擔。
《周禮》認為“眾生必死，死必歸土”，傳統的土葬講究厚葬，在儒家的這種“入土為安”的觀念下，這才是後輩子孫孝順的真正表現。但是這樣一來喪葬的花費巨大，對於普通人家來說難以負擔。即使是士大夫之家，也是一筆不菲的支出。
而火葬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不需要花費太多的錢財，喪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量力而行。只要有錢，不僅可以在喪禮上大方的講究排場，請僧道做法事，還可以避免官府追究奢侈之罪，最後還能博個“孝”的美名。
對於普通人家來說，火葬能使他們免去舉債治喪的後果，出殯後的日子還能過得下去。這也就導致火葬首先在平民階層尤其是窮苦人家流行開來，“貧下之家，送葬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為便，相習成風，勢難遽革。”
然後，宋朝政治上崇尚寬厚的治國理念成為火葬的背後推手。
宋朝自建隆三年開始頒佈“禁火葬令”，直到南宋滅亡，期間雖然多次禁止火葬，但收效甚微，最主要原因還在於趙宋皇室採取的是一種比較寬容放任的治國態度，並沒有真的嚴令各級政府部門執行，更多的還在於各地百姓的自我約束力。
《宋史》記載：“其君一以寬仁為治，故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宋朝的立法非常嚴格，但在實際的執行中卻較為寬鬆。 宋朝以仁治天下，間接為火葬的推廣打開了方便之門。
古代漢族喪禮
最後，兩宋受到土地資源限制，因人口激增過快，導致地少人多的矛盾更為突出。
土地是人們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宋朝是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的巔峰，但因為國土面積狹小，人口卻成倍增加，導致 “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的現象成為當時最突出的社會矛盾。
在當時，為了維護儒家“入土為安”的喪葬宗旨，禁絕火葬以實現百姓死後有葬身之地，義冢制度也就成為兩宋王朝推行的主要國策。
然而隨著土地私有制進一步深入，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尖銳，死人與活人爭地的問題更加突出，義冢制度收效甚微，它成為兩宋統治者“推行土葬而不成，禁止火葬而不絕”的最根本原因。在火葬最為盛行的汴梁河東路，最主要原因就是“其境土狹民眾，惜地不葬”。
南宋人俞文豹的質疑也為火葬的盛行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明：
“今京城內外，物故者日以百計。若非火化，何所葬埋？”
耕織圖
當然，兩宋的火葬盛行，在當時已經嚴重挑戰了社會倫理道德，踩到了儒家的尾巴，引發了文人士大夫們的強烈不滿，指責火葬是大逆不道之舉，並希望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來改變這一局面。
只不過，士大夫們的痛斥並沒有起到作用，改變不了火葬的盛行。
宋朝以後，元明清三朝嚴厲禁止火葬，使其不能在宋朝的基礎上獲得突破性的發展，進而普及整個社會，但卻也無法完全根除火葬的習俗，個別地方依然存在著私自火葬的風俗。
明朝亡國士大夫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記載永康縣的八種弊俗，其中有一項就是火葬。
到了今天，火葬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徵。可有誰又能知道，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我們先祖的觀念就已經領先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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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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